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民族中小学生版

植物学家福里斯特的云南故事

岁月

□  文  ·图  /  龙梆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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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玉龙雪山脚下,有一个村子,今天叫玉湖村,新中国成立前叫雪嵩村。村子距离丽江城15公里,每天都有几班公交车前往。这个村子,从前只有60多户人家,现在将近200户,分为9个村小组,纳西族学者杨福泉曾撰文称它是纳西族第一大村。

这个村子有很多头衔,它是民族特色村寨,也是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当然,对外地游客来说,更著名的是,这里曾是奥地利美籍植物学家、纳西族研究者洛克生活了20多年的地方。洛克1922年到达云南后,就走进这里,并租房定居,随后,以此为基地,开展植物采集和纳西文化研究工作。

洛克曾经生活的旧居现在还保留其建筑原貌,并被丽江民间文化传承保护人士办成了陈列馆。这个由三栋房子、一堵围墙组成的院子,现在被改造成四个展厅,以照片和实物的形式,展示着纳西文化和洛克的中国经历。

玉湖村的人都知道洛克。不过,对玉湖村来说,有另一个西方人也值得记住——虽然他已经被绝大多数人遗忘——他也是植物学家,甚至比洛克更早抵达玉湖村,他就是英国的福里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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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云南杜鹃成就的福里斯特

福里斯特(1873—1932)的经历跟洛克和其他植物猎人有相似之处,都是各自社会里下层的知识青年,既无显赫的背景也没有稳定的职业,但因为对冒险和异世界充满热情,他们被背后的金主们送到了西方人眼中的边陲地带。

植物猎人到中国探险可追溯到18世纪。在鸦片战争前,也就是中国被迫扩大对外开放之前的100年,就有西方植物猎人常驻澳门和广州,以各种假扮的身份,从事中国植物标本和种子的收集和贩卖。这门生意让不少西方人发了财。所以,到鸦片战争之后,特别19世纪末,当中国西部因为《烟台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被迫扩大开放后,西方人更是把这门传统的生意扩展到湖北、四川、云南等地。我们今天知道的大熊猫的命名,珙桐、全缘叶绿绒蒿、帝王百合、杜鹃花等物种在西方的传播,都源自19世纪末西方人开启的对中国西部的这场持续而浩大的“发现”之旅。

福里斯特一生最大的成就就跟杜鹃花有关。他自1904年抵达云南后,直到1932年病死于腾冲,期间以云南——主要是以高黎贡山为基地,帮助英国成功引进了上百种杜鹃花的新品种。这个数字看上去很抽象,要对照另一组数据才更容易理解。

据云南老一辈的杜鹃花研究者冯国楣介绍,欧洲因为经历了地质时代第三纪末气候的大旱、第四纪冰川的覆盖,杜鹃花品种只有9个。但是在中国仅云南就有252种,而高黎贡山就有100多种(中国有460余种,全世界有850多种)。换句话说,云南的杜鹃花可能差不多有一半被福里斯特引种到了英国(据说现在英国有四五百种杜鹃花,每年春天,世界各地的人会蜂拥至英国看杜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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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里斯特在杜鹃花领域的显赫名声,不仅因为他从云南引进并命名了大量的杜鹃花,还因为他发现的杜鹃花品种特别稀缺。这其中就有曾引起西方植物学界震动的高黎贡山的大树杜鹃。

1919年,福里斯特在现在的腾冲市界头镇大塘村委会的大河头村附近(大约距村40公里)的丛林里发现了一株高达25米、树龄280年、胸径围2.6米的大树杜鹃。随后,他砍倒了这株“杜鹃花之王”,并从中切了一段带回英国。1926年福里斯特与另一位英国的合作者,正式向学界公布了大树杜鹃这一新品种。

回到英国后,福里斯特在杜鹃花领域的贡献开始受到关注,各种荣誉接踵而来。1920年英国皇家园艺会授予他维多荣誉勋章,1927年获得维起纪念章,再后来获得美国麻省园艺学会授予的乔治白金牌。为奖励他在滇西新“发现”的100多种杜鹃花和介绍的200多种英国庭园植物,他还被英国授予洛度杜鹃银杯,甚至被称为“从古至今植物探险第一人”。

福里斯特出生在英国的苏格兰农村,作为一个农村娃,他从小少不了跟各种植物打交道。但这都不算多么了不起的资本。在他的成长中,更重要的是曾经做过药剂师学徒(这位不安分的青年此后还经历了以失败告终的海外淘金之旅),再后来因为偶然在海边捡到一副古代的棺材,从而受到了当地博物学家的赏识。随后,他被引荐到爱丁堡植物园,担任植物标本室助理的职务。

