云南的觉醒年代（上）
□ 文/龙梆企
“一直疏远正剧，但《觉醒年代》竟让我追起剧来。”类似的评论在网络上不少，加之目前豆瓣9.0的评分，充分说明这部历史剧的国民口碑。
人们对它的兴趣，除了大家大致已谈过的那些原因，还必定有一个潜在的语境。今天的中国人也正处在某种“觉醒年代”，和百年前的爱国者一样，对国家、民族的过去与未来，关切日渐浓厚。正是这相似的情景，让这个时代被重温。
这里不是要评论电视剧，而是引起一个话题——那些从全国各地来到北大校园里穿着长衫的新青年们，毕业后都去了哪里？在经历了时代激荡后，他们的人生，以及校园之外中国更大范围的“觉醒”是怎样的情形？换句话说，校园里的思想论争，还不是这个“觉醒年代”的全貌，接下来，我们就用云南所经历的变革来完成这个“觉醒”的拼图。
最初的觉醒
云南的“觉醒年代”，时间上比北京晚了几年。而最初的启蒙者，确实就是北大毕业的那批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学生。
昭通人龚自知是代表性的人物，他模仿《新青年》杂志，在昆明创办了《尚志》，“宣传民主和科学，宣传新文化”（《中共云南地方史（第一卷）》，p19）。
不过，模仿归模仿，在昆明当时的文化氛围下创刊的《尚志》，跟《新青年》还有一些思想距离。它没有《新青年》那么“新”，基本只能算新旧调和的产物。这一点，从两位创刊人的思想状态就可以看出。
《尚志》是龚自知和袁丕钧发起创办的。龚自知1913年保送北大文科预科，1917年暑假毕业，其间，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北大文科教授新旧两派的论争，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各种主张，他基本持同情立场。
袁丕钧对新文化运动也不陌生，但他属于另一个文化阵营，偏保守一派（用龚自知的评价就是“比较半封建化”）。他于1916年北大毕业，比龚自知早一年回昆，在省立师范任教。袁丕钧是袁嘉谷的侄子，而他的老师则是经学、史学大师黄侃，新文化运动中有名的反对派。
但是，有意思的是，老师一辈在北大打得不可开交，学生则在昆明搞起了合作，在昆明找到了共同的“敌人”。
1917年暑假，龚袁两人一见面，袁丕钧就很兴奋地说，“很好，免得我孤掌难鸣。”随后，他们商量如何在昆明搞点事。
龚自知：“教书打不开局面，还是仿照《新青年》来办一个杂志。”
袁丕钧：“哪里来的钱？”
龚自知：“让我碰碰运气。”
龚自知找了几个当官的，“我说要办杂志来搜罗地方掌故，提倡文史讲习”，随后果真弄到了每月100块的补助，杂志于是在1917年11月正式创刊。
在这之前，著名的辛亥革命元老、新文化运动中沦为保守派的章太炎到昆明，龚自知前去拜访，“谈到要办学术杂志，他大为兴奋，登时提起笔来，用篆书替杂志题上一个名字，叫作《尚志》”。
龚自知大概确实想把《尚志》办成《新青年》的昆明版。“我本来想仿效《新青年》用白话文写文章，但看到当时昆明风气不开，不拿出古文家的腔调来写，可能会受到文教界的齿冷，给杂志站不住脚。”所以，不得不在向新文化迈出一步后，退回了半步。
龚自知后来对这种矛盾处境有深刻反思。比如，他说，1919年2月25日出版的《尚志》上，他转载了李大钊的“鲍尔什维克主义之胜利”。但是，“我生怕受人指目为倾向过激，就另用笔名‘致志’写了《社会革命之过激运动》”，半真半假地批评十月革命。
而这种“思想上歧路彷徨，反复波动，忽冷忽热的混乱苦闷情况”，也不只是他个人如此，“而是有不少同调的人”“同时站在十字路口”。“觉醒年代”，也是剧变年代，特别是“十月革命”后，新文化运动再一次促使中国思想界分裂，于是几年前还是兄弟、战友的，后来又变成了仇敌。
昆明的思想界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其渐进的变化及其矛盾，都反映在《尚志》这个杂志的取向上。但是，这本杂志，正如1962年龚自知反思说，“尽管自命为新文化而摇旗呐喊，但只是运动当中一名右翼走卒，大大跟不上时代。”
1919年10月，正在经历五四运动激荡的昆明，思想、组织上开始跟上全国的步伐。《尚志》走到了它的终点。而此时23岁的龚自知的人生也发生了转折，从日本游学回来后，1920年5月，在云南少壮派军官支持下，他创办了更激进的《民觉日报》，10多天后因批评唐继尧专政被“打断其左右两手和右足”，这位启蒙者付出了身体的代价。（《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P138-145）
国文的重要性
杨春洲也是昆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经历者。1919年，他16岁，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读本科，他的英语老师就是龚自知。从杨春洲这种学生角度，我们更加能够理解在昆明搞新文化运动的不易。
“学校的方针政策是培养封建奴才。正因为是名牌学校，这方面的措施更严格。”云南省立第一师范，现在属于昆明学院，在1922年云大创立前，是昆明最好的高校。它是公费学校，吃住穿、书籍、笔记本全都公费，所以，当时深受穷学生喜爱，2000名考生，只录取60人，选拔的都是云南的精英。
也正是因为依赖于政府全额拨款，所以这所学校跟蔡元培任校长前的北大也有相似的守旧氛围。蔡元培改革北大时说，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研究学问。而这恰好说明过去的学校，谋求一官半职的风气最盛。昆明的省师大概也如此。
杨春洲批评说，学校开设有数理化生物等自然科学，以及英语，但“教学极不正常”，认为这些学科“没什么用处”。那么什么有用？国文，而且是以文言为主的旧国文——恰恰是新文化运动中要批判的东西。
“上师范是谋取资格，只要把国文学好了，能写文章，能做公文，能写应酬书笺，毕业后既有资格，又有‘才能’，就能就业甚至飞黄腾达”。
