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民族中小学生版

新华银器密码——对话青年学者张琳翊

访谈

□  文  /  龙成鹏  张琳翊

编者按

民族民间工艺如何产业化,各方的思考和政策制定,不能脱离地方经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中,在其他一些地方的同行面临技艺失传的背景下,鹤庆新华村的银器产业逆势增长,从最初赖以糊口的手艺,变成如今有着国际化视野的特色产业,成长模式足以借鉴。民族文化保护传承连续两年被列入云南省政府十件惠民实事清单,民族民间文化如何惠民,鹤庆新华村提供了成功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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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中的银器

新华村的蜕变

今日民族:如今远近闻名的新华村,究竟是怎样一个村庄? 

张琳翊:我第一次去新华村是2014年,那时候新华村已经初具今天的格局了。此后几年里,我每年都到这里,为完成博士论文做调查,不仅对新华村的现在,也对它的过去逐渐有了一些了解。

地理上,新华村位于鹤庆坝子的边缘,离县城5公里,交通便捷。且村子所在地就在草海镇的镇中心,所以,过去小手工业所依赖的市场条件基本具备。新华村(行政村)有1200多户,约6000人,绝大多数是白族。和许多手工业发达的村庄一样,新华村也是人多地少。因此,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甘于贫困的新华村工匠(当地俗称“小炉匠”)就挑着炉子,长年在外,走村串寨找活干。那时候,他们并不单单做银器,与金属相关的手艺他们基本都要做,都会做。他们铸铜锅,补铁锅,修银饰,无所不能。

今日民族:游方的手艺人,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也是推动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媒介。鹤庆新华村人主要去哪些地方?

张琳翊:大体上有南线和北线。南线,抵达临沧、西双版纳等地的傣族村寨——德宏方向据说不怎么去。北线,去到四川甘孜、西藏等地方,在城镇和乡村,为藏族等少数民族加工制作各种壶、碗、藏刀等生活用品和佛像等宗教用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整个鹤庆,到藏区做活的工匠最多的时候达到1000人以上,仅在拉萨的就有三四百人。这是非常吸引人的文化现象,不少学者都谈论过。

不过,从新华村我了解到一个细节。往南走的时候,他们的技术还没那么好,往北走后,技术有了很大提高。这些白族的手艺人,并不仅仅是输出手艺和劳务,也在行艺的途中,学到包括技术在内的很多东西。比如,在四川甘孜,他们就从当地手艺人那里学到了更好的锻造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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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锤

今日民族:新华村的手艺人回归,是什么时候?

张琳翊:2000年左右,出走的手艺人陆续回来。如寸发标,就是那时回到村子。刚回来时,在村里他们有时也接不到活,所以也会短暂再出去。但随着新华村名气越来越大,手艺人出走的情况就越来越少了。

今日民族:新华村手艺人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

张琳翊:手艺人返乡后,市场、技术不仅没有萎缩,反而得到大发展。手艺人无论在经济回报,还是专业化程度,抑或是社会地位,都得到极大提高。现在的新华村,已经建立了完善的银器加工产业链,全村80%的人得到就业,邻近许多村子也被卷入进来。那些外村的手艺人,2014年时,他们通常住在新华村,周末回自己村子。现在,他们纷纷买了车(都是好车),早上到新华村上班,下班后开车回他们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外的家。

今日民族:新华村本地有市场吗?

张琳翊:新华村本地市场,主要是旅游市场的模式,在主街道两旁,前店后厂。为销售银器产品,新华村先后搞过两个专门市场。一个是2012年左右由私人老板开发的“石寨子”项目——新华村原名叫“石寨子”,这是建在村子中间的银器卖场,主要面向丽江方向过来的游客。2014年我到新华村时,生意还很红火,现在已关门停业。2018年政府主导,在新华村前开发了另一个概念略有不同的项目——银器小镇,集商店和住宿为一体。新华村的乡村旅游,目前比较缺少休闲娱乐氛围。比如,到晚上,你想找个吃饭的地方,都比较不便。为什么?因为家,才是新华村这个市场的核心。外村的工人,一般都是家庭所雇佣,包午饭,晚饭回家吃。而外地来的进货的生意人,聪明的白族人在家招待他们,把家变成生意的空间。变富的新华村,有些东西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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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壶成型流程

学习强村

今日民族:对手工艺领域,我们可能会刻板地认为,一个地方之所以今天发展得好,必定是有着某种独门的技艺传承,新华村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

张琳翊:新华村早期制作银器的历史资料比较少,据传,最早的技艺是一个姓洪的师傅传下来,他是明代从中原派驻到这里的军人(屯军)。前辈的手艺如何,很难考证,但就最近半个多世纪的情况看,鹤庆的银器技术是越来越好。鹤庆银器产业,有几个背景比较容易被忽略。