这本是一个虚度光阴的工作岗位,但好在不久后,英国伦敦有名的皮斯苗木公司因为看到商机——他们得知法国传教士在滇西采集到数以百计的植物新种,并且这些植物被认为最有希望在英国成活——愿意花钱雇人到云南进行植物标本的试探性采集。

于是,31岁的福里斯特踏上了云南之旅,成了一个逆袭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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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失语的那些助手

福里斯特的成功离不开云南,而且特别离不开的是丽江的纳西人。

1904年5月福里斯特从缅甸进入云南时,其心目中理想的根据地似乎是大理。这一年,以大理为据点,他经由丽江,进入了香格里拉、德钦、维西等地。回到大理后,12月份,他又再次经由丽江抵达了香格里拉东部的哈巴雪山。

福里斯特在云南的头两年,丽江都不是重点。第二年,他先是以迪庆,特别是德钦的澜沧江流域为重点,进行植物采集。但7月中旬,因为卷入“教案”,他收集的2000多号植物标本、80多种种子全部丢失,跟随他的17个助手也几乎失散,而他自己还因为误踩了捕兽的竹签,一只脚掌被刺穿。他的经历堪称死里逃生。被清政府的驻军从维西送回大理后,福里斯特转移到腾冲,并在驻腾冲的英国外交官的带领下,开始沿着腾冲的明光峡谷,翻越高黎贡山进入怒江流域考察。

这次考察的结果很惨痛,陪同的外交官得了疟疾死了,福里斯特也得了疟疾,但侥幸活了下来。福里斯特原本计划1905年就可以收工回国,但结果,两年过去,标本采集的任务还遥遥无期。

福里斯特在云南头两年的遭遇,因为悲惨得出奇,似乎闯下一些名气。1906年到云南旅行,并在5月15日抵达丽江的庄士敦,在他的《北京至曼德勒》游记中就提到了这位苏格兰老乡,说他“历经折磨,九死一生”。庄士敦出生于1874年,比福里斯特小一岁,他后来很有名,担任过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是“帝师”级人物。1906年他刚到丽江就想结识福里斯特,但一打听,才知已经离开。福里斯特大概是进玉龙雪山采集植物去了。

1906年3月,福里斯特到丽江后,在玉龙雪山发现了一个宝藏。这个宝藏,既是植物资源,也是人才储备。

牛耕勤在《植物探险第一人乔治·福里斯特与丽江》一文总结了1906年福里斯特在玉龙雪山的收获:标本5498号,种子数百斤,并发现了很多园艺和植物新品种。正是这些收获,让福里斯特完成了英国商人交给他的第一次采集任务。1907年,福里斯特回到了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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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里斯特在丽江的另一个收获,是在玉湖村找到了此后与他相伴一生的助手。而1906年的这次采集之所以如此顺利,也因为有这些尽心尽责的纳西族助手。特别是8月份,福里斯特的疟疾再度复发,他只好退回大理养病。而此后,整个秋季的种子采集,据牛耕勤说,就是由纳西族助手完成。

福里斯特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接触到玉湖村村民?

这个问题,今天没有一个可靠的说法。我到玉湖村时,跟看守洛克旧居陈列馆的当地村民和正元老人谈起这个事情。他是这个村子少数知道福里斯特的人之一。但68岁的他也无法描述这次113年前的相遇。

不过,采访中,和正元对福里斯特与玉湖村人的交往,还是提供了几个重要的细节。福里斯特有一个助手姓赵,和正元叫他“赵管事”。这位赵管事深得福里斯特信任,似乎也是跟随福里斯特的玉湖村纳西族村民的领头。

和正元讲了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是他从赵管事的孙子处听来。

福里斯特1932年去世时,留下了很多黄金。但是,负责打理这些事务的赵管事,“一条都没有动,他如实地汇报给当地政府”。和正元评论说,“从这点上来说,他是很诚恳的。你说那么多黄金条,他把它藏掉一箱,也没有事。但是他一条不拿。”

在和正元看来,福里斯特与赵管事有着常人难及的默契。“他们两人相处,会说一种特殊的语言,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他举例说,“门关起,他们就说‘门来了’。”这两人还共同为一些地方和事物命名。这些名字的具体含义,“只有他们两个知道”。和正元还说,玉龙雪山有一种植物,治疗骨折有奇效,人走近它三米,它就会自然扇动。这种神奇的植物显然是赵管事和福里斯特共同发现的,而赵管事还给它取名为“脱皮脱节”。

