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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丹心图报国 讲武堂的历史印记

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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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陆军讲武堂

朱德:从讲武堂开始军事生涯

1909年,是朱德革命生涯中极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毕业于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四川大学前身)体育系后,回家乡仪陇县教书的他,瞒着家人,考入昆明翠湖边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始了弃文从武、从军救国的崭新道路。

讲武堂(1912年后,改为讲武学校,这里统称“讲武堂”)初创于1907年,开学7个月后停办,1909年中秋节复办。

晚清最后10年,清政府也开始以较为保守的方式进行自我变革。变革的方向对后世影响较大,其中,办新学、编练新军等措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所以全国编练36镇(师)的计划中,云南占了2个(最后只创建了一个,即1909年建立的19镇)。而讲武堂的创立,就是为了云南编练新军的需要。在四川就得知云南情况的朱德,看准了这个机会,步行70天到了昆明。

慕名而来的朱德进入讲武堂并不顺利。第一次没考上,原因并非成绩不好,而是籍贯不符。讲武堂最初的定位是为云南服务,其招生范围,一部分是在编的云南下级军官,另一部分是云南本地的知识青年。据学者研究,招生的籍贯特别向文山、红河方向倾斜,原因是这一带面临法国入侵,是未来的军事重地。

2个月后,朱德再次来考,最终考入讲武堂步兵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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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铜像

影响扩及南洋华侨  

1912年讲武堂的招生范围有了很大的调整,特别在护国战争后,云南俨然成了南方之首,不仅云南军人闻名全国,培养云南军人最重要的学校讲武堂也一道闻名全国。1917年,自号“东大陆主人”的唐继尧,为重振讲武堂,把招生范围向东南亚(南洋)、东北亚(主要是朝鲜半岛)扩展——在南洋招生,其实也是为了答谢南洋华侨对云南经济方面的支持。

1917年5月,讲武堂的招生工作开展到了马来亚锡城怡保市(今马来西亚霹雳州首府)。此时,20岁的广东梅县知识青年叶剑英正在怡保市一所学校教国文。听闻讲武堂招生,叶剑英与好友欣然前往,最后被讲武堂炮兵科录取。

讲武堂的生源中,南洋的华侨子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比如叶剑英工作的怡保市就有33个保送名额。进入讲武堂时,叶剑英是这些保送生的带队人之一,还负责为他们补习国文。

据统计,从1917至1927年,10年(讲武堂第12至19期)间,讲武堂招收了华侨学员近350名(另说是“500名”)。而这些华侨子弟,祖籍主要是广东,他们毕业后,很多回到广东(有的后来任教于著名的黄埔军校),对后来的广东乃至全国的军政影响深远(讲武堂援建黄埔军校这段很多人已经提过,充满传奇的黄埔军校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云南陆军讲武堂为它培养了大量的教官,也提供了丰富的办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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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昆明市华山西路水晶宫红花巷4 号的朱德故居

讲武堂的外籍学员  

跟叶剑英一同入学的,还有几位来自朝鲜半岛的学员。其中最著名的是李范奭,这位1948年韩国独立后担任过韩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兼国防部长的革命家,到讲武堂读书时,还是一个17岁的青年。

那时的朝鲜半岛早已沦为日本殖民地,一批谋求朝鲜半岛独立的革命家在中国成立了临时政府,其中领袖人物有申圭植。申圭植与孙中山关系密切,1916年他请孙中山帮忙,找到唐继尧,委托讲武堂培养一批现代军人。

李范奭是申圭植派到讲武堂学习的第一批成员之一,被寄予厚望。申圭植给李范奭等4个学员的离别赠言这样说:

“为了求学,你即使在操场的杠子上摔死,在讲堂上得脑充血昏死,都没有什么。主要的你必须做一个人!你必须为三千万亡国奴争一口气。你个人的光荣,就是这三千万人的光荣!好好苦干吧!”

申圭植这位把一生献给了韩国民族独立的革命家,对韩国青年的厚望,也寄托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上。而这些学生,也确实很争气。学员之一的闵石麟说:“先生的语声很低,却象铁锤似的击着听者的耳鼓。”而李范奭也用行动表示自己的决心。“拼命用功,屡试辄获第一。军校规矩,熄灯后照例不准有火烛,他则想尽办法,偷点蜡烛,通宵苦读,至于鼻子流血,苦读仍不辍。”

