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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团结轶事:沧源佤族与国家认同

原著
——读《亲历与见证:民族团结誓词碑口述实录》

 ◇文·图 / 龙成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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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月1日,由中共宁洱地委举办的与普洱专区“26个民族”的“盟誓”仪式和事件,是云南民族工作的重要创举,也是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的历史象征。2018年7月出版的《亲历与见证:民族团结誓词碑口述实录》(后文简称《亲历》),根据亲历者沧源佤族肖子生的口述,对这一事件及其前后的历史做了比较全面的回顾。

始自南明的世袭“圈官”肖氏

《亲历》在第一章涉及了肖子生的家世。

肖子生家族在沧源岩帅的大班坝(今联合村),世代是“圈官”。追溯历史的话,这种世袭的政治地位,可以上溯到清朝初年。

明朝北京政权瓦解后,南方的桂王朱由榔(也称“永历帝”)在残余的大西军支持下,转战滇缅边境,继续抗清。这个时候,生活在今缅甸曼惹大寨的肖子生的先祖,跟桂王的部属有过交往。具体事迹,主要是协助他们在曼惹大寨的管辖区域创办了“桂家银厂”。而肖氏族长也得到“桂家”的赏识,被封为“达滚”。这位肖氏先祖的名字,也被叫做达滚。后来大班坝的肖氏,就是这位“达滚”的儿子迁徙到现在的地方后传承下来的。

“达滚”是佤语,跟傣语里的“布柬”“布金”“布景”和汉文献里的“圈官”“王”“王子”,是一个意思,都是指佤族部落首领。据佤族肖氏族人所编《佤山魂肖氏家系》介绍,在佤族社会,每个村寨都有头人(通常2个,分大小),几个村寨又组成部落(叫“柬”,也通“圈”),而部落的政治领袖(头人),就叫“达滚”。

民族学研究常把部落头人视为一个社会内部自然形成的政治领袖,但在沧源的肖氏家族中,这种头人的缘起,还有外部的政治封赏的一面。尽管没有这种封赏,未必就没有头人,但这种封赏对沧源地区的佤族社会具有持久的影响力。当时“桂家”和归顺桂王的大西军将领李定国封赏的很多“圈官”,在几百年后都成了坚定的“爱国者”。他们拿着当年南明遗留下的历史凭据,力争沧源西部、南部的很多地方属于中国。

班洪事件中的银厂之争

班洪事件和英国主导的中缅勘界,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涉外事件之一。探究事件背后的利益驱动,就是沧源的银矿资源。

据王敬骝《国门卫士佤族“三保”事略》记载,1930年,中国政府开始重视沧源的银矿资源,不仅有学者到老的银矿区做调查,省农矿厅还委托美籍矿冶工程师去实地考察。英国人担心中国政府援引美国的资本、技术开采这些银矿,于是自1933年10月起,不仅派出军队,还招募数千民工前往矿区修公路、修军事设施,并在次年1月12日,出兵占领了炉房矿区。清初开办的茂隆银厂便位于此地。

为取得炉房这个地方的银矿开采权,在武装入侵之前,英国人还试图收买当地佤族头人。有几位小头目还的确被收买了,并签订了开矿密约。英国人想让他们继续去给班洪头人胡玉山、下班老头人胡玉禄做工作,后来又给持有办厂信物的上班老佤族头人香郎家做工作,均遭到拒绝。这几位头人说:“厂是中国皇帝、吴老爷和我们一起开的,祖宗盟过誓;没有中国政府的话,谁想开我们也是不会同意的!”

