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民族中小学生版

往事并不如烟——读《罗作舞者——普思成则》

原著

□  文 ·图  /  龙成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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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964年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在京举行,全国53个少数民族,近700名少数民族群众参与演出,演出持续了1个多月,并得到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这次规模空前的少数民族民间文艺汇演中,云南组织了多民族代表队,其中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县有7人,分别是垤施、洛孟彝族代表队张长寿、李机发、李里五、普思成则(后来改名普玉芬)、高文二、李正兴和哈尼族歌手李嫫努。半个世纪过去,这段历史很少被提及,也很少有人讲得清楚。这次我们介绍的《罗作舞者——普思成则》,就是当时参与这次演出的彝族歌手的传记。

这部由普玉芬家人撰写的传记,不仅记录了她参加这次演出的见闻、感受,也讲述了这个彝族女歌手的思想世界,成长以及坎坷身世。从个体的角度,为我们勾勒了云南民族文化传承与振兴历程中的若干历史细节。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民族文化走到今天,是无数的有名或无名的文化英雄努力付出的结果。这是今天很值得倡导的写作方向,我们应当回顾这样的历程,讲述他们的故事。

2017年7月,民族民间音乐保护机构源生坊在红河县垤施村向当地人做一次展览,向他们介绍垤施音乐歌舞辉煌的过去,以鼓励那些只是偶尔返乡的垤施青年,继续传承本民族的音乐文化。

我负责展览策划,收集垤施音乐歌舞的历史。但采访当地“非遗”传承人,连当地资历最深的省级传承人王里亮也说不清楚。为了进一步了解、核实,我找到了民族音乐学家——红河州的李元庆先生。

李元庆先生对这段历史非常熟悉。1964年,他在红河县文化馆,负责召集、组织这次演出。电话中,已经80岁高龄的李先生准确地为我勾勒了垤施、洛孟歌舞演出的历程——1952年逐步为外界所认知,先后参加了多次地州和省级的演出,1964年被选中进京,参加了文化部、国家民委联合主办的首届“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

李元庆先生还告诉我,当年进京演出的一位垤施女歌手的丈夫已经写了一本回忆录,即将出版。今年4月底,我到蒙自时,拜访了李元庆先生。他送了我一本书,书名叫《罗作舞者——普思成则》,正是去年他提过的那一本。

为妻子立传

该书的作者刘登品,是距离垤施几公里的洛孟的汉族,也是普玉芬的丈夫。他的经历很值得一提。他1940年出生于红河县洛孟村,在红河县读完高中,做过小学老师,后来从县政府退休。因家庭成分不好,早年遭遇坎坷,而这也直接影响了普思成则这位彝族歌手的前半生。

1964年,筹备进京演出期间,刘登品曾调入红河县文化馆,协助他在中学时的老师李元庆先生工作。因为精通汉语、彝语和哈尼语,他担任了很多翻译和沟通工作。因此,他不仅是普玉芬的家人,也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

更为难得的是,刘登品热爱写作。上世纪80年代后,就曾参与红河县志编纂,此后又开始写散文发表,写个人传记出版。这本《罗作舞者》,是在李元庆先生鼓励下完成,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人生传记,几乎可以视为红河县彝族的音乐文化史。

当然,这又不同于一般学术范式下的写作,刘登品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和普玉芬的家人,他给我们呈现的不仅有丰富而准确的历史细节,也有当事人的心态、观念和对一些具体事物的看法。

比如,1964年去北京演出时,红河县推荐了一位哈尼族女歌手,叫李嫫努,20岁,家在红河县宝华乡俄垤村。刘登品被派往俄垤去动员李嫫努。

跟我们今天的认知完全不同,当时的李嫫努很不愿意参加,所以提出要求,要带一个女伴。这个要求当然很让人为难,但即使同意这项要求,在村里也找不到女孩子愿意跟她一起去。

原因出人意料:“李嫫努长得聪明漂亮,是俄垤地区方圆数十里的一枝花,又能说又会唱许多民歌,于是惹来不少风言风语说她是‘拿魂婆’。她的小伙伴们都不愿意与她长时间相处怕受‘染’;小伙伴的父母更是怕自己的女儿染上那种东西而千方百计阻挠。”

漂亮到没朋友的李嫫努和她的乡亲们那时的心态,很容易被我们对历史的宏大叙事所忽略。

刘登品后来是通过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帮她家种红薯,插稻子,一起劳动一起吃饭,才赢得李嫫努的信任,再加上本地区走出去的民族干部的动员,最后才把她“像哄小孩一样”带到县上。