第一,鹤庆白族手艺人,从一开始就不单单是为本民族服务,而是为各个民族服务,现在是为全世界服务,这一点他们越来越明确。某种程度上,这是他们成功的重要前提。从民族文化传统看,早期的白族银器工艺并不复杂,其银饰主要是“银三须”,一种比较精致的挂在胸前的银饰,有挖耳勺、针筒等实用功能,从中原传入,中原是元代末期开始流行,明代大流行。

第二,云南手工银饰产业(包括鹤庆)有一个共性:做银器的师傅,他们的上一辈,甚至这一辈,都有做其他金属工艺的经验。他们做铜、铁金属的生产、生活用具,而不单单做银器。

所以,总体看,银器方面的技术,历史遗产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丰富。鹤庆银器能有今天的成就,不能想当然地归因于历史,忽略当代人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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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铁马

今日民族: 新华村的银器手艺有哪些发展?

张琳翊:我举个例子。产品方面,有寸发标的九龙壶,这是今天新华村最有代表性的银器作品。这个创新产品,对新华村银器产业有开拓性意义。九龙壶是一个酒具,但功能上费了不小的心思。据寸发标老师介绍说,这个壶装满酒后,倒进8个配套的杯子时,刚好可以把壶里的酒倒完。形式上,九龙壶借鉴宋代执壶造型和西藏酥油壶上的装饰形式,体现了对多元文化艺术的吸纳。

技术的发展,更有时代感。再以九龙壶为例,最初,它是两部分焊接,而不是整体打造。整体打造非常有难度,特别是壶嘴部分,尤其需要技术和工具。金属工艺特别之处在于,要做一个器物,工具非常重要。工具不行,技术再好也做不出来。而整体打造所需要的铁马有不同的形状,打不同造型的壶,要不同的铁马。鹤庆人擅长学习,有了别人给的工具后,他们反复试验,已经把日本整体锻造的工艺做到了炉火纯青。

再比如,2017年,有一个苏州剔刻的老师傅去到鹤庆。他是苏工领域泰斗级人物,他跟鹤庆艺人切磋,一方面对鹤庆的手艺很惊叹,另一方面,鹤庆手艺人也从他那里得到了新技术。在银器上刻纹饰,鹤庆传统上是錾刻工艺,这种工艺以走线为主,而剔刻,是把一部分金属铲掉,有笔锋,刻出来的文字具有书法韵味。鹤庆人太聪明了,交流之后,有一些年轻人,就跟这个师傅到苏州去学了几个月。回来后,鹤庆银器技术有了新变化,现在他们的花纹用了剔刻与錾刻的结合。

每次在技术上、艺术上、审美上的改变,都和手艺人不断去学习,不断去融合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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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錾子

今日民族:手艺人的传承情况如何?

张琳翊:新华村有银器产业化的基础,所以技艺传承有很多优势。如今,“80后”一代已经是技术中坚,开始带徒弟,而“90后”也基本出师,“00后”正在加入。

新华村的技艺传承,血缘和家庭是很重要的纽带。父母、舅舅、叔叔一辈有大师傅的年轻人,有长辈带,成长最快。还有一类,亲属里没有大师傅,家里以前也不做这个,但从小被送去做学徒,也能成长为手艺人。

另外,家庭还是分工的基础。银器制作有很多环节,一般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的专长。要完成一个银器,这个家庭在完成他们擅长的部分后,会请另外的家庭完成余下的工序。这个过程中,至少有两个以上家庭参与协作。

一些做得特别好的,也开始采用公司制。财务、营销都请专职人员,且员工与老板并无亲戚关系。这种现代的经营模式也在新华村出现。

今日民族:完成一个产品,需要哪些工序?

张琳翊:以银壶为例,目前的生产流程大概是这些:首先,要压银片,这个可以从厂子买。第二道工序,是把银片敲成桶型。这个工序也可以机械化操作,帮助减少工时,在新华村有冲压厂,规模不小,据工厂师傅称,平均一天可以压两吨银子。第三个工序,要将桶型金属打制为壶形状,要3天左右。第四,錾花。剩下还有组装、清洗。你看着工序很少,但很磨人。要不断退火,一点一点地修。操作不好金属会疲劳,很容易崩掉,裂掉。

今日民族:他们的教育状况如何?对从业者有影响吗?

张琳翊:这块略微是个弱势。老一代上完小学就开始从事手艺活,“80后”“90后”,可能初中居多,“00后”一代可能是高中以上。教育观念有变化,现在的父母,基本要求孩子读完高中才能接触这个行业。

在工艺美术行业,工艺美术师的认证,一般要求高中以上学历,鹤庆很多年纪大一些的手艺人连门槛都进不去。

今日民族:现有的认证系统,似乎不能满足社会现实的需要。那么,另一方面,接受高等教育的当地人,在这行的状况如何?