为欺骗他们同意开采,英国人谎称“在炉房办厂已得到中国政府的允许”。香郎家的头人们向他们索要证据,英国人自然拿不出来。

英国人武力占领茂隆银厂后,立即引起了下班老和上班老头人们的反击。此后,以当地佤族和从周边地区赶来支援的各民族为主导的力量,进行了多次武装斗争。

银矿的开发与剽牛盟誓

沧源的银厂,最早是李定国部队与佤族、傣族合作开发,这个银厂就是后来命名的茂隆银厂。当时李定国部队驻扎在沧源西北面耿马的孟定(镇),这里盛产粮食。三方合作,李定国部队负责开采,班老的佤族头人提供土地,孟定傣族头人提供粮食。为明确这一合约,他们剽牛盟誓。

《亲历》的第四章说,盟誓时三族代表共饮滴有牛血的酒,并立下违反盟约的惩罚:要交出“龙首马三匹,金角之牛三头”。盟约之后,李定国还假永历帝之名,封班老部落头人达香温勐为班老王,并赐金印。这个仪式以及封赏的影响,延续到300年后,当该地区面临现代国家认同时,成了当地人认同中国的重要依据。

对以湖广汉族为主体的李定国军队来说,剽牛盟誓据说也有持续的约束力。后来,李定国军队在清军围剿下,因为断粮最后不得不吃山林里的树皮。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劫掠当地的佤族、傣族等少数民族。

盟誓90多年后,经历了三四代人的班老地区,对南明政权还依旧有认同。不过,这种认同间接导致了银厂的衰落——永历帝被缅甸国王擒获后交给了清政府,当地人便将对缅甸的报复,转嫁成对矿区范围内缅甸来往商队的劫掠。

石屏汉族矿工吴尚贤(前文的“吴老爷”)的到来给茂隆银厂带来了中兴——此后矿工多达数万,矿洞200多个。1743年,本是“穷走夷方”的吴尚贤被矿工拥戴为矿主,并与当时的班老王按照佤族习俗,共同剽牛立誓。他们将刻有盟约的木头一分为二,各执一半,班老王家族的那一半保留到解放后。1935年12月,中英滇缅南端边界勘测会议召开的关键时刻,上班老的香郎家三兄弟和下班老的胡玉堂(后来继任班老王)都出席会议,他们展示了清初李定国时代留下的古印、朝服,以及清中期与吴尚贤矿主盟约时的木刻,为银厂的主权提供了有力佐证。

而坚持抗争的上班老香郎家三个头人,也被参与会勘的中方代表镇康县回族县长纳汝珍,分别取了三个颇有意味的中文名字:保卫国、保卫厂和保卫民。1954年,班老王家族收藏的象征银厂主权的木板,由保卫厂上交给人民政府。

国庆观礼的青年代表们

1950年国庆节期间,中央组织了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参加国庆观礼。这一举措,从当时的政治语境讲,其重要意图是为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提供一个了解新国家、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机会。

不过,沧源所选出的6名代表中,除了带队的魏文成(汉族)有一定资历外,其余5人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与最初的意图有些差距。

这6名成员中,肖子生是沧源县唯一的佤族初中生——据说他在临沧市的一个汉族乡镇,用每年1000银圆的花费读了8年书。1949年岩帅地区和平解放后,他被推举接受了“边纵”组织的干部培训。其父肖哥长是岩帅地区的富商,虽无“圈官”之名,但却是大班坝实际的头人(“圈官”一职由肖哥长的哥哥继承),同时也是解放后,在岩帅地区影响力排前几位的政治人物。1951年,曾担任县长的岩帅头人田兴武和他的弟弟田兴文出走缅甸不久,肖哥长就升任为代理副县长,后来又顺利升任为县长,直到“文革”前。

其他青年代表,跟肖子生这位佤族知识青年的情况稍有差别,但基本都是头人家庭出身。赵三保,21岁,岩帅头人、镇长的儿子,没读过书,会说一两句汉语;田子富,14岁,岩帅实权人物田兴文的儿子,也是云南乃至西南片区年龄最小的代表之一,没读过书;田子明,佤族,19岁,岩帅大寨田百长的儿子,双江一所小学高小毕业;赵正兴,18岁,一位牧师的儿子,读过书,会佤语、拉祜语和部分汉语;魏文成,40岁,是民国时岩帅实权人物田兴武的心腹,1948年10月中共地下党进入岩帅时,还因为他的原因,把他在昆明读书追求进步的弟弟魏文才,也带到了岩帅。魏文成在岩帅地区有一定威望,已被任命为新政府的一个乡长,所以,他也是沧源观礼团的领队。