讲武堂先后招收的朝鲜半岛学生有30多位,其中除韩国的李范奭外,还有朝鲜的崔庸健,他跟云南白族革命家周保中是同学,1923年至1925年就读于讲武堂,毕业后进入刚创立的黄埔军校担任教官,后来跟周保中将军在中国东北领导东北“抗联”,与另一位朝鲜籍革命家、参加过红军长征的讲武堂学员杨林(原名金勋,1921年16期生)并称东北抗联的讲武堂“三杰”。朝鲜建国后,崔庸健曾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军队总司令,是金日成时代,朝鲜第二号人物。1936年,杨林在红军渡黄河东征时牺牲,牺牲时担任红军15军团75师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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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陆军讲武堂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讲武堂培养的外籍学生,还有越南籍70余人(又说是60余人),缅甸籍20余人。越南籍学员目前能找到的资料甚少。但有传言说,曾任越南国防部长兼人民军总司令的武元甲也是讲武堂学员,并以此认为,云南讲武堂为中、朝、越三国培养了三位“总司令”。缅甸籍学员资料同样极少,但传言也诞生了总司令级别的将军——原缅甸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吴奈温。

关于讲武堂的说法,尽管部分没有得到确证,但从1909年至1935年26年中,所培养的杰出军事人才的确远超最初的设想(为云南新军培养中下级军官),其影响力超出了云南的范围,辐射到东南亚、东北亚,对于20世纪上半期东亚、东南亚多国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主义革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据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编辑的官方资料,这26年中,讲武堂培养学员8300人,其中有300多人先后被北洋政府、广州民国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韩国、朝鲜等授衔为将军、元帅。其比例之高,世所罕见,真可谓“将帅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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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室

强大的师资  

今天的人回顾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历史,经常会很惊讶。中国西南的边陲,经济、文化和教育并不比别处更发达(客观讲甚至更为落后),那为何在军事教育方面成绩会那么突出?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云南那一段历史,的确有待我们重新认识;另一方面,讲武堂作为一所学校,的确在师资、管理和思想等方面,有独到之处。

讲武堂的师资力量很受学者关注,以辛亥革命前的三期为例,已知担任教官的40人中,日本各学堂毕业者有28人,其余的人,有4位出自国内最高学府北京京师大学堂,2位出自越南法国人办的巴维学校,还有6人情况不明。其中,担任军事教学的23人中,有21位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另外2人毕业于日本陆军测量学校。军事课程,基本上被从日本归国的留学者包揽。

不仅如此,学校的总办(校长)、监督(教务长)、班主任(1911年前,分甲乙丙三班,后来也被分别视为一、二、三期)等,更是清一色的日本留学生。比如,1910年4月,总办高尔登(浙江人)辞职后,总办一职由原来的监督(教务长)李根源(云南腾冲人)担任,沈汪度(湖南人)又接替监督一职。这三人都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此外,甲、乙、丙三班的班主任李伯庚(云南大理人)、赵康时(湖北人)、方声涛(福建人,就是朱德的班主任),也都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今天看,那个时候的讲武堂真是一所特别的学校,老师是清一色的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省份,灵魂人物李根源(总办)年纪稍大。他们的经历基本相似,知识和思想也相近。特别重要的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清末民族主义革命思潮影响下的一代新人。

据著名学者茅海建保守估计,辛亥革命前,讲武堂47位教官和教职员中,有同盟会会员17人,非同盟会会员的革命派分子11人,倾向革命者8人,政治态度不明朗者11人,没有发现明显的反动分子。

朱德后来回忆说,“我的志愿老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在当时是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它招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非常高兴。”朱德在讲武堂找到了自己的归属,“一心一意地投入了讲武堂的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这样干过”。在讲武堂,他加入了进步的同盟会,并且跟几个同学组织了以富国强兵、拯救中华为宗旨的“五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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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武堂内看展览的幼儿园小朋友

革命的熔炉  

讲武堂这座官办的学校,最初的目的自然是为清政府新军的编练服务。但结果却恰恰相反,最后培养出来的学生,基本都走向了反清的道路,学校也变成了革命的熔炉。

对这个过程,朱德在《解放日报》曾撰文描述,文章对李根源这样的校长(总办)充满感激。

李根源先生对于学校的维护,起了很大的作用。凭着他的革命热诚与灵活的手腕,任劳任怨的精神,这个革命力量的熔炉才得保存下来。”

讲武堂在1912年后继续发展,直到1928年,在南京国民政府“统一”的背景下,讲武堂第4期学员龙云执掌云南后,不得不改头换面在办学方面做新的调整。

讲武堂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在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讲武堂历史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台儿庄战役中滇军的丰功伟绩,也可以看到云南派出两个军到越南接受日本投降的历史时刻,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讲武堂第4期的彝族学员卢汉领导下的云南起义。

1950年初,云南和平解放后,中央把讲武堂第17期学员周保中将军从东北调到云南。周保中是大理白族,回到云南后,除了担任过云南省政府党组书记、副主席等职务外,还参与创立了云南民族学院(今云南民族大学),并担任院长,担任副院长的张冲将军(彝族),也是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的学员。经过历史的磨练,讲武堂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新的时代得到了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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