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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典赤:昆明城的奠基者——读《赛典赤·赡思丁评传》

原著

马可·波罗大约在1284年到过昆明,留下了对昆明社会生活的珍贵记录:

“这是一座雄伟壮丽的大城市,城中有商人和工匠。这里人口杂居……土地肥沃,盛产稻米和小麦。但是,这里的人民认为小麦做的面包有碍身体,所以不吃面包而吃大米。他们用其他谷物加入香料,酿制成酒,清香可口……”(《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还提到,这里是一省的政治中心,用一种贝壳为货币,滇池里的鱼品类繁多,是世界上最好的鱼(“盖世界之最良之鱼也”)。马可·波罗没有提及——他眼前的这个城作为政治中心才几年的事,而在十多年前,它还遭受了战火与混乱,至于他对其中的美味念念不忘的湖泊,也在几年间有极大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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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昆明,乃至云南造成积极转变的事件和人物,是我们这期的话题。围绕这个议题,有22年前出版的一本书——《赛典赤·赡思丁评传》(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下文简称《评传》),作者李清升,是民族研究学者。这本书讲的虽是赛典赤,但不失为云南文化史的精彩入门。该书出版时,著名史家马曜和云南民族工作的老前辈王连芳都为之写序,几位知名人士为之题词,足见当时的影响不小。

《评传》介绍,赛典赤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官至一品的政治家,63岁被委以重任派往云南筹建行省,他的系列施政结束了云南此前20多年的混乱政局——期间发生了30万各族人民的大起义,忽必烈1267年派往云南的一个儿子(被封为云南王)也在1271年被另一位蒙古贵族、掌握实权的都元帅宝合丁毒杀。此外,他还为云南社会经济文化各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包括治理滇池和盘龙江。

给昆明治水

赛典赤治滇的业绩很多,《评传》几乎囊括了最著名的那些事迹。对昆明影响最大的要算治理盘龙江、滇池,以及行省中心从大理迁至昆明。盘龙江的水患,即使今天的昆明人,也能在每年夏季感受一二,但大众可能忽略的是,这本身就是昆明难以根治的老毛病。赛典赤治滇的业绩之一,就是曾经对这个老毛病做了很大的解剖手术。

赛典赤着手治理之前,昆明的水患比现在严重太多。城市的南面、西面都在滇池势力范围,而东面又受到盘龙江等河道的威胁。三面环水,绝非虚言。“夏潦暴至,必冒城郭”、“水及城市,大田废弃,正途雍阻”、“潢潦之水,泛入市垣,无田可种,无屋可居”。

昆明城修建时本就有意避开水,但即使如此,还是免不了在夏季遭受侵害。《评传》根据清代《云南省城六合图说》文献和实地调查,对盘龙江的水源进行了考证。

盘龙江有三股源头,分别出自黑龙潭、青龙潭和冷水洞,南流后汇牧羊河经三家村至莲峰、凤岭二山山箐,因途经的小河村有一座古桥名盘龙桥,且水流蜿蜒,又出自龙潭龙洞,故名盘龙江。

盘龙江在元初因政局混乱,忙于内外征战,致使河道淤塞严重。所以,赛典赤亲自主持的治理内容,既有治标又有治本。治标是,沿着河道挖淤泥,加固堤岸,稳固河床。治本则是,一面修引渠,把邵甸坝东北诸山雨季乱跑的洪水,通过引渠导入江中,另一方面则是修大型水利工程——松华坝,以及开凿人工河——金汁河和银汁河。

大坝选址在莲峰、凤岭两山之间,是今日松华坝水库的前身。李清升在《评传》里考证,赛典赤修的这个松华坝,在1958年松华坝扩建时还在,只是被埋进了新坝,另外扩建后的新坝——现在还在用的松华坝规模比过去大了不少。

金汁河和银汁河,一条在盘龙江东面,一条在西面,既泄洪,也便于农田灌溉。盘龙江地势较低,无力灌溉其东岸和西岸(长虫山脚一带的坝子)高处的田地,所以,赛典赤从盘龙江源头分出金汁河、银汁河,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金汁河、银汁河的历史记载,常常跟大理国段素兴建造的金棱河、银棱河混淆,李清升对此进行了文献考据和实地考察,澄清了误会,解决了昆明文化史上的一个问题。

滇池的治理,意义更为深远。滇池是西南第一大湖,也是全国第六大淡水湖。元初的滇池,比今天大,基本保持了滇池自远古以来的面貌。(方国瑜:《滇池水域的变迁》)方国瑜推断,水面海拔平时在1889米,汛期涨至1890米以上,由此经常在夏季造成昆明城三面皆水的局面——元以后历朝历代都治理滇池,方国瑜考证滇池现在水位是1886.1米。

滇池的治理也是治本之策。滇池流入长江,出水口海口、螳螂川是滇池治理的关键。赛典赤派他的儿子忠简王忽辛与张立道率三千人,“凿开海口石龙坝”,并疏通河道,在河岸建立拦石坝,防止山石落入河中。这一个工程干了3年,至1276年,跟盘龙江治理几乎同时完工。治理的结果是海口以下10多公里的河床降低了大约三米,滇池水大量倾泻,滇池水面有史以来第一次大面积缩减,给昆明人新增了十万余亩的土地。

赛典赤把行政中心迁至昆明是1276年。昆明城始建于南诏,最初称“拓东城”,大理国时期是“东都”,地位次于大理城。虽然新石器时代,滇池岸边有一些文明的曙光,随后有古滇国,但中心在晋宁,不在今天的五华区。

