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商业精神的历史文化解读
◆文 / 云南财经大学 牟军
云南商人是特色鲜明的地域商人。与国内其他十大商帮相比，云南商人具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征，一是具有民族性。近代云南商业史上活动较为积极和影响较大的商人和商帮多集中于汉族、白族、回族、藏族、傣族之中；二是具有地域性。云南和缅甸、越南、老挝三个国家接壤，并且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和孟加拉等国都是近邻，地缘优势造就了滇商的主体贸易与国际贸易相关。
考古和典籍证明，至少在公元前四世纪以前，中国西南经云南通往印度的陆路交通和经济往来就已经开始了。云南的传统国际贸易网络，不但可直接通往东南亚、南亚，甚至远及中亚与非洲。云岭大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区位和民族性特征，使滇商开启了我国最早的民间国际贸易。
云南商业精神指的是云南商人在长期经商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为社会所普遍认可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与精神特质，它凝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显示着云南地域文化的特征，在滇商的兴起、发展、鼎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炼和总结云南商人在商业活动中表现出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对挖掘滇商文化，传承滇商精神，推动新时代云南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和启示意义。
一、开放包容精神
云南地域文化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点，植根滇土的云南商人也具备开放包容的精神特质。这一精神特质是走天下的云南商人数千年间吸纳融合中外各地所到之处的多元文化与云南多民族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
1.走出大山谋生计，敢为人先、敢领业先的开放精神是滇商兴起与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云南地处云贵高原，山区面积占94%以上，地形复杂，物产虽然丰富，交通不便却极大制约了云南省对内对外的物资交流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云南先民却不甘心屈服于地理环境的局限，他们以开放的胸襟和气魄，克服交通的艰难险阻，走出云贵高原，谋求与外界的往来和联系。
早在先秦时期，云南先民就通过“五尺道”沟通了西南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到了汉代，又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通过“蜀身毒道”开始了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贸易往来。这条被历史学家们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古老商道，自开通之日起就从未间断，被认为是蛮荒之地的西南边陲，俨然成为对外贸易的最前沿，而蜀身毒道也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联系外界的唯一通道。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沟通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对外贸易关系上，云南起着国内其他地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滇商开拓进取的精神也在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大放异彩。比如，腾冲商帮“洪盛祥”商号创办人董绍洪（？-1905年）的经历就充分体现了滇商的开放精神。他年少时正逢动荡时代，为生计所迫到缅甸寻找商机，经历了创业失败，差点流落街头。在同乡杨二老爷帮扶下，他从头开始积累资金，于1875年与人合伙创立“洪兴福”商号，先后在腾冲、保山、下关和缅甸八莫、瓦城设店经营，主要从事滇缅贸易，从缅甸和印度进口棉花、棉纱运至云南、四川销售，再将四川的黄丝以及云南的山货、药材出口到缅甸。1888年，董绍洪独资创建了“洪盛祥”商号，随着其经营的物资越来越丰富，这个家族商号逐渐发展成为驰誉滇印缅的跨国商号。
2.走出大山开拓市场，合作交流的包容精神是滇商生存与发展的成事之基。云南邻近东南亚、南亚地区，在族群及文化诸领域具有深远的历史关系。东南亚、南亚各国族群众多，民族文化丰富多彩，如果没有宽容大度的心胸，一味计较利益得失，是无法在贸易往来中达成合作的。滇商身处文化多样的贸易环境中，只有具有包容精神才能获得发展和壮大。比如，喜洲商帮“鸿兴源”商号创始人杨鸿春在经营上以国际市场的行情作导向，大胆调整商号的经营布局，开设鸿兴源总号于昆明，设分号于上海、重庆、香港及国外瓦城、仰光、加尔各答等地，实施多品种、分地区、差别化的经营销售战略，尊重各民族各地区文化习俗。正是由于鸿兴源的这种包容精神，使其一跃成为滇西乃至云南著名的商号之一。
二、诚信守义精神
“诚信”是滇商实现人生价值的立身之本,而“守义”是滇商事业成功的有力保证。诚信的内涵自古至今从未变过，一直都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基本规范的中国社会的优良品德。“守义”是指遵守道义、遵从正义，为人义气，有责任有担当。
1.滇商诚信守义的精神首先表现为以诚待人、以信立本。比如，喜洲商帮“四大家”之一的“复春和”将商业信誉视为本号的生命。有一年，昆明一客商向总号订了一百多驮云县春尖茶，质量、货价都已商定，并预付了部分货款，结果马帮在驮往昆明的路上遇到几场大雨，有一部分茶被雨水淋湿，等快到昆明碧鸡关附近时，马锅头将淋湿的茶叶倒出来翻凉、晒干，再继续运往昆明。昆明号上的人知道后打电话回下关报告此事，并认为将几驮淋湿的茶混在大批茶叶中交货无碍大事，但总号坚决不同意，坚持把淋过雨的货卸在一边，并跟昆明的客户讲清楚情况，将淋过雨的茶叶做降级、折价处理。正是这种“以诚待人、以信立本”的态度感动了客户，从此与复春和商号保持了长期的业务往来和商业合作。
