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民族中小学生版

巨变:云南70年的抗疟历程

岁月

□  文  /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陈肖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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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疟疾是蚊媒传染病,至今仍然在威胁人类生命安全

2020年是《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年)》的最后一年,云南是中国抗击疟疾的前沿,在过去的70年里云南几经努力已经成功消除了本土疟疾。疟疾正在远离我们的生活,但是它依然还在危害世界一些地方的生命安全。中国抗击疟疾的意义,可以从一位西方学者10年前的一本书里得到回应:疟疾是困扰人类上千年的瘟疫,“有史以来,一半以上的人类死于疟疾。它造成的死亡比所有战争、饥荒和其他瘟疫加在一起还要多。”((加)扎克,(加)科菲:《因病相连 卫生治理与全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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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来自中国流行病学杂志的数据显示从1953-1958 年全国疟疾的发病率呈断崖式下降趋势。这个趋势大体上也反映了云南的变化。从1953 年后的改变,显然直接与“抗疟总队”的行动有关。而70 年代后的彻底回落,则显然跟抗疟疾的药物研发和运用有关。这些重大行动背后,都有云南的身影

云南的疟疾记忆

1967年,在距离中老国境线一公里处的勐腊县勐满镇的营房里,驻扎着一个连的人民解放军,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到边境森林里“打潜伏”,防止敌人来搞破坏,搞情报。热带森林是野生动物的天堂,这里的蚊子异常凶猛,是士兵们的噩梦,上厕所屁股常被叮满包。有一天出任务时,昆明军区下来的疟疾防治专家带来了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合成的一种驱蚊剂,让士兵们在出任务时试用。医生们跟着抹了油性驱蚊剂的士兵们进入森林观察,通过记录士兵被咬的时间来看驱蚊剂的效果。

……

这段原昆明军区“523”办公室副主任傅良书的口述经历呈现了上世纪60年代战士边防生活的一个片段:保卫边疆的同时,还要与疟疾搏斗;相比起被蚊子咬满身包,蚊子可能携带的能够引发疟疾的恶性疟疾原虫是最根本的隐患。(傅良书:《边疆抗疟与“523”任务》,收入《“523”任务与青蒿素研发访谈录》)

疟疾的历史几乎和人类文明的历史一样久远,西方的疟疾研究将疟疾病史追溯到了古希腊和罗马帝国时代;而在中国,殷商时期便已出现对疟疾的记载。疟疾在中国古代传播广泛,即使一些帝王也不能幸免——清康熙皇帝就曾得过疟疾,服用法国传教士进献的金鸡纳霜(奎宁)后才转危为安。历史上的云南,更是集中了人们对疟疾的恐怖想象。云南被称为“瘴疠”之地,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亚热带炎热气候,在平坝地区造成疟疾大面积传染。

疟疾对云南的伤害之深,可以从近代两次大的事件得以管窥。

滇越铁路云南段修筑期间,在红河州南部的南溪河谷,由于疟疾肆虐,第一年便夺走了近5000名劳工的生命。而普洱茶重镇思茅(现普洱)在民国前期的衰落,也跟疟疾有关。1919年思茅遭受了疟疾重创,造成人口锐减,商贸衰落(勐海随后取而代之)。据统计,全县原有人口40000多户,到1931年恢复后,也只有4000多户,可见损失之惨重(另据《云南部队防疟工作总结(1953-1954)》,“至1950年该城(思茅)解放时,思茅全城人口不到千人,且多瘦弱,面带病容。”)。

云南与疟疾有关的历史记忆,在流传的民谣中便可看出。比如,“谷子黄,病上床,闷头摆子似虎狼”“要到耿马走,先把棺材买到手;要到芒市坝,先把老婆嫁”,等等。

总之,笼罩在包括云南在内的中国南方的瘴气的种种迷思,最终在现代医学介入后,在中国政府强力防治后最终得以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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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 年5 月,民族识别前云南的民族分布图