文言教育如此重要，所以旧式文人还掌握话语权。杨春洲说，省师当时有两个有名的国文教师，其中一位袁蔼耕（袁嘉谷之子），对《文心雕龙》倒背如流，他们“一贯厚古薄今，不但看不起白话文，甚至明清以来的文字他们也看不起”。
学校保守，教师保守，那学生的态度如何？
杨春洲说，像他这样的学生，在这种风气下就“好高骛远”“眼高手低”“崇拜古文”。至于人生“理想”，则是练一手好字，谋一官半职。（《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四辑）》，p4-7）
学校师生如此，难怪北京归来的袁丕钧和龚自知等人，会在苦闷之余，另谋启蒙的新路。结果就正如前面所言，也未能打开局面。
新文化运动，白话文是焦点之一，文人的新旧也就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对白话文的态度，而昆明新文化运动成效有限，也受制于这种更为大众化的语言文字的推广困难。那么，为什么白话文那么重要？
用今天网络时代的经验很容易理解，白话文（也叫语体文）在当时的意义，就像现在自媒体对于传统媒体的意义。它让个体表达更加轻松、自如，是推动社会启蒙的根基性的变革，“提笔作文，不再像从前那样焦头烂额，而是可以挥洒自如，容易脱手成章”。改变的已经不只是写文章的用语，也是思考中国的新方式。（《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P145）
1917年的《尚志》想用白话文而不敢，但到第二年，1918年《救国日报》创刊时就已经没有这个顾虑了。主编张天放是腾冲人，1893年出生，参加过1911年的腾越起义，后来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1918年被云南留日同学推选为代表回昆明组成救国团，为了抗日救国创办了这份启蒙大众的刊物。
龚自知和张天放是同龄人，都是在省外培养的云南“新青年”。他们在外求学，并把从外面学来的进步思想带回云南，启蒙云南。不同之处是，一个在北京成长，一个则在日本留学圈里受影响。不过，这两位加起来，多少表明，云南的“觉醒年代”道路不止北京这一条——至于这两条道路有没有一些区别，这里就不赘言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风雨同舟（专辑一）》，p36-37；《中共云南地方史（第一卷）》，p30）
云南人的爱国与革命
尽管1919年前夕，昆明学界的思想依旧不具备北京那种新文化氛围，但云南的思想界却有一些突出的优点，那就是地处边疆，有跟帝国主义打交道的经验——被欺负的经验，所以反帝爱国热情炽热而真诚。
杨春洲是石屏人，他回忆说，在建水、石屏等地，经常看到法国人欺负他们的越南奴仆的场景，而在滇越铁路上，又经常有法国人或他们的越南奴仆，大声辱骂、殴打国人。“这种现象，激发着青年们对帝国主义的无比仇恨，唤起了誓死不愿当亡国奴的爱国热情。”（《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四辑）》，p4-7）
比杨春洲小几岁的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学生杨青田，对云南五四以前的社会风气也有一番观察和分析。云南，“一般说较之先进省份为落后，但有它的特点。……在反帝斗争中是个前线”。对帝国主义有切肤之痛。杨青田也提到滇越铁路，这是知识分子们出滇不得不经过的路线，但因为要路过法国殖民地越南，所以经常受到各种各样的羞辱。
比如，“在检查身体时，一中国人偶然一笑，即被法国人从背后往他屁股上猛踢一脚。”“我的帽子，也在检查中被他们扣下。”杨青田总结说，“这一切都激起了人民群众正常的愤怒。”（《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p14-15）
经历过帝国主义的霸凌，云南的知识青年在那个觉醒的时代，很快就成为革命的先行者。比如，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在北大读书的云南籍学生王复生、王有德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的行动。第二年，他们还与邓中夏等19人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组织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成长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而在清华学校就读的白族青年施滉在五四运动中，担任清华学校学生会会长，也是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中共云南地方史（第一卷）》，p27-35）
云南本身就具备培养时代“新青年”的沃土，所以，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还只是昆明一个中学生的杨青田，很快就成长为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从龚自知、张天放到杨青田，云南觉醒的速度越来越快，终于赶上了全国的速度，并在本土培养起了肩负时代使命的新青年。不无巧合的是，龚自知、张天放后来是进步的民主党派的杰出代表，而腾冲人杨青田在进入北京大学读书后，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几位后来都有交集，杨青田后来回云南参与到云南建党，为党的统战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
（责任编辑 刘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