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民族中小学生版

隋嘎:“解放军是我的再生父母”

原著

□  文  /  龙梆企

这70年来云南在民族方面的变化,从微观角度,仍然有很多值得我们追忆的细节。2005年西盟县老县长隋嘎口述自传——《从部落王子到佤山赤子:西盟佤族自治县老县长隋嘎自述》(下称《隋嘎自述》),就从个人角度,提供了历史重大转折中的许多精彩瞬间。这些个人经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西盟佤族的历史巨变,也生动再现了云南民族工作在基层的实践。

隋嘎原是今西盟县力所乡图地村打洛寨头人的儿子,青年时代被解放军救过命,此后在党和政府的培养下,成为第一代受现代教育的民族干部。1957年,被云南省民委选为代表,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1980年以后,隋嘎被选为县长、县政协主席等职。从行政职务退下来后,隋嘎还广泛参与了佤族文化的研究与传播,以及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

隋嘎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经历,一定程度上是西盟佤族从政治到文化各项转变的见证,因此,《隋嘎自述》也不仅仅是个体的历史经验,还是一个群体的共同记忆,是我们总结云南早期民族工作的代表性个案。

救命

1952年12月中旬,隋嘎得了恶性疟疾,在打洛寨的家里“等死”。

隋嘎的父亲是部落头人,从1951年5月以来,就带着家人,躲进了附近的森林。西盟1950年建立区政府,但1951年5月13日,区政府被国民党残匪攻破,西盟政权落入敌手。隋嘎的父亲追求进步,信任共产党,拒绝与残匪合作,便选择离开村寨躲避。而依照“阿瓦理”(佤族民间传统伦理),“要死在家里才吉利”,所以,隋嘎的父亲,含泪把重病的隋嘎送回打洛寨的家。

此时,正值解放军进驻西盟清剿残匪。

清剿开始于12月5日。115团2营5连,是尖刀连,在与大部队会合,完成西盟区的二次“解放”后,继续向西追剿中缅边境的残匪,因此驻进了力所寨、打洛寨片区。在连长尚德发带队的一次巡逻中,他们发现了发高烧呻吟的隋嘎。

“解放军上到竹楼,见楼口拴着几条符咒一样的布条,长得像佤族的那个战士说,这是表示有人被鬼缠住了。他们不怕鬼,便进屋来看我。知道我是病人后,很快叫来背药包的卫生员给我灌药、打针。我大概很快就清醒了,乍一见他们,我很吃惊,但见他们头上有红五星,对我很好,我猜他们一定是我在‘各族团结保家卫国大会’上见过的解放大军了,便满含感激地望着他们,对他们微笑。”

这次巡逻的解放军,其中一位后来还颇有名气,就是成为云南著名军旅作家的彭荆风。在进驻西盟前,他的连队就在澜沧县大黑山剿匪,其经历的一部分后来被他改编进电影《芦笙恋歌》中。解放军发现隋嘎的情形,他后来也有回忆文字:

“破竹楼内四壁萧条,火塘边上躺着一个约十五六岁、半昏迷状的男孩,痛苦的呻吟声就是他发出的。”卫生员诊断后,发现隋嘎得了恶性疟疾,就给他服了两颗奎宁,又打了一针。醒过来后,彭荆风他们又拿出随身携带的干粮(隋嘎说是“炒面”)给他吃。

此后的经历,隋嘎的回忆,与彭荆风的回忆有些出入。彭荆风说,为了方便继续治疗,他们当天便把隋嘎背到连队所在的力所寨。(参见彭荆风:《初进佤族部落》,《西盟佤族自治县文史资料 第1辑》)而隋嘎的回忆,则增加了更详细的情节。

当天晚上,隋嘎依旧住在家里。避祸进山的父亲,从山上回来看他,得知被解放军救治的事。第二天,他父亲回到山上,并与其他佤族头人,就佤族和隋嘎的前途命运,进行了占卜。鸡卦占卜的结果是:“国民党打不赢,还是大军,还是民主,还是总司令、毛主席赢。”此时跟他父亲在山里躲避国民党残匪的还有1950年国庆节到北京观礼时见过毛主席的麻哈。他带回来朱德总司令的一张照片,说他是“网”,意思是刀枪不入的人。佤族巫师魔巴,用另一种方式,给隋嘎的病占卜,结果显示,“还是吃‘解放’的药,还是在太阳出的一边(指内地共产党的一边)医,朝太阳落的一边(指西方国民党一边)去医么死定了,做什么鬼都不行。”

