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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红岩》里的人物与“ 一二·一”运动前后云南地下党活动(一)

岁月

□  文  /  龙成鹏

编者按

家喻户晓的小说《红岩》,与云南的关系,读者很可能不会注意,事实上,与小说相关的这些革命者,一部分就成长于云南,为云南民族地区的革命工作与社会进步做出过卓越贡献。为迎接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我们将连载三期他们的革命经历,以表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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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小说封面。《红岩》作者是罗广斌、杨益言

很多人不知道小说《红岩》跟云南有关。

小说作者之一的罗广斌是西南联大附中学生,“一二·一”运动中是附中罢课委员会主席。小说中人物“齐晓轩”原型是齐亮,1945年毕业的西南联大中文系学生,中共地下党员,1945年5月任昆明市学联首任主席,也是联大自治会常务理事。“刘思扬”原型刘国志,1944年西南联大经济系毕业,中共地下党员,《挺进报》创立者之一,罗广斌入党介绍人之一(另一位介绍人是江竹筠——“江姐”),他被捕后,齐亮接替他继续办《挺进报》。除了上述三位直接跟《红岩》有关的角色,小说的成稿,以及罗广斌的成长,还跟另一位西南联大校友有关,那就是马识途。马识途是西南联大地下党的领袖(联大第二支部书记),罗广斌到昆明,是因为要投奔他,《红岩》的写作中,马识途给了很关键的建议,而齐亮则是他的同学、室友,还是他的堂妹夫。

上述四位《红岩》内外的重要人物,在返回四川(重庆)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之前,都在云南有着复杂的革命经历,走出校园后,他们都直接参与了云南民族地区地下党组织的建设,影响了后来云南的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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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子弹飞》改编自马识途小说《夜谭十记》

 罗广斌投奔昆明

罗广斌到昆明前和离开昆明后,基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来昆明前,他是个“问题少年”。他出身很好,父亲有钱,哥哥有势。哥哥罗广文,1944年,也就是罗广斌到昆明这一年,被任命为国民党87军军长,此后还担任过14军军长兼陪都重庆的警备司令,可谓权势显赫。

罗广斌“叛”出了他的家庭。先是因为15岁与一个出身贫穷的女孩子恋爱,遭到家人反对,并被囚禁了3年。随后,在家人准许之下,他被送到昆明马识途处。

马识途家和罗广斌家父辈就是世交,关系密切(他们在成都的宅子,马家是6号,罗家是7号)。但两家第二代的政治理念截然不同。罗广文1905年出生,经历了日本留学、黄埔军校任教,以及各种军队的历练,是国民党坚定的支持者。而比他小8岁的马识途则跟国民党有着深仇大恨。马识途于1938年入党,1941年“皖南事变”前,已在湖北抗日前线担任地下党鄂西特委(省委级)副书记。“皖南事变”中他妻子(地下党员)和特委书记牺牲,他未满月的孩子也失踪。罗广斌父亲据说知道马识途的政治立场,但实在无法管教儿子,不得不把他送到昆明,交给马识途看管。

四川的进步青年中,以巴金为代表的一拨人,都向往上海这样的都市,另一拨人却向往云南。朱德进清末的讲武堂、罗广斌到抗战的昆明,其相似处是,都认为云南彼时的情形,跟国家的前途命运相关,同时也是他们投奔自由的途径(朱德出川时在小县城苦闷得不行,背着家人来了当时要练新军的云南——练新军是为了应对帝国主义入侵)。

马识途的革命往事

马识途到昆明是1941年。本来他想去延安,但南方局考虑到他丰富的斗争经验,把他派到大后方昆明,让他接手昆明在“皖南事变”后,同样遭受重创的地下党组织(主要是党组织被迫转移到农村。这段历史也非常有意思,因为转移出去的很多学生,后来好些又回来了,成为“一二·一”的地下党领袖)。而马识途为了更好地掩饰身份,在极度痛苦的情况下,考入了西南联大。

顺便说一下马识途这位学霸的读书生涯。他家里有钱,早在16岁就独自出川到北大附中读书。因为赶上“九一八”事变后的华北危机,他在参加了一些爱国学生运动之后,又转到上海黄炎培担任董事长的一所中学继续学业,抗战爆发前就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系(他的妻子,就是他机械系校友,兼地下党同志),而这次到昆明则考了中文系。

最近几年我们熟悉马识途是因为电影《让子弹飞》,改编自他的小说《夜谭十记》。这部有点像《十日谈》的小说,最早有一部分就是在昆明写的。而他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其地下党经历。他为了把一些抽象的道理讲得生动,从四川人“摆龙门阵”中得到启发,把这种方式运用于革命活动,进而影响了小说写作。

其实马识途写小说很晚。他真正搞创作,是在考入联大的20年后,那一年他找到了“皖南事变”中失散的孩子。受此刺激,他决心用文字再现和追忆那些革命中牺牲的亲人和战友。

马识途现在还健在,前些年他回忆自己的创作动机,认为他不同于别人之处在于写作很大的目的,是为了那些死去的人。这点其实跟《红岩》类似,《红岩》里许多四川(重庆)的革命烈士,都是罗广斌和马识途的亲密战友(马识途回到四川时,也担任川康省委的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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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自《红岩》的电影《烈火中永生》

罗广斌的补习班

罗广斌到昆明是1944年初。马识途对罗广斌确实很照顾。当时马识途在昆明西南联大附近的凤翥街租了一个小房子,与罗广斌和自己的一个弟弟三个人一起住——这里因此号称“三仙洞”,也被他人戏谑为“骡马行”。这个地方风云际会,表面是不差钱学生的“学区房”,实则是地下党的一个秘密据点,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等人都会到这里来串门子。