张琳翊:上大学的还是很受欢迎,但屈指可数。比如说,我知道有一家,他们所雇策划营销的人,就是大学毕业的,被村里一致认为是学霸。还有一位,也是大学毕业,他就有些迷茫。觉得做手艺做不过同龄人,而他在学校的所学是营销专业,但学校给的知识,是针对大企业,不是他们这种小生意,所以他认为自己学的知识没能用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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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芒市东门村的银器制作

今日民族:今天讲乡村振兴,新华村凭借技术和产业优势,做了很好的示范。目前,新华村除了留住了本地青年,还吸引了哪些外来者?

张琳翊:一类是艺术家、高校学艺术专业的学生,他们来新华村交流、学习。第二类是毕业了的青年,也是学艺术或者热爱艺术,想在新华村谋求一个职业。第三类人来找资源,想把银壶这些产品卖到全国各地,且通常一边在新华村做微商养活自己,一边在当地做一点手艺。这些外地人,在新华村的旅馆短租,或者长租当地人的院子,过一种与他们在城市里不太一样的生活。

建厂的历史经验

今日民族:在云南,银器手工艺发展模式,除鹤庆外,还有别的类型吗?

张琳翊:完成新华村的博士论文后,我2018年开始跑其他点,这个工作还有待深入,但目前,已经有一些初步认识。

我先去的是德宏州芒市,以前有一个潞西县民族银器厂,集体所有制的小厂,规模一度有30多人,主要生产傣族银饰,产品销往孟连、耿马等地。1958年建厂,2000年改制。我采访的继续从事银器手艺的二代工人(下岗后,现已享受退休待遇)告诉我,他的父辈是第一代工人,铁匠出身。这个厂辉煌过,一度是民族手工艺的佼佼者才能加入。90年代中期,效益好时,工人工资是当地其他行业职工的5倍。他们至今还怀念这个逝去的繁荣。

今日民族:技术方面情况如何?

张琳翊:跟百年前一样,没有多大差别。因为主要服务周边傣族,因此他们做的东西不能变,变了就没有消费者。

在德宏州,倒是更为偏远一些的陇川县户撒乡,有一个叫李焕芝的女匠人,因为也是为其他民族做首饰,她与外界联系更多,与鹤庆等地的师傅都有交流。

今日民族:云南其他地方的情况如何? 

张琳翊:建厂的模式玉溪市通海县也有。这个厂已经倒闭,工人流失。不过,我从鹤庆师傅口中知道,这个厂一度很繁荣,技艺十分精湛。整体上看,民间工艺,走集体所有制工厂的产业发展路径,在云南历史上也有过成功的经验,尽管在当下它们表现并不突出,但依然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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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协作的鹤庆模式

今日民族:我们回到鹤庆来。很多人关心民间工艺产业化发展,那么鹤庆新华村的模式,可以复制吗?

张琳翊:鹤庆新华村的模式能否复制很难断言,因为它的形成有特定的历史、社会因素。不过,现在一哄而上的产业化项目,恐怕很难达到新华村的水准。

新华村的成功,我觉得至少有几点经验可以总结。

第一,他们的观念开放,容易接纳新东西。鹤庆人善于学习,学的不仅是技术,还有各种习俗和文化。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在藏区做佛像。起初他们是把佛像放在地上,后来知道不合当地习俗就马上改正。民族工艺品不同于一般商品,它们身上附着有很多传统的文化、观念和信仰。鹤庆游方的手艺人深谙此道。他们做东西的时候,有敬畏心,有谦卑的学习精神。

第二,有创新的意识。早期,鹤庆的银器留有本土造型和民族气息。他们的茶壶,还有点乡村的质朴。两年前他们的茶壶,有日本风格的影响。但现在,他们更有信心,创造性地运用中国元素。

第三,能利用政府、高校等社会资源。比如,与云南艺术学院合作的工作坊项目,曾请到了英国、日本的银器锻造专家前来,做交流的时候,新华村人认真地去学了。吸收其他好的经验的同时,他们的文化自信心也得到培养。

第四点,可能最难学,就是集体协作。集体的力量很重要,整个村子都在做,就形成了特色化的产业,单打独斗很难存活。据我了解,像泰国北部清迈的手工艺之所以成功,也是靠这种集体协作和规模化效应。这应该说是一个全球性的经验。

张琳翊,现就职于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博士毕业于泰国东方大学,其博士论文围绕大理州鹤庆县新华村银器产业展开,探究了在云南颇为成功的民族民间工艺的产业化道路。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责任编辑  赵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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