团结

隋嘎的回忆,呈现了一个不同于我们现代观念的思想世界。这个世界,在与解放军(“大军”)、与新政权(“民主”)接触后,慢慢改变。

在各种势力错综复杂的动荡的西盟,隋嘎的父亲最终相信了“民主”(指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第二天,他父亲见到了再次前来为隋嘎治病的解放军,并与他们一道去做打洛部落另一个头人的工作。

解放军进驻边疆,跟少数民族群众打交道,不靠枪炮,而是靠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显然,白天的接触,效果很明显。所以,隋嘎说,当夜他父亲就召集了群众,向群众介绍新来的解放军的不同。“这场是‘解放’,就是来镖牛讲团结的那场,不是国民党,去把山上的东西拿回来得了。”

《隋嘎自述》是隋嘎口述,毕登程整理,保留了口语色彩。他此处提及的“镖牛”,是指1951年1月底在西盟区(今天西盟的老县城)举行的西盟各族团结保家卫国大会。这个会议的背景,历史上很有名。1950年,云南省组织少数民族代表国庆进京观礼,西盟代表有6位。1950年12月底,西盟代表和普洱专区(包括今沧源、西双版纳)的其他进京代表返回普洱,1月下旬,返回西盟。在宁洱(当时的行政中心),西盟的拉勐、李保等代表,参与了正在召开的“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并在拉勐等人的倡议下,于1951年1月1日,在宁洱举行了著名的镖(剽)牛、喝血酒的盟誓活动——这个活动,后来刻录于“民族团结誓词碑”,已成为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的一个重要象征。

代表们返回西盟时,又在当时西盟区所在地佛殿山举行了盛大的聚会。这个聚会,就是西盟各族团结保家卫国大会。这次大会震动了整个西盟,打洛部落也组织了20多人前去参加,隋嘎就是其中积极的一员。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新汉人”,“给我的心灵深处播下了共产党好、毛主席好、解放军好的种子”。

这次会议,显然是西盟民族工作极为重要的开端。参与会议的,除了西盟各族代表、返回的进京观礼代表、西盟区政府干部外,还有澜沧县工委书记、机关团政治委员张春雅、组织部长赵卓率领的200多人的队伍,以及在西盟享有很高威望的张石庵和他陪同的中央访问团成员。隋嘎回忆中提到的会后分到的礼物,就是中央访问团带来的。

对这次会议,隋嘎也提供了一些带有内部视角的细节。比如,会场情况,他这样描述:

“第二天就召开了大会,人密密麻麻的,太多了。会场很随便,人们在山包、草地、树棵随便站着、坐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很新奇。有的部落可能还防着别人砍自己的头。

“开了一下会,来参加开会的解放军打炮祝贺。那个炮呵,到底是多少都晓不得,整个西盟都震动了。他们瞄准对面山顶上一个废塔猛打。打炮后又开了一下会,然后镖牛,由马散大布踩岩悔执镖。

“镖完牛,又去张光明家门前平地草皮上集中,由澜沧来的张春雅、赵卓等讲话,然后张石庵、拉勐松、唐煌等讲话,麻哈当翻译。然后又喝咒水、栽石头、吃团结饭,表示团结友好,保家卫国,要求小娃都要宣传、遵守。头人们都表决心说:‘要听共产党的话,搞好团结,一寨不乱打一寨,不仇杀’。”

隋嘎记得,第二天,他们又集中到区政府唐煌他们住的西盟老寨,见到了堆满屋子的布匹、粮食、盐巴、针、火柴等物资。他们要求各部落把这些物品领回去。隋嘎感慨,从前,一个寨子没有几颗针,洋火也不多。而这次,他爸爸发得一套衣服,他得了一截布,另外还拿了其他要回去分发给各寨小头人的物资。

感恩

1952年12月,解放军进驻西盟后,很快让西盟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在打洛寨,解放军和他父亲见面的第二天,“老百姓就把装在山上近两年的东西拿回了