50年代“边疆战疟”

云南解放后的抗疟,主要是从军队开始。一方面,初期军队跟边疆建政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军队深入丛林,交通困难,物质供应和医疗条件不足,遭受的疟疾侵害最为严重。

“我军于1950年春入滇……有的部队发病率高达百分之百,有的班、排全都病倒,官兵中出现了恐疟的情绪。疟疾成为当时完成各项任务的主要阻碍。”(《云南部队防疟工作总结(1953-1954)》,人民军医社印刷)

1950年代初期疟疾在全省军民中感染人数目前未见,但一些地方的数据足以说明当时情况十分严峻。比如,腾冲市1950年,疟疾病例高达13155例,死亡1311例,病死率9.97%。1950至1952年3年间,腾冲疟疾病例达36833例。

以军队为代表的云南抗疟工作正式始于1953年。这一年,西南军区与云南省军区抽调大批卫生干部,在昆明成立“云南军区抗疟总队”,组织了包括专家、研究员、专业技术人员共328人的抗疟队伍,上文提到的傅良书老先生便在其中。此外,连同部队卫生人员,“抗疟总队”一共2000多人。下设四个大队,分别前往红河、思茅、临沧和保山四个地区,同时在部队和地方上开展包括宣传普及疟疾基础知识、疟疾防治以及疟疾的生物性等科学研究在内的工作。

根据傅良书的口述,当时他所在的研究组从保山徒步九天到达耿马县城,随后分为两个研究小组,一组留在耿马,一组前往双江,这两地都是当时疟疾发病超高疟区。这两个小组主要对当地居民进行疟疾调查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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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的青蒿素的“发明证书”,由国家科委颁发。图片来自《迟到的报告——五二三项目与青蒿素研发纪实》(2006)

云南防疟工作,在学术研究方面成果显著。1957年出版由朱德题词的《云南部队防疟工作总结(1953-1954)》时,已经基本摸清了云南疟疾的情况。这本16开精装本的“总结”,除绪论外,分四篇介绍云南疟疾。其中包括流行病学调查、疟疾预防工作、诊断治疗工作,以及引起恶性疟疾的云南按蚊调查。近千年来笼罩在云南疟疾身上的神秘面纱被彻底揭开,为此后云南抗疟打下了坚实基础。

“抗疟总队”是学术与实践结合的行动组织。傅良书回忆,他们工作人员经常背着药箱走村串寨,给村民发药,他们甚至把药送到田间地头,晚上又挨家挨户去采血,涂血片,为村民体检。同时他们还到村寨放映卫生影片、幻灯片,举行抗疟知识巡回展览。云南军队和政府1953年开始的边疆抗疟,无疑也是一次现代医学卫生的启蒙行动。

另外,根据《戍边五十年——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进军云南暨云南解放五十年》总结,在两年多的抗疟工作中,“抗疟总队”和部队卫生人员在边疆55个县、281个村寨、14个民族中,对6万多人作了体检,帮助近4万人服用抗疟药物。

士兵也是这次抗疟行动的科普对象,为此军队还摸索出一套工作方法。针对部队的恐疟情绪,“抗疟总队”就采用上卫生课,办集训班,出黑板报、漫画,广播,放幻灯,办展览,编排文艺节目及个别交谈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反复宣传科普疟疾知识与防治措施。除了让士兵们在知识上了解疟疾,抗疟队员深入到连队为士兵体检,督促他们服药、搽防蚊油、挂蚊帐,确保帐篷内无蚊子。

70年代的药物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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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 年,由第三军医大学和伤害医药工业研究院合作研制的“硝喹”在云南省耿马县孟定公社进行临床试用研究,临床组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图片来自《迟到的报告——五二三项目与青蒿素研发纪实》(2006)

60年代,越战中北越士兵深受疟疾之苦,北越向中国求援,同时由于抗药性疟疾的传播,国内疟疾疫情剧烈回升。于是,1967年研究新抗疟疾药物的“523项目”启动,这个重大的科研行动,让人类与疟疾的战争天平彻底扭转。

