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性、民族性与思想性的联结——读苏钰琁历史小说《七日》
◆ 文 / 昆明学院 杨雪
《七日》聚焦“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是彝族青年作家苏钰琁书写的历史小说，以西盟为主要叙述场域，以李保罹难的“七日”为引，吟咏少数民族同胞与各族同胞之间的深厚民族情谊，在钟灵毓秀的佤山画卷中，将民族团结的深刻主题镌刻于《七日》文本。《七日》通过讲述土司代办李保与西盟少数民族首领头人们进京参与新中国建立一周年大典，回乡后共立民族团结誓词碑，被国民党残匪胁迫于军营最终不屈而英勇就义的故事，描绘了云南西盟各民族同胞在民族团结上的巨大进步，歌颂了李保、拉勐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头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齐心一致而黾勉尝试的勇气，以及后期坚守民族团结底线的决心，赞扬了中共党员、解放军战士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民族和平交融所做的切实贡献，是一部具有强烈现实性、民族性、思想性的历史小说。
一．现实性：新中国民族团结誓词碑事件的真实写照
《七日》以顺序倒叙穿插铺开叙述，设置李保被挟持与民族头人进京观礼、召开民族团结盟誓盛会的双线索，直击现实。小说所呈现的形象皆是以历史真实人物为原型，加以细致深入的田野调查，最终将这样一部以历史为蓝本，以艺术为手段，以现实性为特征的长篇小说呈现于读者眼前。
《七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首先体现在题材的选择上。作者取材于真实事件，即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庆典之际云南普洱专区民族代表赴京观礼，以及1951年元旦前普洱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的召开和元旦当天“民族团结盟誓”仪式的举行。“民族团结誓词碑是新中国民族团结的见证，也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政治格局下，西南边疆各族人民拥护新中国政权的举动，是西南边疆各民族走向团结进步的象征。”对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具有重要意义的民族团结盟誓盛会，《七日》将简略的历史事件加以合理的想象与扩写，尤其以拉勐对于入京观礼的踌躇不决，几次启程而又返回，贴合少数民族同胞的实际情形。拉勐作为传统民族秩序的维护者，势必对于共产党“颠覆性”的民族政策表现出观望与踟蹰的态度，小说中拉勐态度的反复转变，并不是刻意地去制造悬念，而是在合理化的前提下将少数民族同胞对于中央民族政策的犹豫情绪外化成具体的行为，使得矛盾与冲突更加清晰地展现于读者眼前。
《七日》的现实性体现在对现实问题的正视。民族问题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急需解决的大事项，各级政府为推进民族发展与交融付出大量的物力与人力，在多方力量的协助之下，少数民族事务的处理获得较大的进展，但无法回避的是，民族团结从来不是一条平坦无碍之路。作为一部历史小说，《七日》不避讳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少数民族几大阵营之间敏感而又微妙的关系，站在现实主义的高度，用写实的笔触描写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和平解放之前，西南少数民族之间彼此摩擦不断的真实情况，以及少数民族与共产党、国民党之间微妙而又敏感的关系。少数民族彼此之间的摩擦，国民党与少数民族的制衡关系，共产党与国民党在争取少数民族群众时激烈的斗争，突出了民族团结进程中的重重阻碍。“新中国成立至今，整片佤山看似迎来了新春，一派欣欣向荣，其实暗地里的波涛仍然汹涌动荡。各方势力还在角斗，式微者还在挣扎，企图分食哪怕最后一滴羹汤。”在《七日》中，多方人物的互动描写是展现这类微妙关系的手段，佤寨与傈僳寨两个寨子发生冲突后，众头人聚集商讨后续的场面，展现出如一幕戏剧般的强烈画面感，“眼前大厅里的砖石地板，委实限制了他的发挥，只能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以提醒诸位，县长大老爷来了。”“‘肃静！肃静！’秘书出来喊，头人们却听不见似的，闹嚷嚷乱作一团。”“‘听高县长说完！’李保抬起手，头人们立刻噤声。”高强武这一倒戈国民党的县长无能又装腔作势的样子在众头人面前毫无公信力，地方治理的不力使得少数民族村寨间形成了以土司代办李保为核心凝聚起的地缘性多民族群体，复杂的人物关系便在这几处细节中得以清晰明朗。
二．民族性：浓郁的西南民族文化特色
作为彝族作家，苏钰琁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天生有一种亲和力，且在其写作过程中曾多次前往佤山，进行大量采风与采访工作，将自身所感受到的各民族自然与人文风情汇集于《七日》之中。
作者采用少数民族空间叙事，将主要故事情节落笔于西盟佤山，把读者带到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西南民族聚居区，无论是晨雾中深谷般幽静的自然风光，或是听小雀辨吉凶、以木碗盛烂饭的朴拙文化，都为读者营造出活灵活现的民族生活图景，给广大读者带来了陌生化的审美体验。
