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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空前的梅葛整理与翻译——评介《中国彝族梅葛史诗丛书》

原著

□  文·图  /  保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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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主编郭晓炜(右一)与姚安马游的梅葛老少歌手们出席2018 年8 月10 日的新版梅葛发布会

重达9.8公斤的《中国彝族梅葛史诗丛书》共有5册,计4378页,包括《梅葛本源》《梅葛恋歌》《梅葛悲情》《梅葛祭》和《梅葛曲集》。这套丛书2017年完成整理、翻译,前后持续4年多,有近100位不同年龄段的梅葛歌手不同程度参与研讨、整理和翻译,其规模空前。

梅葛是楚雄地区说中部方言的彝族(主要是罗罗颇、里颇支系)民歌,上世纪50年代云南掀起民族民间文学整理热潮时,梅葛就曾多次被整理,并在1959年正式出版。这次整理,与60多年前不同,不仅工作深入程度有很大差别,而且时代语境和学术范式也有很大不同。这次整理,完成的是“非遗”时代一个堪称典范的“唱本”,而不再只是对“史诗”文本的一次模仿。

1950年代梅葛的四次收集整理

上世纪50年代梅葛的整理出版,尽管只见到一个公开发行的版本,但大约从1951年开始,梅葛的整理就先后发生过至少四次。此前,没有学者梳理过梅葛被收集、整理的历史,所以,关于这段历史,目前还有很多互相矛盾的说法。

第一次是1951年(另有说法是1953年),在楚雄中学教书的青年教师“黄笛扬、夏扬,利用学校假期,由姚安县学生做向导,深入到姚安县的马游山区,对流传在该山区的彝族民间说唱《梅葛》进行了收集整理,并刻印成油印本”(《中国曲艺志·云南卷》,后文简称《曲艺志》)。这是一次自发的整理,整理者是抗战后期在昆明受过文艺熏陶的诗人。其中负责文字工作的夏扬,受过常任侠收集整理的《蒙古调》影响,在到楚雄之前,在昭通工作期间还曾整理过《苗族古歌》。这次收集整理的梅葛有3000行左右,在1956年寄给了云南省文联主席徐嘉瑞。(《彝族文学史》)

据《曲艺志》的说法,这个被很多人忽略的版本,影响了徐嘉瑞后来主持的梅葛调查。在1957年的条目下,有这样的话:

“徐嘉瑞根据……彝族梅葛曲本《梅葛》的资料(油印本),在姚安县马游山区作了进一步收集整理,历时一年,整理出梅葛的第二稿(复写本)。”

按时间顺序,梅葛的第二次比较大规模的整理,是在1953年秋。参与者有音乐学者杨放、黄林。他们从昆明出发,在姚安县农村生活了半年多,在前面提到的姚安马游,记录了7天。杨放回忆说,一起下去的还有云南省花灯剧团的几位同志,黄林则是当时的省文化局音乐工作组成员。

杨放整理的是“《梅葛》(正腔)”,演唱者是后来历次整理都参与的歌手郭开元,也是新版《中国彝族梅葛史诗丛书》主编、音乐学者郭晓炜的曾祖父。郭开元是当地有名的大毕摩,因此也是梅葛的重要传唱者。

杨放解释说,梅葛分正腔和慢腔。正腔演唱开天辟地、万物起源等内容,慢腔以演唱婚恋内容为主。并且他主张,“梅葛”应音译为“梅郭”。杨放、黄林等人的这次整理(据学者萧梅采访黄林,“乐谱是杨放记的,我们记歌词”),杨放的回忆说,资料拿到昆明后就不翼而飞。有意思的是,除了当事人杨、黄的回忆,在目前掌握的材料中,没有见到旁人提及这次整理,这次整理几乎没在梅葛的“学术史”上留下什么痕迹。

第三次整理是1957年。主持这次整理工作的就是前面提及的云南省文联主席(此前也担任教育厅长)的徐嘉瑞,具体执行由姚安县文教科长陈继平和县文化馆的郭开云负责。

关于这次整理,现存的材料有不少出入。但大体上,徐嘉瑞到过姚安县(当时属大姚县),但没有具体做整理工作。县里委托文教科长陈继平负责,而陈把具体工作交给郭开云。郭开云说,在陈继平的“具体指导下”,他“到马游乡住了一年”。

这次调查的记录文稿誊写了三份,两份寄到昆明,一份留在县里。1958年夏,郭开云到昆明开会,又被徐嘉瑞留在省文联工作了一个月,对此前的记录文稿进行了整理。而整理的原则,他转述徐嘉瑞的话是:“把重复的、不健康的先删去。”

对这次整理的文稿,徐嘉瑞的孙子,后来也在文化口工作的徐演在《文化大家徐嘉瑞》一书中回忆,文稿有6000多行,“共分八个部分:历史、婚事、找亲戚、丧事与跳神、搭棚与撒种、领亲戚(包括做相好,找地方)、串门子、过山调等”。

