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民族中小学生版

示范区建设: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良性互动​ ——对话云南省社科院杨福泉教授

访谈

□  文  /  龙成鹏

编者按:

为总结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建设的经验,在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云南省社科院的杨福泉教授主持编写了《新定位  大团结——云南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纪实》一书。围绕这本书和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建设,本刊记者采访了杨福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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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进步示范镇丙中洛全景 杨福泉 摄

多渠道传播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的声音

今日民族:杨老师好!几年前您就主编过一本书,总结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特点,这一次主编的《新定位 大团结——云南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纪实》与之相比,有什么不同?

杨福泉:之前那本是我们2013年编的,叫《民族团结云南经验——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建设调研报告》。这本书,我是当时的副主编,主编是中国社科院和云南省委宣传部的领导。这两本书不太一样。之前的那本是全省情况的宏观叙述和论证,把云南民族团结经验总结出几个方面,并对每一个方面加以介绍和分析。那本书得到国家民委等部门的好评,还成为中央党校的教材。

我们现在编的这本《新定位 大团结——云南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纪实》主要从个案入手,深入调查了解一个示范县、一个乡镇,甚至一个村是怎么做的,具体有什么经验、做法。

我们讲云南民族团结进步,宏观方面的论述比较多。投资多少钱,推出多少政策,统计的数据,这些都比较好讲。但要落实到各个地方,又不那么好讲了。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不同,他们面对的问题,解决的方式也不同。我们觉得以往在微观方面的调查和总结做得不够,所以,这次我们集中了我院和云南民大的11个学者,跟踪研究,完成了这次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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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民族:这本书里都有哪些您印象特别深的个案?

杨福泉:比如,丽江玉龙县的塔城乡,跟迪庆藏族自治州接壤,每年组织活动,他们都会邀请相邻的迪庆州维西县的藏、傈僳等民族一块商议怎么做好联欢,怎么加强双方的合作。大理的郑家庄已经比较有名了。这个村子以藏族为主,有七个民族,好几种信仰,但是民族与宗教信仰之间很和睦。

这类的个案很多。我们全书分为导言和上下两篇。导言宏观论析云南省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工作;上篇偏重于对云南民族工作的历程、民族工作的“云南现象”“云南模式”的内涵、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工作等方面的描述;下篇12章,都是以州、县,甚至乡镇为单位讲具体的经验。我们每一章又分四五小节,每一节又各自聚焦在不同的方面。比如,有一章讲文山的经验,除了总体的介绍外,我们其他小节分别从平远镇、红甸回族乡、一所清真寺,以及一个文化传承人等方面入手,尽量把篇幅留给具体的个案,具体的人和事。

云南民族团结示范区的建设,有很多故事。我觉得以后示范区的总结,应该更多一些类似的具体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外界还更感兴趣。他们想看看你们到底是怎么做的,想知道几个民族同居一个乡乃至一个村是怎么相处的。

今日民族:有一个问题,我们杂志很关心,我们如何面向大众,讲好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故事?

杨福泉: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我们写的中央党校用作教材那样的书,青少年一般是不会读的,也找不到这个书。所以利用现在的社交媒体,特别是手机微信,讲述云南民族和谐团结的故事至关重要。

跟这个话题相关的是,几年前我也主编了一本书,书名叫《听“云之南”的故事——云南民间故事中小学读本》,是关于少数民族的经典进学校这个主题。因为我发现,现在经典进校园、进教材,四书五经、唐诗宋词都有,但是很少见到少数民族的一些经典故事。所以我牵头和一些我省各民族的资深教授编了这本《听“云之南”的声音》。这本书是组织各民族的作者,挑各民族公认的一些好玩的故事、经典的故事来编写。

我们以后应该通过更多的社交媒体,让更多的少数民族和睦团结的故事进入到手机,进入移动媒体。只是写成大部头的论著是不够的,那样只能局限在干部群体和理论工作者中。 

不能只是做干部读物,也要做中小学生的读物,还要把云南那些故事,讲述给少数民族群众,给本省,以及外省的大众看。应该要有如何讲好云南故事的策略,要树立传播的意识,针对不同群体,做好相应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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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示范镇玉龙县白沙镇每年都要在三多庙过纳西族民族节日三多节,期间藏族和白族民众也和纳西人一起欢度这个象征三个民族团结友好的节日 杨福泉 摄

