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民族中小学生版

礼物:社会网络中的情与债

原著

□  文  /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  文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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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是一本经典的人类学著作,全名为《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书透过中国北方一个村庄的礼物交换体系,去理解和诠释本土社会中的文化规则与当地人际关系构建的过程。该书的研究方法为田野工作法,田野调查地点为中国黑龙江省双城县下岬村,作者于1989年与1991年先后两次回到曾居住过7年的下岬村进行深入的实地调查。

本书最先为英文写作,于1996年初次出版(英文版),2000年,译为中文出版。该书从选题到出版前后有八年之久,作者阎云翔以中国的“地方性经验”反思以及跨时空对话自莫斯以来的礼物交换研究理论,弥补了西方理论研究缺陷,以下岬村为例分析了中国“人情社会”中的礼物交换的运行逻辑。

阎云翔,1954年生,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类学教授。本科、硕士就读于北大中文系,师从著名学者张光直,后留学美国并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著有《礼物的流动》《私人生活的变革》《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等著作。其中,《私人生活的变革》曾获2005年度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奖,阎云翔是该奖项的首位华裔获得者。

人类学视野中的礼物研究

礼是指社会中的人们共同遵守的规范、仪式和规则,也正是因为“礼”使得礼物的存在具有了合法性,或表达情,或得到利。人类学(民族学)视野里,礼物的研究是丰富的。田野调查开创者马林诺夫斯基在特里布恩岛发现了“库拉圈”,库拉是当地土著人互相交换臂镯交和项链的一种习俗,交换方式主要是用白色贝壳臂镯换红色贝片项链,且臂镯呈现逆时针流动方式,而贝片项链呈现顺时针流动。这种交换在不同部落的男人之间举行,且交换会伴随着权力和威望,如某一个部落的首领曾经用过这个臂镯。马林诺夫斯基就这一习俗提出礼物交换的本质在于“互惠”,也就是互相给予好处。

西方单独对礼物进行研究是从法国的马赛尔·莫斯的《礼物》开始,莫斯举了三个例子,即库拉、豪和夸富宴。莫斯从毛利人的“豪”这一神秘力量中找到了礼物交换的真相,“豪”也被他称为“礼物之灵”,他认为人与人之间送礼物必须要还就是因为“豪”的存在。他认为就是这一神秘力量使得人通过物而与其他人互相构建关系,促使各个部落团结起来。他还举了“夸富宴”的例子来说明一种整体性馈赠的礼物,夸富宴是印第安人的一种习俗,一般是部落有声望有权力的人举行,开始通知部落人参与,并公布事情,宴会上以财富的多少来决定事情,如部落的首领等。

上世纪60年代时,“结构主义之父”列维斯特劳斯反对莫斯描述的“礼物之灵”这一神秘力量,他认为一个民族的行为取决于深层次的“无意识”结构,也就是植根于思想背后的民族文化,而不是神秘力量,并以妇女作为婚姻礼物的例子来说明。70年代的萨林斯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为《石器时代的经济》,他使得礼物之灵非神秘化,并且强化了互惠原则的可计算性,认为礼物经济与商品经济并非是对立的。80年代,对礼物研究的新视角——礼物的不可让渡性兴起,不可让渡性也就是说礼物与主人之间是依赖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主人可以暂时失去礼物的拥有权,可是想拿回来便可以拿回。之后,还有许多学者提出新观点,例如格雷戈里提出礼物交换与商品交换二元对立,以及布迪厄从“权力资本”出发,认为礼物交换使得资本正当化等。

从西方学者对于礼物的研究,可以总结出,西方社会的礼物理论不能适应于中国社会,且西方学者做中国研究时总是忽视了社会互动的文化意义。许多中国学者也对中国的礼物进行了深层次的解读,礼字最早的意思是祭鬼神的器皿,有学者提出,“礼”代表礼节、仪式以及忠孝等其他道德观念,“物”大多指物质的意思,这也就意味着礼物不仅仅具有物质的涵义,更多的是文化观念,文化规则的物质承担者。而在《礼记·问丧》中也有这样一句话:“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礼仪之经也;非从天降,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中国的礼物研究中,都会与“关系”“人情”“面子”等词语挂钩。而人情这个概念,深受儒家观念的影响,如在金耀基与黄光国对于中国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的研究,两者都认为渗透了儒家社会理论的影响。王铭铭的《物的社会生命》中,作者对莫斯的《礼物》进行更深层次的解释以及阐述了书中的局限性,他认为灵力是物本身的生命,即社会、人与物三者的融合,礼物之灵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礼的比较中,认为都是包含了道德规范的,是一种社会性的。