按徐演的说法,这个版本本来要作为“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丛书之一”出版,但因为这时由宣传部领头的,具体由一群学生组成的调查又已经启动,所以出版暂停。徐嘉瑞甚至“拿出这份由出版社已经打印成校样的整理稿,以完全无私的精神,无条件地全部交给了学生们”。

第四次收集整理,是云南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一年,受《阿诗玛》成功的影响,云南省委宣传部统一部署,组成了多支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7组,116人),分赴云南各地。云南不少的民族民间文学的经典文本,都跟这次收集整理有关。负责楚雄地区的是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和昆明师范学院,以55级学生为主。其中有后来留在文化岗位,担任领导职务的郭思九等(上述提及的《彝族文学史》就由郭思九参与编写)。此前在马游住过一年的郭开云也参与了这次调查工作。

据郭开云的回忆,这次调查是一次普查。工作内容,包括对前一次调查的“复查”,以及对马游之外的其他有梅葛传唱的地区(比如昙华等)的“普查”,而参与者有10多人(郭开云列出12人),耗时2个月。

这一次的收集整理,经过五六次“反复的研究和修改”,最终成稿,再经由徐嘉瑞修改后出版。于是就有了1959年版的《梅葛》(后文简称“老版《梅葛》”)。这个版本的《梅葛》共有235页,以小32开印刷,是当时民间文学单行本普遍采用的标准。这本梅葛有近6000行,分“创世”“造物”“婚事和恋爱”“丧葬”等四个部分,囊括了今天传唱的梅葛的大部分内容。不过,与这次新版的《中国彝族梅葛史诗丛书》(后文简称“新版《梅葛》”)比,无论是分量、理念,还是内容都有很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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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诗玛》之后,云南掀起民族民间文学热

1950年代的《梅葛》整理、翻译,主导模式是民间文学中的“史诗”。比如,一方面,它按诗句的格式整理唱词;另一方面,这些唱词力求诗一样的简洁,删掉所有枝蔓,为力求优美,还请汉语工作者润色。

读这种“史诗”文本,读者会以为,民间真有这样意味隽永的诗句和体系。其实不是。以梅葛而言,这样选精集萃的“史诗”,在真实的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人们唱述的那些宇宙人生的道理、事件,都是在社交性、功能性的演唱中体现出来(极少部分私下独唱),夹在很多重复、客套、问答(歌手每开一次腔,就要赞美一次对方歌手)等“无用”的句子和仪式中间,从翻译的文本看,看不到“诗意”。

相较于新版《梅葛》,从“非遗”传承角度看,文学取向的“史诗”反倒显得很“没用”,因为它只是外部学者们的交流文本,无法返回到文化的传承者中。

不过,上世纪50年代前后,“史诗”这种传自西方的文学类型,被一些熟悉文学,从事文艺工作的学者、诗人、作家运用到了少数民族的民歌整理中,并随着50年代民族文化工作的深入,催生了大量的作品。

1950年代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整理翻译工作,1953年的《阿诗玛》也是一个典范文本,其在全国范围的成功也是一个标志性事件。《阿诗玛》让外界见识了云南民族民间文化的魅力,也让云南的文化工作者看到民歌的力量——“可以促进各民族的‘伟大的精神解放’”(陆万美:《隽永的回忆》),而且也让很多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唤起了自身的“民族文学”的意识以及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陆万美说,云南其他兄弟民族的干部群众看到《阿诗玛》后,都说,“这样的歌,我们也有”。

1950年代云南掀起的民族民间文学、“新民歌”热潮与1953年2月召开的“云南省文艺工作会议”有很大关系。结合民族歌舞会演,该会议开始讨论开展民族民间文艺工作的问题。会上提出了指导方针、工作方法。方针有:为工人农民服务、为兄弟民族服务等;方法则包括和兄弟民族实行“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歌唱)等内容。

老版《梅葛》一书的后记,也印证上述工作原则。“在整个调查和搜集过程中,我们都坚持与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了大战钢铁和秋收秋种、办人民公社等运动,大力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因而很快地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逐步熟悉了他们的生活、风俗习惯和思想。”

这个学术研究中的群众路线,有一定效果。今天的马游人,还记得与工作组的人同乐的场景。甚至,当时就有人为他们的工作以及工作方式唱赞歌。

从前我们在高山上唱歌,

歌声被风吹走了;

从前我们在河边唱歌,

歌声被水冲走了。

今天啊!

我们唱的歌,毛主席派人记下来,

还要印成书。

(1959年版《梅葛·后记》)

这首即兴的民歌片段,有着典型的梅葛演唱的技巧——运用大量的比兴手法,赞美听者(或歌手)。这个民歌片段透露的信息,也是那个时代民歌收集工作一个特别重要的注脚。对当地人来说,梅葛的收集,特别是1958年这一次是重要的文化事件,也是当地人了解国家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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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10 日,《中国彝族梅葛史诗丛书》发布会在昆明隆重举行,省民族宗教委、省文化厅、楚雄州相关领导参加了发布会。图为姚安县委书记冯毅和县长雷波在发布会上发言

