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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村子看中国——读《云南三村》

原著

□  文  /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张丽梅    图  /  龙成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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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版《云南三村》封面,天津人民出版社

4月24日是费孝通先生逝世15周年,推介他的《云南三村》,一面自然是为了纪念逝者,另一面则为更了解我们当下正在发生的改变。这个改变,最紧要的一件是今年正在做最后冲刺的脱贫攻坚。农村的贫困,是中国沉重的历史问题,这个问题并非这些年才被发现。一生探寻“志在富民”学术的费孝通先生,早在80多年前就聚焦在这个问题,《云南三村》正凝聚了他对这个问题富有启迪性的思考。

知识是“粮食”

《云南三村》是三篇论文合集,包括《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第一次结集出版是在美国,是英文版。自1945年后,在英语国家,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对这本费孝通、张之毅合著的Earthbound China(《土地束缚下的中国》),并不陌生。

这三篇文章虽然各自独立,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宗旨。这个宗旨,往小处说,是费孝通个人的研究取向,往大处说,则关乎抗战建国背景下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1938年11月15日,费孝通开始着手《云南三村》中第一篇《禄村农田》的田野调查。这个时间距离他抵达昆明只有短短2个星期。此前,28岁的费孝通从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毕业归国,抵达昆明后被云南大学社会学系聘为助理教授。几乎才安顿下来,他就立即着手云南农村的调查。

“为什么这样迫不及待?”

费孝通自问自答说:

“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云南三村·序》)

学者有很多类型,费孝通属于学以致用一派。

1937年,还在伦敦读博的他,就明确表达过他的不同看法。在给《益世报》的一篇文章中,他这样写道:

“过寄生生活的学者们的辩护词是‘为研究而研究’;我不赞同‘尊重学问’,我只知道‘真正的学问’是有用的知识。学问可能是装饰品(有功能),也可能是粮食(也有功能),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粮食。”

费孝通一方面对学术的意义和价值非常有信心——相信学术会成为“粮食”,“给掌握社会变迁的人提供实际方法”;另一方面又勇于承担自己的角色和使命。他把自己比作战场上的士兵,纪律要求士兵不能临阵脱逃, “纪律”同样要求他坚持生产有用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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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版《云南三村》封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解剖“麻雀”

费孝通对知识有用的信念,除了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较为普遍的责任担当,还源自他对生产知识的那套新方法的信心。

这种方法,就是以村子为单位,进行田野调查,并比较不同的村子,以求得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而在获得基本事实之后,进一步寻求解决问题之道。

这个方法被费孝通比拟为解剖麻雀。他解剖的第一只“麻雀”,是《江村经济》一书中的“江村”。江村,是化名,真实身份是江苏吴县的开弦弓村,费孝通1936年在这里调查了几个月。费孝通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开弦弓村。这个书的副标题是“中国农民的生活”。费孝通对开弦弓是否足以代表中国,并不是很有信心。所以,一入职云大,他就立即着手“禄村”的调查,希望从云南“内地农村”这种不同于开弦弓的类型中找到中国农村社会的共性。“禄村”“易村”和“玉村”,都是他和助手张之毅精心选出来的“麻雀”。

从方法上讲,费孝通从村子入手展开社会研究,并非没有争议。让一个几十户人的村子,代表偌大的中国农村社会,有学者就不同意。比如,费孝通在清华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的导师——俄国人类学家史国禄,就是批评者之一。他认为研究中国,不能漫无目的地研究一个个村庄,而应该研究“人种群体”。

但费孝通有他的坚持。他认为中国农村社会,虽然看似辽阔,其实村子之间具有很多共性,如果挑出一个村子进行仔细的解剖,从中总结出一些理论,然后再研究其他类型的村子,以作进一步的比较,那最终就会不断地丰富从具体研究中得来的这些理论。而这样的理论,更有可能指导农村的社会变革。

云南“三村”的状况

1936年在开弦弓做调查时,费孝通发现这个过去蚕丝业发达的江南小村,正经历着衰败。衰败似乎是一系列连锁反应。蚕丝业原本是农村重要的手工业,但随着现代工商业的入侵,机器的替代性影响,手工业面临衰退。农民的贫困化,高利贷盘剥,使很多农民把土地卖给城里人。于是造成土地权的外流,出现地主不生活在农村,而生活在城镇的现象。

从开弦弓的个案,费孝通还无法验证中国农村是否普遍经历着这种变迁。为此,他组织了对云南三个村子土地制度的调查。

禄村是最早被用来解剖的内地“麻雀”,其调查范围和报告的撰写,为另外两村树立了典范。

1938年和1939年,费孝通两次到禄村调查,他的田野点是今天禄丰县金山镇大北厂村。这个村子在禄丰县城边,属于坝区,交通比较便捷,一条连接附近盐矿和县城的盐道从村子穿过。

禄村是传统农业的典型,全村人口122户,人均土地5.7亩,而易村则是手工业和农业并重,玉村则体现了受工商业影响下的云南农村的新变局。这三个村子,与江村都有所不同,但也都面临相似的历史局势。

整体看,农村不仅贫困,而且贫富不均。贫穷根源在哪里?从土地制度看,土地即使平均分配,禄村这样的村子,也无法过上富裕生活,因为农业产出有限。《云南三村》并没有给出出路,但却敏锐地提示了问题所在。

费孝通总结说,农村的农业生产,总量上不足以消化所有劳动力,而农闲时节劳动力闲置更多。所以,农业中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就是农村解决贫困的关键。