有不愿意出来的,也有不愿意留下的。1959年,刘登品那时还是红河县的一个高中生,红河州在个旧搞纪念国庆十周年文艺庆典。刘登品等学生和普思成则等民间歌手,各自都出了节目,组织了文艺队去个旧参演(刘登品和普玉芬就这一次认识,先是普玉芬喜欢上了这位汉族小伙,后来又为了刘登品,出现逃婚等等传奇经历)。

参演结束时,州文工队领导决定吸纳两位红河县的民间艺人进文工队,其中一位就是普玉芬。这两位歌手都不愿意留下。刘登品说,普玉芬听到消息就哭了,而第二天走时,他们生怕被留下,一早就跑到火车车厢里坐着,文工队的人来了,无功而返。

看了《罗作舞者》后半部分,我们更了解普玉芬等民间艺人,尤其是女性民间艺人的人生境遇,不禁为他们1959年固执的态度感叹。但是,历史有自身的逻辑,在那样一个时代,那样的心态和各自家庭的境况下,他们都认为做了最正确的决定。

被选中留下的另一个人是垤施的高文二,后来他也参加了进京演出。他不愿意留下的理由是,“没读过书没文化,家中父亲生病住院”。普玉芬的理由,也颇为类似,说她是家里的老大,弟妹还小,要帮助父母干活。那一年普玉芬16岁,她错过了一个成为职业歌手的机会。

民间歌手之路

在那个时代,像普玉芬这样有上升机会的歌手很多。一方面国家的文化机构还在草创中,人才缺乏,体制灵活;另一方面政府和精英知识分子对民族民间文化的发掘和认知还相当有限,所以民间歌手的优势明显。

比如,唱《在北京的金山上》那位歌手雍西,她和普玉芬可谓同时“出道”,都参加了1964年的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观摩演出会,但两人命运完全不同。雍西是一位西藏昌都的工厂女工,因为在北京首唱《在北京的金山上》改变了命运(这首歌后来由才旦卓玛唱响全国)。当然,她现在被人们提起,还跟韩红有关。人们讲韩红的时候,经常也要顺便提及她的这位歌唱家母亲。

在红河县,一同去北京的哈尼歌手李嫫努,刚从北京回来时,名声甚至盖过普玉芬,因为毛主席接见时,周恩来总理在旁边介绍说,“这是云南的哈尼族”。所以,她被视为云南第一个被毛主席接见的哈尼族姑娘。但是,后来的李嫫努也与普玉芬类似,从民间来,又回到民间。

2000年,时隔35年后,普玉芬在红河县乐育乡一个村子找到李嫫努时,当年年轻漂亮的哈尼姑娘,已经变成一位老太婆,穿着一双旧胶靴,驼着背,眼睛也不好了,走路都不利索。

刘登品很动情地回忆了这段相见。因为当年是他把她请出来的,他见到了她的最好时光。

“阿尼—嫫努”(妹妹,嫫努),普玉芬叫了下李嫫努。李嫫努仔细辨认,一声“阿则”(阿姐),然后,两人抱头痛哭。

李嫫努的一生堪称不幸。两次亡夫,最后不得不改嫁给“比自己年长很多的老头”。儿女长大后,又或者出去打工,或者远嫁,只留下她孤独地生活。“不公啊!老天爷确实不公。”刘登品感叹道。

很多民间艺人的遗憾是,由于后半部分的人生没有继续从事音乐歌舞,所以他们前半部分的经历或者历史,无论再传奇,都可能被人忽略——人们认知历史,通常从历史的后半截开始。所以,他们成了民间文化历史上的“失踪者”。

对这些“失踪者”的过往,除了自己的家人还记得外,很难再变成公共知识,甚至连地方文化史编撰者,也未必知晓,或者有兴趣记录。

短暂的歌舞时光

《罗作舞者》的作者,以一个家人兼历史写作者的立场,有意或者无意地把普玉芬的个人史呈现出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这两个部分,正好是很多民族民间艺人,从民间出来,又回到民间的人生轨迹。

《罗作舞者》前六章,讲歌舞,讲少女的成长,讲美好事物。1964年进京演出见到毛主席,在会场嘶哑着喉咙高呼“毛主席万岁”,是歌舞人生的顶点。

第七章后,讲阶级划分造成的情感的壁垒,十年的等待,走进婚姻生活后,又遭遇两地分居之苦,在贫穷、疾病,以及二位孩子的早夭等一茬接一茬的打击下,一个家庭妇女在舞台之下暗淡的生活。

前者是喜剧,后者是悲剧。刘登品或许无意于构建一个少数民族民间女歌手的历史普遍性描述。但作为经历者,作为丈夫,他带着歉意的笔触,也多少写出了时代、社会对这位女歌手的亏欠。