这是一个很有深意的细节。它的部分意思,正是美国人类学家埃里克·穆格勒(Eric Mueggler)在《纸路》一书中的主张。这本新近出版的专著,主要就讲述福里斯特和洛克在中国西南的植物采集,而它特别之处是关注到了这些植物学家的纳西族助手们。

福里斯特和洛克在中国的植物采集,都先后倚重玉湖村的纳西族村民,而这些村民刚好是两代人。

埃里克写道:“从1906年到1950年,两代雪嵩村民在中国西部为西方植物园和科学机构寻找高山植物。第一代考察者有25到30人,他们强壮、灵巧、见多识广、敢于冒险,在赵成章的领导下受雇于傅礼士(注:福里斯特)。在傅礼士的七次云南考察里,他们在滇西北的千沟万壑中寻找高山植物。第二代的12个人,是第一代考察者的儿子或侄子。”

埃里克与和正元都强调了植物学家福里斯特云南植物学知识背后纳西人的身影。比如,埃里克就说,福里斯特活着的时候,把赵成章等纳西人所写的东西,翻译成英文后就变成了他提供给西方植物学界的知识。而1932年,福里斯特的猝死,使得这一工作被迫中断。而正是这一中断,却留下了窥探历史的线索。

玉湖村村民与福里斯特的亲密合作,是福里斯特上百种杜鹃花和其他植物发现与命名的重要支撑。但是,众所周知,这些人却都是历史的无名之辈。即使在福里斯特的文字里,像赵成章这样重要的人物,也只是“LaoChao”,而没有一个准确得让我们今天不产生任何误解的全称——事实上,福里斯特笔下的LaoChao,埃里克笔下的赵成章,和正元跟我描述的赵管事,是否是同一个人,我多方打探至今也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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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树杜鹃的再发现

重新发现被遮蔽的事物,是学术和知识探索兴趣所在。但是,对于长期失语的群体的“发现”,又岂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个生动的例子是1980年代初,大树杜鹃的寻找。

福里斯特在腾冲发现了大树杜鹃,并把其中最大一株砍倒做成标本带走。这个事件一度伤透了中国植物学同行的心。但是,让他们憋屈的是,福里斯特当年干这个事的地方,他们居然一直找不到。

在这个背景下,1980年云南的植物学家冯国楣和助手们开启了大树杜鹃的重访之路。他们先是按照标本上留下的地名,也就是说,按照植物学家提供和认可的信息,去寻找那个叫“河头”的地方。这个地名,把他们引到中缅边境的深山中,而结果却一株大树杜鹃都没有见到。

后来冯国楣突然想到福里斯特当年的那些助手,于是亲自跑到丽江。但是,当他辗转找到已经搬到镇上的“老赵”的家时,才从年近80岁的老赵的妻子那里得知,老赵已经去世了。

不过,尽管没找到老赵,他却打听到另一个福里斯特的助手——和文明。于是,在找到和文明后,冯国楣得到了详细的路线,并顺利抵达“大河头”这个村子,并在大河头傈僳族猎人的帮助下,见到了数十株高达20多米生机勃勃的大树杜鹃,也见到了那截被福里斯特砍断的树桩。

在冯国楣和助手们找到大树杜鹃的第二年,1982年,腾冲本地的林业局和林学会沿着冯国楣的足迹又组织寻访。在距离上次寻访不远的火草地、平岔一带,在仅0.2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他们找到了40株大树杜鹃。其中胸径1米的有12棵。在海拔2380米处,他们还找到最大的一棵,高25米,地面基部直径3.07米,树龄超过500年,比福里斯特砍掉的那棵还大。自此,一代人关于大树杜鹃的遗憾最终得到弥补。

30多年过去,腾冲的大塘村目前依旧是大树杜鹃最集中的栖居地,1.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生长着250株大树杜鹃——中国400多种杜鹃花中最珍稀的品种。

30多年过去,今天的玉湖村,福里斯特已经是一个特别陌生的词,跟这个词一同被遗忘的还有当年他的那些纳西族助手。他们以及他们所积累的被低估的知识,终于在时间中消散于无形。

就像和正元老人告诉我的,赵管事命名的,“粉碎性骨折,只要敷上它就可以自己自动复位”的“脱皮脱节”,不知是不是被人砍伐了,后来各种人多次来找,再也没有找到。

(责任编辑  刘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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