2.滇商诚信守义的精神其次表现在简约自律、勇于担当。比如，创立“永昌祥”号的严氏家族俭约自律、乐善好施，至今还是喜洲民间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严家为了做到诚信经营，专门建立了一套科学的管理和经营机制，主张讲信誉、求名牌、重商德，有着严明的十条号规。永昌祥的号规涉及面广，要求严格，不论老板还是小工一律照章执行。对道德败坏、嗜赌成性、娶小老婆等劣行的员工坚决“出号”。“永昌祥”商号这种俭约自律、勇于担当的理念和规定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3.滇商诚信守义还体现在他们和衷共济、抱团合作。中国商人都特别重视人际关系，尤其是地缘和血缘纽带关系。对于云南这么一个边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而言，商人群体的认同与聚合，不仅有非常明显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家族关系(亲族关系)、地缘性同乡关系，还有民族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使他们能够在发现商机和有利条件时，乐于与商业伙伴共同分享；而在遇到困难时，也能够同心协力，共渡难关。比如，喜洲商帮的商人之间因为人缘关系，抱团合作的优势十分明显。朱家桢、刘敏江、王汉武等先生在《大理县喜洲白族社会经济调查报告》中的调查记录说:“喜洲商帮的四大家族相互间都有密切的亲属关系。如严宝成父与杨润馨母是兄妹，严燮成的妻子是杨炽东的姐姐，尹辅成是董澄农的外甥，严宝成和尹卓廷又是儿女亲家，而尹卓廷和尹辅成是同族兄弟，等等。”永昌祥的合伙人“除彭永昌一人为汉族外都是喜洲白族，乡土观念起到了维系总号的作用。白族商人之间由于通婚、联姻，在亲族、亲属关系上十分密切，相比其他民族更易相融；在旅外经商过程中，也更容易相携共济。”
三、家国情怀精神
在滇商这一民族性比较突出的商帮群体身上，个体对家庭、家族和国家所怀有的、始终萦绕在心头的牵挂、思念、关怀之情表现得比较突出。
1.爱国爱乡、回报故里。滇商中的大多数在具有一定的物质财富之后就会去回报社会，铺路、搭桥、施药、救助、赈灾，在国家危难时出钱出粮，为国家和人民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滇商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在追求个人的社会价值，他们深知有国才有家的道理，在国家危难之时尽己所能去帮助国家渡过难关，主动担负社会责任。《百年滇商》系列丛书总序中写道：“云南商人最是心系家乡的公益事业，最是关心国家的命运，从弥勒商人王炽到宣威商人浦在廷、大理商人李琢庵、保山商人梁金山、腾冲商人寸玉亭，他们无不积极投身于社会大潮之中，捐出自己的财产，为社会变革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确实是云南的一大商业精神。”比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旅居印度的知名爱国侨领马铸材凭借自己在滇康藏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实力，利用当时茶马古道这一中国大西南唯一的陆上通道，从印度购买物资和药品运回国支援抗战，联合当时有丰厚资本的“恒盛公”“永昌祥”“元德和”“协树和”等几个商家，共同集资法币二十五万元购买一架美国战机捐献给国家。由他发起，在印度葛伦堡藏汉侨民中组织开展“抗日月捐”活动持续多年，表达了侨胞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
2.施仁布泽，乐善好施。滇商在做到一定规模后，不仅立足自身企业，还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比如“永昌祥”素有关注地方建设、热心公益的优良传统。创始人严子珍痛感喜洲缺医少药，尤其是缺妇产科医生，捐资创办了喜洲医院和大理苍逸医院，并在喜洲设产科专门学校，培训乡人助产技能，大大降低了喜洲及附近地区的分娩死亡率。其子严燮成在经商过程中，深感国家兴盛、地区富裕在于发展生产、振兴实业，于是与德国西门子公司协商，在西洱河建水力发电厂，并成立下关玉龙电力公司，解决了下关的照明和生产生活用电问题。
四、坚韧不拔精神
交通不便历来是云南经济发展受到掣肘的重要因素。严酷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多地少的社会环境，使得云南商人力图通过对外贸易解决温饱问题，振兴家族事业的欲望特别强烈。秦汉魏晋时期云南对外交通的要道有两条:蜀身毒道(包含五尺道、灵关道、南夷道、永昌道、缅印道)、进桑糜冷道。这些交通路线从不同的方向向南、西南辐射，进入云南以后，便与云南境内各民族地区的交通网络衔接，最后与外部世界相连。
其中，五尺道是古蜀国与当时“西南夷”地区，特别是滇东和黔西交流的必经通道，也是古蜀国与西南地区乃至境外沟通的重要通道之一。五尺道经过的地区，山高水险，道路十分艰险。《汉书·王莽传》载:“僰道以南，山险高深。”还有蜀身毒道上的永昌道，作为蜀身毒道上通往缅甸和印度的重要门户，成为汉晋时期中、印、缅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站口。这里中外交往十分频繁，故有“汉至永昌郡，西通大秦”之说。但是，这一段的交通仍然险峻，高耸的怒山、汹涌的怒江和陡峭险峻的高黎贡山，道路之险无与伦比。
虽然通往省外的各路交通都异常艰险，但滇商依然发挥坚韧不拔的精神，越雪山，跨峡谷，肩背马驮各种商品，联络四方，与中华各民族休戚与共。
本文系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近代滇商家国情怀的精神价值及当代应用研究”（2021J0589）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刘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