从示范区建设的目标性上,重新理解文化的意义

今日民族:我们杂志也在全省各州市、县(市)做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报道,见过很多案例。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对于民族文化在示范区建设中的意义,目前强调得最多的方面是民族文化如何产业化,对于文化的其他方面却明显有些忽略。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杨福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不能光是讲经济发展,也要讲民族文化对人的教化和情感的陶冶。经济发展不是唯一的指标,还要满足人们内心的幸福指数。而这个幸福指数,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显然离不开各个民族的文化保护和传承。

今日民族:今天我们在实践上对文化的认识,是不是还有些偏颇?文化除了是旅游、文化产业赚钱的工具,是不是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功能?

杨福泉:中央提出中华民族要有文化自信。但什么是文化?你怎么认识你的文化的价值?文化的确不仅仅是可以拿去赚钱的手段,文化还应包括道德伦理维护,以及精神世界的陶冶,这些方面目前来看意义更加深远。我们今天强调民族文化的保护,不能单单以为是保护“非遗”的项目。我们要保护、维护、乃至要重建的是民族的文化整体,包括一个民族的伦理道德观等,云南过去那些好的民风民俗,才是我们民族团结进步,我们社区和睦幸福的精神支柱。

但是,民族的精神、道德、民风这些方面的传承和维护,一般的行政手段又不能发挥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我们看到政府在文化方面所做的工作,无论是“非遗”保护,还是社区群众文化建设的活动,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说到文化服务于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需要不断努力。

今日民族:这个提醒很重要。过去,很多地方把文化建设简单理解为办一些活动、做一些展板。这些当然也是必要的,但这些终归只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的目的。

杨福泉:对,这个很重要。云南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创建,经济发展、各民族生活的改善是必要的基础,民族文化与产业互动也是我们要积极探索的方面。但是作为“示范区”,我们要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示范的,更重要的还是文化,特别是体现在各民族的个人、家庭和社区精神风貌、社会公德上的那种文化。要展示云南的这种魅力,让外面的人能感觉到民风的醇厚、古朴,社区的和谐、安宁,民族的热情、友善。要让云南各民族的社会,从城市到乡村,都能在这些方面做得比较突出,成为真正的榜样。在经济方面,云南很难超过东部,但是在东部已经寻找不到的东西,很多可以到我们这里看到。比如,我觉得我们可以拿联合国推崇的不丹的“幸福指数”做个比较,不丹是南亚小国,经济也不发达,但不丹的国民生活“幸福指数”很高,他们的幸福指数里面,很多都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这些指数可以作为云南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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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武定县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普玉珍的彝族刺绣作品 杨福泉 摄

今日民族:您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做云南研究,深入乡村做田野调查,我想这30多年来云南各地的社会风习,应该也有不少的变化吧?

杨福泉:确实是。有些变化并不乐观。我见过一些人,为了物质利益和经济利益,就置亲情、友情于不顾。甚至一些人出门打工后,就抛弃了家人和孩子。对老人的赡养和照顾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

所以,我们讨论文化,涉及到的是文化如何教化人心,陶冶人情,重塑人的灵魂。我们保护文化,是要让各民族传统的信仰、道德,在新的形势下,在与外界频繁接触后,还能够继续起到维护社区稳定、民族和谐的功能。

理解云南多重的示范价值

今日民族:我们知道中国一些省份,特别是一些自治地方的民族文化,也很有特色,那么比较而言,云南的示范性,有什么特别之处?