新版《梅葛》的方式与意义

跟老版《梅葛》相比,2017年出版的《中国彝族梅葛史诗丛书》,有着完全不同的诞生经验。

这套丛书项目由姚安县民族宗教局主持,列入云南省民族宗教委和楚雄州民族宗教委的“民族文化精品工程”。主编郭晓炜具体负责采访、收集、整理和翻译。这项工作从性质上讲,跟老版《梅葛》都属于政府的民族文化工程,但做法上则有很大不同。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整理者郭晓炜是马游人,其曾祖父是1950年代几次梅葛收集记录时最主要的唱述者,而且,郭晓炜成长的八九十年代,梅葛在生活和习俗中,还保留了很多较为原始的形态。所以,尽管后来他到云艺学音乐作曲,成了专业的音乐人,但梅葛基本上是他的母语文化,所以,整个收集、翻译工作不存在语言障碍。郭晓炜说,他做的这个版本,不存在因为语言和翻译带来的误读。

对博大精深的梅葛文化来说,语言问题是重中之重。尽管过去的文艺工作的群众路线落实得很到位,但如果不能掌握民族语言,翻译和理解都难免有差错。

比如,老版《梅葛》中,在讲到格滋天神造天造人时,金果造男人,男人再造天,金对应男人和天;而银果造女人,女人再造地,银对应女人和地。而新版《梅葛》,则刚好相反:银果对应男人,天;金果对应女人,地。这个差别,或许涉及到当地彝族的世界观,并不是一个小问题。笔者与郭晓炜核实,他认为确实是老版《梅葛》翻译错了。他说,梅葛演唱时,就是新版《梅葛》这样的表达,而且他强调,彝族的语言里,提到金银时,也通常是银在前金在后。

第二,新版《梅葛》,是按照演唱的语境进行完整的翻译。而且基本是直译,没有文辞修饰。这个做法造成了两个版本的《梅葛》不同的取向。梅葛演唱中,有非常多的内容是重复前面那个人所唱,然后才进入下一个环节的“提问”,然后答问者,也要继续重复前述内容,才慢悠悠地给出解答。这些重复的内容,究竟有多少?我们可以从这组数据感受一下。

讲述格滋天神造天地这节时,主要情节大体相似,但老版《梅葛》用了不到400行,而新版《梅葛》则用了近5000行,相差十多倍。这些新增加的内容,基本都是重述前者,以及赞美对方的各种客套话。

郭晓炜告诉我说,他整理的这个版本是“唱本”。这个说法比较准确,拿着新版《梅葛》,只要会当地彝语,并懂得梅葛演唱的调子(演唱用的五线谱和简谱,也附在每一节的开篇部分)就可以入门。新版《梅葛》基本保留了梅葛在演唱中的情景。从民族文化传承方面来看,除了没有国际音标外,这个版本的确是一个很实用的“唱本”。

第三点不同可以从编辑思路上体现,新版《梅葛》的整理过程基本是这样的:

做每一册都要先定出内容大纲,然后按照大纲,请嗓音好的来唱,一般是男女对唱,分成三组,6个人轮流按照大纲的顺序演唱(《梅葛曲集》除外)。

郭晓炜在马游的老家有一个专门为梅葛整理设的录音棚。录音棚有比较专业的录音设备,所有文字都是在录音最终版基础上翻译整理。

录音是整理的母本,而为了录音,很多段落的演唱需要重复录十多遍,像演电视剧一样。郭晓炜介绍说,有时,歌手对演唱内容并不是很熟,或者即使熟悉内容,也会在演唱时掉句,所以需要反复录,再挑出最好最完整的一次。

相比此前梅葛的整理,郭晓炜的工作方式比较独特。其特点在于,从强调个人演绎,变成强调一个群体整体的挖掘和保留;但这种集体性又不是体现在所有人平均的保存上,而是通过反复的对比、研究、讨论、辨“伪”之后,在众多大同小异的梅葛的传唱中,理出一个“更合乎逻辑”的版本来。每个参与者都有贡献,但一定不是完全按他所知道的来。

通过这种方式,保留在书本上那些梅葛的演唱者的名字,就只是一个演唱者的代表,而不再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梅葛演唱艺人。因为在录音之前,他(她)所唱的内容,已经被主编根据他自己和其他一些人的集体意见,“审定”过了。

这是新版《梅葛》十分重要的特点。从工作深入程度讲,这比听一两个歌手,或者召集三五个人小范围的演唱、记录要深入很多,也更具有一个群体的代表性。因为有政府的资金保障,郭晓炜整理新版《梅葛》时,先后召集了近百人参与,和他一起工作的人,多的时候达50多个,而其中至少有20多人,前前后后都参与了整个整理工作。

从2013年开始,新版《梅葛》的整理持续到2017年。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参与者对梅葛的全貌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在梅葛传承已经支离破碎,很多老人相继去世的今天,整理这样一部梅葛丛书,其实也是在完成一次颇有效果的梅葛的文化传承。

因此,《中国彝族梅葛史诗丛书》的整理出版,无论是从民族文化工作,还是学术研究,甚至姚安诸多的参与者的角度,都有不容忽略的意义和价值。

(责任编辑  赵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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