从第十章“古稀之年唱新歌”开始,是后半段人生小的转折。2002年之后,在红河县城已安定生活多年的普玉芬,组织了垤施、洛孟籍的老人再跳家乡的歌舞。2015年,普玉芬获得州级“非遗”传承人身份,被刘登品视为人生的圆满总结。

刘登品总结了普玉芬的演出历史。参演大小演出89场,其中人民大会堂演出两次,一次是汇演,一次是领导人接见演出。这些演出,都是她16岁(1959年)之后的10年间完成。真正重要的演出,止于1965年。

被忽略的1965年

1965年,在李元庆先生的组织下,以这批从北京回来的演员为基础,红河县组织了“农村社会主义文化服务队”,普玉芬参与其中。

这个农村文化服务队模仿的是内蒙古的“乌兰牧骑”。该服务队用了50天的时间,在红河各村寨巡演,因为带着北京汇报演出的光环,很多老百姓都点着火把,走几十里到现场来看“毛主席也曾经看过”的音乐歌舞,并且学着跳彝族的罗作舞。

这次事件的意义,刘登品并没有完全展开叙述。但他提到一点特别重要,他认为,正是这一次全县的巡演,把垤施、洛孟彝族人的12套歌舞,传播到了红河县其他彝族、哈尼族村寨。

换句话说,今天红河县各个地方的罗作舞,都受了垤施、洛孟的影响。刘登品也指出,红河县哈尼族中,也有罗作舞,但他们的动作不像垤施成体系,而且文化的观念不一样。比如,在垤玛、三村一带,哈尼族把这种舞蹈叫罗作撮,认为是在死者灵堂前的舞蹈。

更大的区别在于,垤施、洛孟的罗作舞,有笛子、四弦、三弦、二胡、巴乌、草秆、树叶等七种乐器伴奏。这种伴奏从音乐史看,是很高级的形态。用民族学家吴学源的话,很多民族用了上千年的时间,也未能跨出合奏这一步。所以,垤施、洛孟的彝族罗作舞(也被学界称作“跳拢总”)至今都被音乐学者视为彝族民间音乐代表性的作品。

相比乐器部分,罗作舞的舞蹈部分要简单很多。舞者边舞边唱,歌词、情绪都很欢乐——这点与哈尼族祭祀性的罗作舞区别也是很明显的。

今天,罗作舞被列入红河县县歌,也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但刘登品批评说,外界把这种罗作舞视为哈尼族的歌舞,是一个误解。他甚至在该书的第一章,就考证罗作舞起源于垤施、洛孟的“历史”。

后继无人的现实

《罗作舞者》还为我们记录了很多民族习俗。比如,大家关心的世界性话题梯田文化,在刘登品看来,过去的几十年里发生了一些变迁。

以前,围绕梯田一年有两个重要的日子。一个是“咪叶思莱”,没有固定的日子,一般五六月水稻抽穗时每家在自己的田埂上举行。主要功能是祭献田神和天地,以保风调雨顺,秧苗健壮成长。另一个日子是八九月份新米成熟时在家举行,彝话叫“衣匹测食呆”,意思是让祖先最先尝新米。

普玉芬出生在梯田边,那一天是她家举行“咪叶思莱”的日子,所以,才取了“思成则”这个名,意思是“祭献田地神灵时在野外捡回来的小姐妹”。

刘登品还介绍说,这两个习俗在1950年前后还保留,1956年,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后,一些分到田地的农民“喜乐得又搞了一两年”,农村生产合作社搞起来后才慢慢淡化,“以至于完全消失”。

这种变迁几乎无处不在。罗作舞本身的变迁,更是让人恍若隔世。1960年初到这里调查的红河州歌舞团的张难在他的调查报告中写道:“在那里,你几乎找不到一个不会唱歌、跳舞和演奏乐器的老人、青年或儿童。歌、舞每时每刻都伴随着他们的生活,每当云散天朗的时刻,他们就吹起直箫曲《来维节和》……”

4年后,1964年1月,昆明的杨放又受文化厅和省民委的委托到这里做民族民间音乐调查。此次调查更为深入,杨放先生由此结识了普玉芬等一批优秀的民间艺人。然后,又经由杨放先生的引荐,垤施、洛孟的彝族民间艺人们才得以走进人民大会堂。

垤施至今都是云南接待国内外采风最多的村子之一,很多慕名而来的学者也到这里来采访,以垤施、洛孟的歌舞音乐为题撰写论文。每次我都落脚在王里亮家,这里是接待学者、政府官员的大本营。

尽管传统在延续,但音乐的传承已岌岌可危。王里亮这批会乐器的带头人已经70岁,年轻一辈再也不能凑足7个乐手。在乡村,罗作舞最重要的乐器合奏音乐的传承前景堪忧。

(责任编辑  赵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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