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民族中小学生版

小说《红岩》里的人物与“ 一二·一”运动前后云南地下党活动(三)

岁月

原标题:小说《红岩》里的人物与“ 一二·一”运动前后云南地下党活动(三)——刘国鋕以及联大地下党在云南地方上的活动

□  文  /  龙成鹏

小说《红岩》中,出身大地主家庭的革命者刘思扬,原型是刘国鋕,他是又一位牺牲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的西南联大烈士。刘国鋕出生于1921年,1948年4月19日与未婚妻曾紫霞一同被捕,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攻城的隆隆炮声中被屠杀。和很多西南联大的地下党一样,刘国鋕在云南的革命经历,不只在校园,也在乡村。大学毕业时,他放弃出国深造机会,在党组织安排下,到曲靖的陆良中学教书。像当时很多的知识分子革命家一样,刘国鋕和他的同学在云南的经历,不仅是党史的内容,也是研究云南教育、社会发展史的课题。

015.jpg

刘国鋕烈士肖像(网络图片)

叙永分校

刘国鋕1939年在成都考入西南联大,但因为生病休学一年,1940年才入学。然而,他真正抵达昆明的西南联大本部已是1941年夏,正好与1941年考上西南联大的马识途、齐亮等人差不多同时,因而有不少的交集。

刘国鋕晚一年到昆明,在当时是学校方面的原因。西南联大1938年春在昆明正式组建,但到1940年,随着越南等邻国被日军占领,昆明这个城市一下就靠近了战争前沿。于是,联大酝酿如何搬迁,最后几经波折,决定在四川泸州的叙永县建立分校。而1940年秋季入学(44级)的400多个学生,就在叙永上学,刘国鋕考入法商学院经济系,成了这个临时校园里的一员。

联大叙永分校存在时间很短。尽管1940年秋就筹办,但新生入学报到时间已是1941年1月2日,在8月31日,叙永分校结束,一年级学生(只上了一个学期课)便返回昆明继续就读。

刘国鋕入党是在叙永分校。此外,他还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他们后来都成了革命上的同志。据《我的叔父刘国鋕》一书介绍,刘国鋕与同寝室的罗长有、袁成源关系比较密切。“他们一块儿散步、聊天,议论国家大事,讨论抗日战争的前途,并参加各种活动,组成学习小组,政治上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刘以治:《我的叔父刘国鋕》86页)

后来担任大理首任地委书记的陈柏松,也是刘国鋕在联大叙永分校时结识的同学。陈柏松回忆说,刘国鋕“是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带路人”,“在刘国鋕的帮助和教育下,我一心想加入共产党,总认为他一定是共产党”。他们1940年冬天相识,“刘国鋕家庭富有,但他不像一般阔少爷那样盛气凌人。对人坦率赤诚,平易近人。我是一个靠学校贷金读书的穷学生。他主动接近我,向我分析时事,介绍一些进步的文艺和政治理论书籍给我看。我本来对政治一无所知,在他的启发帮助下,使我对马列主义有了初步认识,逐步树立无产阶级人生观和世界观。”(陈柏松:《悼念刘国鋕同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百学子从军回忆 西南联大1944级》第217页)

刘国鋕到昆明联大本部的时间,正好是皖南事变大半年后,由于国民党发起新一轮反共高潮,校园里稍微暴露的地下党员和外围组织成员都被迫撤离。所以,正如马识途观察,联大看不到昔日民主自由的氛围。刘国鋕1944年夏毕业,在昆明本部3年,正是联大校园文化相对沉闷的时期,他所经历的联大,与人们常说的“民主堡垒”还有些不同。联大的校园文化氛围,直到1944年学生自治会改组后才有很大改观,而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则是1945年后。比刘国鋕晚一届的齐亮等人,经历了联大民主运动的复苏。

016.jpg

1946年陆良中学的联大等名校的地下党和进步青年教师(网络图片)

乡下办学

刘国鋕1944年毕业时,按照家里的安排,是要他考自费留美。但他不愿意去,给出来的理由是抗战紧要关头,去外国读书就等于逃避现实云云。实际上,刘国鋕应该是不愿意放弃地下党工作。随后,他五哥刘国錤帮他在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谋得一份差事,但他仍然不愿意去,最后去了云南陆良中学教书。