不过,马识途起初并没有让罗广斌接触政治,而是让他专心学习。他希望罗广斌先考入西南联大附中,然后再考入西南联大。罗广斌在四川,是初中水平,而且基础很差。马识途给他补课,补得很认真。但罗广斌确实很贪玩,马识途各种劝说,威胁他考不上就送他回成都,或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直到把他说到哭为止。

最后,这位原本就很聪明的小浪子回头了,以优异成绩考入联大附中,并且成了这所学风淳厚的中学的佼佼者(联大附中学生考试不用监考,没人会作弊,其校风可见一斑)。他的同学、老师中,不乏名人。比如,同班同学有闻一多的儿子、哲学家冯友兰的女儿(后来的作家宗璞)、名将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杜致礼后来在美国嫁给了杨振宁,而杨振宁当时就是他们班的任课老师。

向革命青年转变

杨振宁后来回忆时,对罗广斌还有印象,说他数学不太好,不爱说话。但有意思的是,另外一些人眼中的罗广斌,居然是“当时附中有名的‘故事大王’,也是附中航模的先驱”。在1946年联大附中校庆时,罗广斌制作的手掷滑翔机在空中飞翔了29秒,创当时最高纪录。

罗广斌是很有活动能力的人。高一就已经被马识途带进了革命的队伍,参与办壁报等公共活动,并因善于组织同学,马识途委托他在联大附中组织地下党“民青”分部。这个组织后来在“一二·一”运动中发挥了作用。

罗广斌参与了1945年“一二·一”运动的联大附中学生领导工作。1946年3月,他追随马识途,在建水建民中学教了几个月的书。据学校后来的资料介绍,罗广斌是化学老师,备课很认真,喜欢打排球,且善于抢险球,很有亲和力,堪称德智体全面人才。

综合现存的一些材料,罗广斌在昆明的思想改变,有一些时间节点。1944年联大“五四晚会”,他兴奋得睡不着。感受到昆明这个“民主堡垒”的魅力,他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觉得以后即使考不上联大,不读大学,也要在昆明待下去,不回四川。1944年上半年是西南联大地下党和外围组织重新活跃,并逐步掌握系会等学生组织、壁报等宣传阵地的开始,罗广斌适逢其时。1945年的“一二·一”血案,看到国民党的残暴,他更是想到自己的哥哥罗广文,恐怕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对待爱国青年。于是他与家庭决裂,放弃学业从昆明跑到建民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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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渣滓洞遗址纪念馆陈列的刑具

有必要介绍下建民中学。该校创立于1938年,1949年被迫关闭。1941年3月后,因“皖南事变”,许多地下党学生和进步青年隐蔽到昆明之外的学校教书,其中一个就是建民中学。1945年7月,因国共关系再度紧张,大学毕业的马识途,带着齐亮等联大地下党核心成员,再度撤离昆明。他们先到石屏,几天后,同行的几位分开行动。齐亮后来去了元江东北部,在彝族、傣族聚居的片区,创办小学,搞地下党工作。而马识途则主要在建水的建民中学。

马识途是整个滇南地区党组织负责人,当时滇南工委还没有成立,但从他开始就着手改变单线联系的方式,进行地方党组织的改组和建设,到后继者张华俊时,终于完成了滇南工委的创建,以及后来革命武装的建立。

张华俊也是联大地下党员,在湖北时,马识途就是他的上级领导,1945年他也被省工委与马识途一道派到滇南。张华俊在建水的临安中学教书,后来担任第一任中共滇南工委书记、中共思普地委书记、边纵九支队政委,以及个旧市第一任市委书记等职。

云南解放前夕,建民中学是滇南地下党的重要基地。从1938年创立到1949年的11年间,党组织在学校师生中发展党员104人,“民青”成员167人。这其中,就有很多掌握实权或武装的少数民族人士的子女。比如,元江咪哩哈尼族李和才的女儿李宣明,是建民中学(昆明校区)的“民青”成员,在她的帮助和引荐下,李和才帮助滇南地下党在她的家乡创立对云南的武装起义影响很大“军政干训班”。

正是因为这所学校对党组织的重要性,罗广斌在这所学校工作不久,被迫离去。因为家人发现他没有在联大附中读书,而是跑到了建水。他哥威胁说要动用昆明军队的力量抓他回去。为了避免党组织暴露,马识途让他回昆明,随后回到四川,时间大概是1946年六七月份。那时候,在滇南辗转到石屏、元江、墨江等地发展党组织的齐亮已先被党组织调到重庆南方局。1946年7月下旬,马识途也被党组织调到成都。

再回到罗广斌的成长与云南的关系上。到昆明之前,他还是一个让家人担忧的“问题少年”,而两年多过去,在昆明这个革命的摇篮,他已然从富家“公子”,转变成一个革命的知识青年。

虽然离开昆明时,罗广斌还不是共产党党员,但他的志向显然已经很明确。1948年初,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这大概是他与这个旧家庭更具标志性的决裂。1948年9月,他被捕,他的家人曾多方营救,并要求他放弃共产党身份和信仰,以换取出狱的自由,而他选择了继续坐牢。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解放前3天,他与19位狱友越狱成功,才终于逃过了惨烈的屠杀。

在11月27日的这场屠杀中,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联大另一个同样出身富贵人家的刘国志,也因为不能放弃信仰,留在了狱中,英勇就义。他就义时,28岁,与他一同就义的还有陈然等地下党员。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责任编辑  刘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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