杨福泉:这是很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涉及到我们如何全面理解云南,以及理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首先一点,云南所能示范的,与其他省区相比,还真有自己的特点。云南最突出的一点是,民族众多,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信仰,他们是如何做到和谐相处,互相包容,互相促进的?不止是从政治方面,从学术角度讲,云南所展示的民族多元互补的这种文化状态,也极具价值。全世界的人类学者都对民族和宗教的多元共存现象有极大的兴趣,因为这是一个世界课题,也是世界难题,而云南是这方面的表率,提供了一个真正的示范。

云南很多这样的故事,很多村子甚至一个家庭,都有几个民族。不同民族、甚至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如果人们没有相互理解、相互体谅、和睦相处这种追求,就很难有真正的和谐、团结。相对而言,民族比较单一的地方问题就少很多。

其次,云南民族团结的局面,跟1950年代以来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以及深入细致的民族工作分不开。这些也是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重要的精神财富。但我们不能把云南民族团结的局面简单归因于历史,归因于文化传统。我们还应该看到云南各地地方政府的开创性的工作。正是因为能够把中央的精神,根据云南各地具体的实际来贯彻落实,才有云南今天的局面。

几年前,中国有些省份民族问题出了一些情况,国内外就有人评论说,中国民族政策失败了。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拿云南的例子,就足以反驳。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云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民族政策在多民族地区的成功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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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泉在大理州洱源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郑家庄与村民合影

今日民族:提到如何理解云南,如何理解示范区,还有一点,特别要提到。在《新定位 大团结——云南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纪实》一书中,还专门讲到长江流域的生态问题。我想对云南来说,除了文化方面的优势,自然生态也应该成为示范区的一个重要内容?

杨福泉:我在最后一章讲到宁蒗县的拉伯乡,它不是政府层面定了的民族团结示范乡,但在生态保护上他们做了很好的示范。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中央现在相当重视,但是,很多下游地区的民众对上游的民族不是很了解,甚至误以为上游乱砍滥伐才导致下游的洪水和灾害。所以,我选拉伯乡来讲,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个真相:这个乡比较贫困,但他们不砍树,他们为下游民众的利益做出了牺牲,保护了长江的绿色屏障。我觉得这个民族对生态保护的自觉性,以及牺牲精神,也应该是云南示范区故事的一个类型。

另外,我认为生态与文化是互补的,我们的示范区建设,不仅有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建设内容,也应该把范围扩展到人类之外的自然生态。生态是更大的范畴,也是未来社会极其重要的课题。我们的示范区建设,应该站在更高的视野,看到文化背后的生态,看到生态与文化的良性互动。而且,金沙江(长江)、澜沧江、怒江等世界有名的大河都流经云南,我们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高原的立体气候,让我们在生态保护方面的地位更加重要,生态方面我们也更容易获得认同。

今日民族:示范区建设,文化、生态都重要,但目前经济发展显得更加迫切。我们当然不能把经济发展停下来搞其他工作,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从更长的时段,从云南整体发展历程来重新看待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以及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

杨福泉:云南欠发展的状态,是历史的产物,所以,这方面的攻坚战,也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从示范区建设的角度看,经济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等,都属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阶段。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固有的不足,我们要在现阶段弥补。但示范区建设,示范的更多的是我们的长处,所以,应当提醒我们的干部,不能因为补了我们的不足,而把我们原来的长处给丢掉。而我们的长处,就是前面提到的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家庭和睦这样一些好的风气氛围,以及我们的优越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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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阳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新街镇阿者科村落 罗丹 供图

今日民族:发展经济的各种好处,当然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果只是唯经济马首是瞻,也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还可能会最终破坏社会的稳定和谐。如何防范这些可能存在的问题?

杨福泉:单纯强调经济发展会带来一些负面问题,这也正是我们强调要搞好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以及不断改进文化工作方式方法的原因之一。在我们编撰的这本书里,我们也讲到这方面的一些经验。

为了避免旅游资源仅仅为部分人所利用,玉龙县玉湖村按照“资源共享、利益共享、人人参与、户户受益”的原则,成立了玉湖生态旅游合作社,成功实践出“党支部+合作社”的模式。玉湖村只是玉龙县的一个例子,而全省各种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也非常多。

我想云南的经济发展,除了要弥补我们与东部的差距,也应该肩负另一个使命,那就是探索一条新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能够维护生态和谐,能够兼顾共同富裕,能够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

这说起来可能有些抽象,但落实在行动中,依旧是如何贯彻落实群众工作的重要原则。真正让群众都能参与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中受益,而不是因为经济发展被边缘化。做到这一点,示范区建设所需要的文化发展,也会容易很多。而只有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的共同发展,才能完成中央托付给云南的重任。

(责任编辑  赵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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