去中小学教书,是云南地下党组织向外县发展时一个很有成效的手段。最早去外县办学的是一些还未毕业,但因为皖南事变的紧张空气而不得不出走的学生。据其中一些当事人回忆,办学并非他们最初的愿望,在撤离时,他们心中想的是颇为浪漫的武装斗争。

“在联大同学将撤离时,彼此互相议论,向哪里撤离?去干什么?有的同学说,要到云南土司那些领地去,学骑马,练打枪,准备搞武装斗争。当时大家都很兴奋,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情绪。”邢方群是皖南事变后撤离的,他跟随云南省青委、原联大党组织负责人袁永熙去了个旧。之后,才发现被安排到蒙自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教英文,根本不是打游击。(邢方群:《撤离西南联大》,《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

联大疏散出去的学生到外县教书,有些挺艰苦,比如齐亮1945年去元江彝族村子办小学(摸垤小学)时,除当地有一个配合的进步青年外,几乎算孤身一人。语言不通,为了做群众工作,要学彝语,还要跟地方实权人物做统战工作。

宁洱的磨黑中学,也是联大地下党皖南事变后疏散的学生创立。这所学校办学的模式非常成功。磨黑产盐,且是南北交通要道,所以这里的地方豪绅(张孟希为首)非常有势力。他们为了教育子弟,到昆明张贴广告,招老师。吴显钺此前因为一直没有暴露,所以在皖南事变发生后,没有撤离,而是在学校继续担任文、理、法学院地下党分支部的书记,掩护地下党员和地下党外围组织“群社”成员撤离。1941年底,看到磨黑的招聘广告,吴显钺在上级同意后,前往磨黑。皖南事变后,去弥勒教书回来的董大成,也得到组织允许,稍后前往。

吴显钺能力卓著,深得张孟希赏识。1942年底,他回到昆明,继续为磨黑中学招老师。参照党的“长期埋伏、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吴显钺和董大成提出了“联络士绅,站稳脚跟,办好学校,培养学生”的具体做法。此后,磨黑中学不仅源源不断地培养当地进步青年,而且也成为昆明联大、云大地下党和进步学生的荫蔽之地,接受和安置进步学生400余名。(《岳池县志 (1911-1985)》,“吴显钺”词条,第591页)

1944年春,创办磨黑中学的第一任班子,从校长吴显钺到其他老师,大多返回联大继续上学。董大成返回昆明后,转战到陆良,与刘国鋕、熊翔搭班子,改造旧的陆良中学,改造之后的陆良中学,成了类似磨黑中学那样的地下党组织发展据点。

017.jpg

昆明的城墙,过去西南联大这片,都在城外,最靠近这里的城门是大西门 艾伦·拉森 摄

执教陆良中学

陆良中学聚集联大这样的名校新青年,是1944年夏以后的事。这一年有两件大事决定了这种转变。

第一, 1944年中共南方局对地下党的社会活动政策有变,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黄平等青年去磨黑中学,刘国鋕等来陆良中学,都跟这个政策有关。皖南事变之初,联大学生疏散到农村,是不得不如此,是保存实力,而现在则是主动出击,积极拓展。

第二, 1944年夏,陆良换了一个新县长,即熊从周。新县长表面上是一个民主进步人士,实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秘密党员。联大地下党与熊的孙子、在云大读书的进步青年熊翔有联系,于是通过这层关系,他们进入了陆良中学。

对刘国鋕等地下党进入陆良,熊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过回忆文章。内容很详细,今天读来,感觉那时联大地下党秘密进入地方上工作,像是去地方搞一个大“项目”。熊翔说,得知他祖父到陆良担任县长,他就向在联大读研究生的地下党员冯契建议,“调一些同志去陆良,利用我祖父的关系到那里开辟工作”。冯契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就答应他向组织汇报。不久,冯契联系到熊翔,说组织同意这个事,并要求他解决到陆良工作的同志的身份问题。于是,熊翔开始到陆良策划这事。

刘国鋕到陆良,据他的侄子刘以治回忆,组织上的关系是,冯契先找到董大成,由董向组织汇报,又同袁成源、刘国鋕商议后,决定由刘国鋕带人去陆良。为此,刘国鋕还回重庆,向南方局汇报——1942年后,刘国鋕每个假期都回重庆,后来跟南方局搭上线后,一度成了南方局与联大的一个“交通员”。刘国鋕记忆力好,一些文件看后,通过背诵方式带回昆明。(刘以治:《我的叔父刘国鋕》,第135页)