这些观礼团成员,有两个特点:一是主要来自沧源县东部的岩帅地区,也就是新成立的沧源县的政治中心,至于像沧源西部班老、班洪等地,沧源中部的勐董等地(今县城所在地),则没有代表参加。二是所有代表,都不是因为本人的身份出席,而是“代表”另一个人。年轻的佤族代表们,都是代表各自的长辈,而中年的魏文成,也是作为田兴武的代表。

这个情况是很特殊的。当时的普洱专区包括了今天的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和临沧市的沧源县。在西双版纳,很多傣族代表,都是实权人物出席,其中包括当时在云大读书的“末代傣王”刀世勋和虽然也才20多岁但已参加过西双版纳解放战争,并担任车里县副县长的召存信。西盟的佤族也有拉勐这样颇有影响力的头人出席。

不过,即使最后派出的多是没有话语权的“小辈”,但这个决定也是开了一天半会议后才做出,而提议让小辈去的正是肖子生的父亲肖哥长,《亲历》的口述者肖子生也是被第一个提名的人选。

48个签名之外

1951年1月1日宁洱红场上的“盟誓”,留下了有“新中国民族团结和民族工作第一碑”之称的民族团结誓词碑。碑上48个人的签名,经常被人谈论。

这48个名字当然值得铭记,但也有很多人,同样是“盟誓”的参与者,只是漏掉签名而已。那么,为什么他们没来签名?

肖子生的回忆提供了部分原因。他说,主要是有些人没找到签名的地方。会场人多,参会代表480多人,围观干部、群众3000多人。加上签名这种方式,的确是以前“盟誓”所没有的,所以,这个仪式操作起来大家应该不太熟悉。

另一个原因是,有些人想签名但不会写字(汉字或本民族文字),而当时的会议精神也特别强调盟誓自愿、签名也自愿。所以,像肖子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也不好代签,只是帮身边一位熟悉的头人(勒嘎)签了他的名,但当时他不会写“勒嘎”,所以,给他新取了“赵布景”(“赵”是勒嘎的姓,“布景”是傣语,同汉语的“圈官”)。

还有,像田子明等代表(赴京国庆观礼团成员),因为签名时刚好离开去支付剽牛用的水牛钱而错过了签名。

召存信是这次参与“盟誓”中第一个签名的代表,在《亲历》的附文中有他的回忆。他提供了另一个很值得思考的信息:“在我们少数民族看来,喝过咒水,发过誓,剽过牛就是一种盟约,意味着永不反悔。”言外之意,签名的环节对“我们少数民族”传统来说,已无必要(召存信也说,大家对“签名”有些迟疑和畏惧)。

“签名”这个环节的设置,说明这次“盟誓”不同以往,是多种文化在新的行政规范下的结合。只是,今天的研究者把“签名”看得太重而忽略了当时少数民族的普遍观念。

开完这次会议后,各个代表回到各自的县,又纷纷召开了类似的民族上层代表会议。这些会议除了延续宁洱会议的议题外,还纷纷根据各自的传统,继续搞“盟誓”。

比如,召存信回到车里后,也跟县里的领导商量,也搞了类似的“盟誓”。他们在佛寺外杀公鸡,请佛爷念经,把滴有鸡血的酒缸带进佛寺共饮。

1951年1月15日,在沧源的岩帅,荣耀归来的赴京国庆观礼代表和宁洱会议代表召开了比车里更为隆重的,有300多人参加,持续4天的大会。会议结束时照例举行了剽牛仪式,“以表示民族大团结”(《沧源佤族自治县统战史》)。

毫无疑问,民族团结誓词所牵涉的历史,以及这次会议及系列“盟誓”仪式的影响,远远超过这48个签名。

(责任编辑  纳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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