为此,他研究了手工业发达的易村。易村人口57户,土地212亩,人均只有9分地。土地无法满足生计,所以他们发展家庭副业和手工业。易村地处江边,竹林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

围绕这一资源,他们发展了精湛的竹编技术和造纸手工业。费孝通估计,易村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家靠竹编贴补生活(全村有9人专织篾器),而另外三分之一的人家则靠造土纸生活变得较为富裕。易村的造纸,大概是民国初年四川人传入的技术。这个行业不仅有技术积累,也有资本积累。据估计,当时建造一个纸坊,设备要一千多元,维持一个作坊全年开工需要流动资金五千多元。易村有9个纸坊,分属20家坊主,其经济规模可见一斑。——织篾器的收入与之形成对照,平均每人一年通过织篾器大约可收入72元(每天人均6角)。易村造纸的富户,1939年调查时,已经有人把剩余的资本用来置地。他们到外村买地收租。

玉村的背景更复杂一些,但张之毅调查时,农业劳动力同样是核心议题。玉村的调查,时间是1940年-1941年,这里地处玉溪城郊,靠近马帮大站,交通便利。玉村的农业资源在城镇背景下,有很大优势。除种植水稻,村民有的还发展蔬菜种植,专门为市镇供应蔬菜。纺织也是重要的家庭副业。妇女们自备织机,在家织布。原材料棉纱是从玉溪布商那里赊来,她们把织好的布再卖给布商,中间与原料的差价,就是她们的微薄的工资。

费孝通认为,农工相辅这一点上,玉村和江村类似。另外,马帮运输中致富的人家,大多发财后就从玉村搬到市镇去住,把家里的土地租给本村人经营,成为离地地主。这点似乎也和江村1930年代的情况相似。

三村的变迁

《云南三村》的英文版书名是Earthbound China。这个由费孝通翻译的书名,很有深意。“被土地束缚的中国”,一面他用云南农村指代中国,说明经由江村研究一路走来,他已经确信在云南看到的情况,反映了普遍的中国;另一方面也提示了农村的某种症结,土地提供生存资源,但土地也是一种“束缚”。把剩余劳动力从“束缚”中解放出来,转移到其他产业上,是解决贫困问题的一个方向。

1990年,费孝通对云南三村有过一次回访。一方面印证了三个村子在费孝通、张之毅调查后,继续发生类似江村一样的变迁;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从农业生产中释放出来,农村社会变迁加剧,而历史性的贫困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

以禄村为例,1942年后,禄村由于抗战和内战引起的通货膨胀,以及苛捐杂税、政治腐败等等问题,农民日益贫困,贫困迫使部分农民把土地卖给城镇的富户,就像1936年费孝通在江村看到的一样。1950年,全村的耕地,已有20%属于“外籍地主”,这个数据反映了禄村一定程度上成了另一个“江村”。而与此同时,农业也进一步萎缩。在这之后的近10年间,禄村人口增加44.5%,耕地面积增加18%,但粮食产量却下降了30%。

1980年代后,实行土地包产到户的禄村又呈现出另一种面貌。一面是粮食产量稳步增长,另一面则是随着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社会经济结构发生较大的调整。

1983年,全村一共477个劳动力,当时耕地只需要270个劳动力就足够经营,剩余200多个劳动力,而其中130人参加了5个自愿组成的基建队,到禄丰县城从事基建工作。此外,除了原有的马匹运输、修理打铁、编织等之外,豆腐、米线、卷粉、冰棍等家庭作坊和饭站、小百货店、冷饮店等服务业也在村子繁荣起来。总计51人参加了16种行业。

产业结构的比例,农业和工副业:1978年是7:3,1985年是5.5:4.5,1989年是4:6。禄村这个农业村,因为靠近城镇,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深刻的经济社会变迁。

1990年重访禄村时,费孝通还发现,这里开始出现了乡镇企业。一个叫王兴国的30多岁青年,最早是卖粮大户,随后组建基建队,再后来回村开冰棒厂、冷饮店、旅馆,最后开办了塑料厂。费孝通观察这种塑料厂在苏北农村也有,时间上只晚了五六年。

费孝通总结说, “单靠农业禄村富不起来。”“人多地少的农村该怎样利用农业里的剩余劳动力来从事生产,一直是严重的问题。” (费孝通:《重访云南三村》)

易村、玉村也都经历各自轨迹上的变化,但又和禄村一样有着某种共同的趋势。

易村原属易门县,后划归禄丰县。费孝通他们做调查的村子,是今天的恐龙山镇李珍庄村。这个交通闭塞的村子,经历了“三起三落”。第一次衰落是1942年的霍乱,导致人口减少,劳动力不足。易村的竹编和造纸,1980年又遭遇原料方面的重创。当时土地承包到户,但竹林没有承包。所以,怕吃亏的群众,蜂拥而上砍竹子,以致“易村原来在绿汁江两岸秘密的竹林所剩无几。……土纸作坊从此倒闭,直到现在(1990)没有恢复”(费孝通:《重访云南三村》)。2010年,“志在富民的足迹——纪念费孝通百年诞辰大型新闻行动纪实”的采访组重访易村,了解到易村的新变化。“易村土法造纸的手工业已经消失。目前,土法造纸技术正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易村正在搞大棚蔬菜种植,而江边的竹林也已恢复。

变化最大的是玉村。1990年费孝通到玉溪,已找不到当年的田野点。地处玉溪城郊的玉村,农村经济发展已经与其他两个村子拉开了更大的差距。

(责任编辑  赵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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