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是中国礼物研究中经典的一部民族志,这本书以中国的“地方性经验”反思以及跨时空对话自莫斯以来的礼物交换研究理论,弥补了西方理论研究的不足,以黑龙江省下岬村为例分析了中国“人情社会”中的礼物交换的运行逻辑。阎云翔就他调查的下岬村开始收集礼物交换的种类并进行了探索。通过整理,他将礼物分类为表达性礼物与工具性礼物两种,表达性礼物指的是以交换礼物为目的,下岬村一般称为“随礼”,表达了送礼者与收礼者的长期关系,如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结婚喜宴上的“送礼”与“收礼”,如相互串门相互给点东西。表达性礼物再次分为“大事”与“小情”,大事一般是伴随着仪式活动,并邀请亲朋好友前来见证,例如生育庆典、婚礼、葬礼、盖房、拜寿等,小情则与大事相反,例如亲戚互访、探望病人、压岁钱、爱情信物等。而工具性表达,下岬村一般称为“送礼”,主要是指从等级的纵向来表达某种功利性的目的。之后描述中国的互惠原则以及人情伦理,礼物的情与债的流动中,各自受到看不见的强制力而驱使彼此送礼或者操办仪式,在这种情况下,礼物构建了当地的熟人社会,让当地的关系网络以及社会秩序更加稳定与和谐。

重礼而轻礼物

《中国统计》早些年有一篇名为《人情债成为农民的新负担》的文章中,作者对山东省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发现人情礼的行情随着攀比风是逐年水涨船高,人情债务链越拉越长,人情礼成了农民的人情债,已成为农民生活中的一项新的经济负担。又如《乡镇论坛》有一篇名为《礼多村民忧》的文章,作者深入江苏省泗洪县青阳镇一分场田桥队进行调研,数据显示田桥队中10户人家的全年纯收入共38800元,而人情支出就有13500元,占总收入的35%,大量金钱消耗在礼金,对农田的投入只有减少。随着乡村城镇请客方式的多样化,送礼愈演愈烈,送礼也已经成为中国居民生活中的经济负担。那么礼物的存在究竟是好还是坏?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不再固定于乡村的熟人社会,送礼也不再适应于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朋友圈的扩大,随礼的负担似乎成为了冰冷的功利计算,没有带着一丝人情的温暖,甚至有人会通过多办酒席来赚钱。莫斯的《礼物》中也提到,有的经济学家还提出“经济动物”的概念来形容人的理性计算,但现在人的“经济动物化”并没有实现,我们也不希望变成那样。

中国是一个讲究礼尚往来的社会,但“礼尚往来”常常被人们曲解为“礼上往来”,礼与礼物的差别也就被误解了,礼尚往来通常指的是礼节上的你来我往,你待我如何,我便以相同的方式对你,而不是指礼物上面的来往,你送我便要还。礼的存在的功能是多样化的,它促进了社会关系的稳定,表达彼此之间的关爱,维护了社会秩序,传承了传统道德等。因此,礼物作为“礼”的物质承担者,我们应该重礼而轻礼物,礼物应该具有浓浓的人情味,不应该把它变成夸富宴中的炫耀性消费,不应该把礼物的价值高低变成评判关系的标准,更不应该把礼物扭曲化成为人类理性计算的一种工具。尤其是在当代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脱贫攻坚背景下,我们不仅仅要谋求物质上的富裕,更要追求精神上的富有,随礼送礼作为日常生活中频繁出现的一项,我们都应该做到重礼而轻礼物,促进社会的发展与民族的进步。

(责任编辑  赵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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