当时在云南药物研究所工作的罗泽渊和她丈夫黄衡都参与了项目。根据夫妇二人的口述,黄衡先于1968年加入。起初他做鼠疟药效学过筛工作,他筛选了近800种药用植物。然而直到1971年整个云南药物所都未筛选到特别有效的抗疟药物。五年多的时间所获有限,许多人离开或被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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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 年,伤害医药工业研究院张秀平(左)和第三军医大学胡友梅(右)在云南边疆一起观察抗疟新药效果。图片来自《迟到的报告——五二三项目与青蒿素研发纪实》(2006)

罗泽渊是1972年加入“523”工作组。不久,这个药物所就迎来了转机。1972年底,所里的副主任傅良书到北京开会,听取了北京中药所的报告,报告称青蒿的乙醚中性提取物(粗提物,非单体)对鼠疟抑制率可达100%。回到云南后,傅良书便建议药物所从菊科蒿属的近缘植物中寻找抗疟药物。罗泽渊的任务便是进行菊科蒿属植物的初筛工作。1973年春节她去拜访家住云南大学的好友,在校园里意外发现了一种蒿属植物,朋友告诉她叫苦蒿,四川农村常用来熏蚊子。罗泽渊当即采摘许多带回研究所,晾晒粉碎准备过筛样品,她用美国植物化学家T.A.Geissman的方法去除乙醚提取物中的叶绿素和蜡质等杂质,配合抗鼠疟的药效学过筛,发现编号为苦蒿结晶Ⅲ的化合物用在原来满天星似的原虫感染血片中,疟原虫荡然无存了,且未发现明显的副作用。这一单体后定名为黄蒿素,再后来改名为青蒿素。

分离的单体证明对抗鼠疟有效之后,轰动了整个药物所,化学组的詹尔益放弃了原来的工作,转来帮忙。黄蒿素从实验室走向规模生产得益于詹尔益的发现。他进行了几十次试验,在1974年初发明了“溶剂汽油提取法”,这一提取办法操作简便,流程更短,也更易纯化,适合工业化生产,也支持了后续进行的动物药理、毒性试验、临床试验以及各兄弟单位的研究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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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炼出抗疟药物青蒿素的黄花蒿

同年,在云南耿马做研究的广州中医学院李国桥教授团队,在全国“523”办公室领导的安排下,开展了黄蒿素抗疟临床试验,结果出人意料地好,药效几乎“立竿见影”:恶性疟疾病人服药6小时后,疟原虫开始减少,16小时后,90%疟原虫被杀灭,20小时杀灭率在95%以上。

黄蒿素,也即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的发现和临床实践,归因于国家组织的“523”计划和多个药物研究所的专家接力棒式的集体努力。青蒿素的推广应用,对云南疟疾的防治,意义自不用说。70年代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云南疟疾防控因为人口流动等因素而增加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但整体消减的趋势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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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没有疟疾的情况下,现阶段云南疟疾的防控主要在于防止境外输入。随着云南作为国际商贸、文化通道的功能越来越完善,疟疾防控必定是一场持久战

2010至2020年,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

为响应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提出的在全球根除疟疾的倡议,我国政府决定在2010年全面开展消除疟疾工作,计划到2020年全国实现消除疟疾的目标。毗邻东南亚的云南是这一计划的重要一环,而这一计划,也让云南境内经历几十年的持续性防控后的极少数漏网之鱼被彻底消除。

2019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在官网发布了一篇名为《从3000万到零:中国创造了无疟疾的未来》的文章肯定中国防治疟疾的成绩。中国自2016年本土病例仅三例,之后三年无疟疾本土病例。云南这样的边境省份目前的防控压力主要来自于输入性病例。为此,云南正在积极与东南亚国家开展疟疾防治的跨境合作,拉开了长期防控的坚固防线。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责任编辑 刘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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