家。部队又派人来,帮各家各户扫地、挑水、破柴”。他们要回力所的连队驻地时,隋嘎也被他们背到连队继续医治,而这一去,彻底改变了隋嘎的人生轨迹。

在西盟,隋嘎这样的“救命”故事,并非特例。《隋嘎自述》中,就提到过“解救奴隶岩特”的事件。那时候,隋嘎已经从云南民族学院受训回西盟,入了党,成长为一位出色的民族干部。一次,当时负责中缅勘界的思茅行政公署专员唐登岷,得知岳宋得格落寨几个头人联合起来活埋奴隶岩特,岳宋区已无法解决,便连夜带着担任翻译的他赶到了现场。

当时,埋人的坑都已经挖好。为了彻底救下岩特,也为了不激化矛盾,唐登岷和隋嘎跟当地头人谈判,最后由政府花钱,帮岩特还了债,并为他赎了身。岩特是当地孤儿,从小死了父母,并背负父亲欠下的债务,仅有的一个姐姐又是一个瞎子。

岩特的事情谈妥后,岳宋区政府为了进一步疏通民族关系,当夜还杀了两头猪,做了泡酒和稀饭,安排在头人和老乡家吃饭。“在饭桌上,我们一边与头人们喝泡酒,一边用阿佤理,进一步把事情说清。唐登岷又乘机叫我给群众讲讲在昆明学习时所见所闻和团结对敌等政策。”

早期民族工作,经常不仅关乎人的身体,也要触及人的“灵魂”。既有医疗、健康、生命的救助,又有感情的疏通、思想观念的改造。政府救助岩特的方式,按今天的逻辑,很难完全理解,而这正是当时民族工作的特殊之处,也是党的实事求是的工作方针在当时条件下的政治智慧。

岩特被解救时,身体都已经长了蛆。创伤治好后,他被政府送去学习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后来进了新组建的西盟农场。1960年,从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回来的隋嘎,跟已担任省人大副秘书长的唐登岷又专门去看望了岩特。那时候岩特已经结了婚,有了一个孩子。他为了表示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感谢,登记名字时,改名为毛岩特,他的孩子也跟着姓毛。

岩特对党和政府的感恩,以及那种亲人般的感情,隋嘎完全理解。隋嘎被解放军治好后,他的父亲,对五连连长尚德发说,“‘你救了隋嘎的命,是他的再生父母,你又抬举我,称我为弟兄,我就把他交给你了,你把他培养成人,做你的儿子吧!’尚连长紧紧握住我阿爸的手,久久不愿分开,阿爸的双眼激动地涌出了泪珠。从此,我成了解放军的儿子,尚连长就是我的解放军爸爸。我又认彭荆风做我的哥哥。”

肖前在《边防线上的模范堡垒》一文中,详细回顾了驻守力所的39师115团2营5连在民族工作方面的突出贡献。文章说:“‘民族工作就是国防问题。搞好民族团结,就是在边疆筑起了钢铁的万里长城。’一一五团五连挺近阿佤山以后,始终把‘团结对敌’的总方针放在一切工作的第一位……谱写了民族团结的一曲曲凯歌。”

文章介绍5连为疏通民族关系,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做了很多方面的工作,其中在医疗救助方面,从1952年到1954年间,就治好了800多位病人,而隋嘎就是其中之一。也正是基于这些贡献,1954年4月,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赠送5连一面“守卫佤山英雄连”的锦旗;1954年11月,云南军区边防代表会议上,军区授予5连党支部“边防线上模范堡垒”称号。5连在边疆的民族工作实践,并非特例,是当时西盟,乃至云南,甚至全中国民族工作的一个缩影。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新型民族关系的铸造,并非某一方面的工作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事实上,在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工作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工作,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对共产党和新的人民政府的了解、信任和拥护,是一个不断加深的过程,直到今天,正在脱贫攻坚中的云南,仍然在努力,而共同富裕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的新时代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的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

隋嘎的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实际上,他被救助只是新的开始。《隋嘎自述》还为我们呈现了他后来的成长与转变,以及在他的参照下,他的父亲、他的未婚妻等不同角色的变与不变,以及打洛比他更年轻的一辈,在他影响下对部落生活的叛逆与成长。

《隋嘎自述》为我们展示的,是西盟佤族地区丰富的历史与社会变迁的细节。书中几乎口语化的叙述,又为这些历史增添了动人的光彩。

(责任编辑  赵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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