018.jpg

绘着鲨鱼图案的P40战斗机,1944年约翰·弗洛曼 摄

刘国鋕是熊翔第一个接待的老师。随后,董大成也来了。学校的管理,由刘国鋕任教务长代行校长职责,熊翔、董大成两人从旁协助。三人联手,学校很快就有起色。再后来,于(余)斯炎、廖克平、邓艾民、吴子见、刘以治等先后到来,还有一部分教师已在磨黑中学教过,而吴子见还是南方局从重庆派来的,复旦大学的地下党。刘国鋕在陆良扎下根后,他的家人,也默许了他的行为,所以,他侄子刘以治也来学校管理伙食。

和磨黑中学类似,陆良中学也走先提高教学质量,站稳脚跟后,才扩展其他社会影响的方式。刘国鋕在陆良中学的工作,刘以治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国鋕对人真诚、热情、关心、体贴,工作作风民主、以身作则,因此尽管待遇低下、工作艰苦,但心情却十分愉快。由于同志们团结一致,辛勤劳动,结果仅一个学期就彻底改变了陆良中学的面貌。”不仅不良风气没有了,学生成绩也明显上升。

019.jpg

昆明城门边张贴的抗日漫画 威廉·迪柏 摄

在学校站稳脚跟后,刘国鋕他们积极开展党的工作。他们组织引导学生办墙报、唱进步歌曲、读革命书籍,并把学生中的积极分子组织秘密读书小组,进行个别启发、教育工作。他们还通过家访的形式同学生家长联系,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

1944年冬,随着日军攻占贵州独山,抗日形势急转直下,云南再次感到抗战危急。刘国鋕他们商量后决定开辟抗日根据地,而地点就在今石林圭山彝族地区。于是,他们组织考察队,以熊县长的名义进行了圭山考察。调查组由刘国鋕、熊翔和董大成组成。刘国鋕负责经济,熊翔负责地形和军事,董大成负责文化、教育。“他们三人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而且深入村寨直接同群众接触,了解群众的思想情绪、风俗习惯,同圭山地区联盟建立了正式联系,受到兄弟民族的热情款待。”(刘以治:《我的叔父刘国鋕》,第143页)

刘以治的祖父是刘国鋕的伯父,刘家大家族的族长,与以滇军旅长身份驻防泸州的朱德有过交往。小时候他们打乒乓球的桌子,还曾借给朱德做过办公桌。刘以治与刘国鋕同年,刘国鋕在成都读高中接受新思想教育后,陆续通过通信等方式,与大家族里的侄子、侄孙一辈交往,此后,刘家的小辈纷纷倾向于进步或革命,为新时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结语

1945年冬,刘国鋕离开昆明,到重庆以家族安排的工作为掩护,继续从事地下党工作。然而,由于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的叛变,刘国鋕与未婚妻曾紫霞于1948年4月19日(冉益智叛变两天后)被捕,经受了残酷折磨后,1949年11月27日,牺牲于白公馆、渣宰洞的集体大屠杀。刘国鋕的家人为了营救刘国鋕,多方奔走,甚至托过重庆市市长张笃伦、何应钦、毛人凤、张群(曾任行政院院长)等国民党高官说情,但最终都因为刘国鋕坚定的革命态度而收效甚微。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造成《红岩》小说中,以及事实上重庆地下党工作惨烈局面的罪魁祸首之一徐远举,在重庆解放后,逃至云南时被卢汉起义部队抓捕。徐远举是《红岩》中徐鹏飞的原型,因《挺进报》事件抓捕了133人,重庆解放前夕的大屠杀牺牲的300余人,以及拒绝刘国鋕的保释,都是徐远举的主脑。

(责任编辑  刘笑)

1499359208600723.png

关于我们  |  投稿入口  |  联系我们

主管/主办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运营今日民族杂志社 

友情链接:云南民族宗教网  |  云南民族大学   |   云南民族博物馆  |  城市民族网

未经今日民族杂志社书面特别授权,请勿转载或建立镜像,违者依法必究。

云南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871-64166935;举报邮箱: jubao@yunna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