“偶有几条小道岔进山林，随着山形地貌又弯又绕，远远地，像羊肠，也像老妈妈绣花的线。沿着一段起伏到了顶，放眼望去，才发现自己仍置身山中，人仿若只是那广阔延绵的苍翠里的一片草叶。”西盟位于滇西南的群山之中，近乎白描的陈述将佤山人民的生活环境描绘了出来，在小说中奠定佤山神秘原始的整体观感，“又弯又绕”的山路暗示李保此次出行命运的曲折，将人视作苍翠中的一片草叶表现出少数民族“万物有灵的原始观念”。“佤寨的房子是清一色的四壁落地房，一般分上下两层，上层住人，楼下堆放柴火，饲养猪鸡牛马。”
其次对于民族风俗的引入，营造出神秘的少数民族人文风俗氛围。作者采用正面描写，对佤山民族尤其是佤族的民俗风情做了丰富的展示。所谓民俗是“一种传统力量而使社区分子遵守的标准化的行为方式”。生活在群山之中的民族同胞，保留着最为本真地道的民族文化特色。比如，出现于普洱专区兄弟民族代表会议上的剽牛盟誓，牛倒地后头的方向各有寓意，奏响铓锣、手持镖枪、念祝词、以枪刺牛、看牛的倒向，鲜活的现实场景通过对民俗事象的描写而得以立体化、形象化起来。
《七日》中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于民族民间文献的选择非常具有代表性。以拉祜族为例，在第四日《曰归》的开头出现的拉祜族年歌，“只见太阳呵，出了又落，落了又出。只见月亮呵，胖了又瘦，瘦了又胖。”长短句交错，极其讲求对偶句式是拉祜族民间文学最为突出的特点，使人一眼便能感知其隶属。民间文学的审美特征之一便是“重复经历的审美体验 ”，“民间文学的审美体验一般也不重在新奇，不在于听觉和视觉的新鲜感刺激，而在于对自己熟悉的口头传统的记忆”。《七日》中这些类似选段针对不同的阅读人群便产生了不同的审美体验，对于民族内部的民众，更易于引发他们产生共鸣，唤醒他们内心的民族集体无意识记忆，从而导向对于自己传统的认同与眷恋；而对于外族民众，则更多的是一种拓宽民族文化认识的作用，增加阅读过程中的趣味性，获得对韵散结合文本的审美体验。
三．思想性：民族团结与多文化融合的主题
早期的少数民族文学中，涉及少数民族的内容多是一种风景化的存在，“并且在很长时间以来，这种风景化是作为异域风情式的存在而被津津乐道的”。但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以少数民族文学思考重大时代与社会问题的可能性的思路禁锢正逐渐被打破，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同样可以秉持着与时代共振的立场，这便使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得到极大的提高，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书写题材也得以拓宽。
《七日》中的思想性体现在小说对于现实重大问题的观照，作者留意到当下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调，于是选取了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立的前因后果为叙述线索，着眼于民族团结的核心主题，在汉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等众多民族的互动交流中，表达民族文化发展“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
在《七日》中，存在有两条叙述线路以表现民族文化交融的状态，第一条叙述线路是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交融，“汉族建筑的斗拱、飞檐、雕花和佤族建筑的竹编栅栏墙结合。”舒炳忠在西盟办公处的房屋装饰已经暗示出民族交融一体格局。佤族以小雀叫声作为报送吉凶的信使，拉勐在动身前往北京前，多次以小雀叫声不吉改变出行计划，严春虽为汉人，却十分明白民间信仰在少数民族同胞中的重要性，于是他心里也认为“当真是无法反驳的理由”，正是这种理解与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态度，最终打消了拉勐的顾虑，佤族头人踏上了进京之路；另一条叙述线路便是少数民族间的文化交融，在《七日》的前半部分内容中，佤寨与傈僳寨爆发了严重冲突，头人互不相让，当时间转移到立碑前夕时，李保以非佤人的身份提出以佤族仪式来聚拢起各兄弟民族，而众头人也不计前嫌，一呼百应。民族间的间隙在此刻因一句句“同意”不断缩小以至黏合。
在新中国建立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存在于其历史之中不可回避也不用回避的内容，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如何将这个主题放入文本之中而不显得生硬是作家需要重点思索的问题。在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七十一周年之际，将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联系，透过西南民族代表性领袖的经历，将这种宏大的命题以微小细节表达出来，引导读者自己去感知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历程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博弈与尊重，这便在一定程度上替换了直接解读政策文件的突兀。这也是在另一方面作者写作时思想性的体现。
《七日》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立始末，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精彩纷呈的形象，营造出神秘素朴的民族文化氛围，将重大话题循序渐进地表现出来，实现了现实性、民族性与思想性的联结，奏响了一支意蕴深厚而又百花齐放的民族团结之歌。
（责任编辑 方绍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