赛典赤时代的昆明,中心在今天的三市街一带,行省的办公地点在偏北一点的威远街附近。至今,这一带仍然是昆明的城市心脏,而纪念赛典赤的“忠爱坊”就坐落于三市街与南屏街交叉口,至今仍是行人如织的闹市。

行政中心的东移,原因据《评传》和《云南简史》介绍,跟此前云南几次大的战争导致滇中社会经济固有的体制被破坏有关。当时的云南普遍流行农奴制,在这个制度下,农奴主拥有土地,种地的农奴基本没有人身自由。战争让一部分农奴主丧命,也让一部分农奴主失去了权势。这样一来,反倒利于中央集权的行省制度的推进。赛典赤要做的显然不是换一个地点办公,而是全面地改革云南,这是一盘很大的棋。他要推进的政治改革,会触动很多旧贵族的利益,而昆明这个战火洗礼的潜力无穷的新城,在很多方面都能满足他的需要。赛典赤之后,赛典赤的儿子按照他的方针继续管理云南许多年,云南的和平与发展也延续了几十年。后来蒙古王室收回了行省权力,云南很快又陷入了分裂,于是有了元末昆明与大理两种势力的对决。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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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云南第一座孔庙

赛典赤对昆明的文化建设,也有开创性贡献。今天昆明的文庙(孔庙),就始建于赛典赤时期,且最初的经费,据说就来自赛典赤个人的捐赠。孔庙实则是古代的学校。赛典赤建孔庙,就是要在昆明城里推行儒学教育。

这座孔庙建于1274年冬,地点在“城中之北偏”,就是今天的五华山南面,现在昆明市文化馆所在地。元代郭松年在《创建中庆路大成庙碑记》中说,这座孔庙耗费了2年时间建成,是赛典赤倡导并“捐俸金”,由张立道具体操作。建成房屋53间,大成殿位于正中,有孔子塑像朝南端坐,东西两面有孟子、孔伋、颜回、曾参4贤,以及子贡、子路、有若、冉耕、冉求等10哲相伴。大殿外,还有其他建筑,包括藏经楼、文昌阁等,整座建筑结构精巧、气势恢宏、雕梁画栋、色彩斑斓,“内外完美,无愧中州”。《评传》说,这所学校,比行省的办公楼都漂亮。

作为一所学校,这里还推行免费教育。住宿、伙食通过购置学田等方式解决。最初,学生少,他们在官渡买田8双作为学生生活开支。后来增加到5顷。这个办法,后来在云南其他地方也推广。学田收入中多余的部分,还被用来赈济贫民。

招生起初也困难,都要主管官员亲自劝学。后来名气打响后,每期都能招收150名左右,其中不乏一些其他族裔的学生——“虽爨僰亦遣子入学”。

为办好学校,除本地师资外,还从四川引进优秀教师。教学内容是儒家经典,主要是四书五经,后来还增加了《孝经》。尽管听上去内容比较深奥,但教学方式上,据说比较灵活。元人李源道的《中庆路学讲堂记》介绍说,学生学习时重在深刻理解,要掌握“心得”,而不是死记硬背。老师讲课要突出重点,不能照本宣科;要注意分析归纳、详略得当、主次分明。课堂气氛热烈,经常组织学生讨论、演讲,并且课堂向外开放,使社会也接受文化的哺育。“令教官、学生及民间子弟通经者以次讲说,至晡(下午三点至五点)乃罢,外人来观听者,充庭塞户,教化大兴。”

赛典赤希望通过教育,使云南“他日化成俗定,人才辈出,彬彬乎齐鲁之风”。他的这一理想被后继者延续,此后1285年大理路、临安路也建了类似昆明的庙学,1302年安宁州也建了庙学,1320年后,仁德府(寻甸)、嵩明、邓川、永昌、丽江、鹤庆等地庙学也纷纷得以建立。

这些学校确实培养了人才,在以后数十年间,昆明人王楫、李敬仁、李郁、段天祥、李天祐等5人在全国会试中金榜题名,中了进士并成为州、府直至省一级的“儒臣”。少数民族中也培养出僰人王惠、王惠之子王升等人才。王升官至云南诸路儒学提举,被认为文章追赶得上韩愈、柳宗元。

1917年,清末考中状元的袁嘉谷,给重修的赛典赤陵墓写记。在这篇短文中,袁嘉谷说,从庄蹻开滇以后至今2000年,云南的名声、社会发展,其辉煌灿烂的程度跟中原接近,这是谁的功劳?“惟元咸阳王之功!”咸阳王是民间对赛典赤的尊称。

袁嘉谷的这个评价,显然有几分道理。

成为模范官员

赛典赤在云南不仅做了很多实事,而且也树立了道德楷模。

袁嘉谷称赞赛典赤说:“他治理云南6年,心系着滇人的心愿,所做的是滇人的事业。至元十六年(1279年)卒于云南,葬昆明北门,距今日的省城东南10里。而附近或过此的人思念倾慕他时,无不前来瞻仰凭吊,往往徘徊陵下不忍离去,已七百年如一日了。”

赛典赤活着的时候,官声很好。他去世之后,人们依然怀念他。这显然跟他在云南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成绩分不开。

《评传》总结说,赛典赤有“轻财爱民,甚有人望”、“处世周详”等优点,是治世的能臣。忽必烈赏识他。忽必烈继汗位(1260年)后的第二年,50岁的赛典赤就被任命为中书省的平章政事,次年又兼领工部和北方诸路。

赛典赤执掌云南时,云南除了有行省的机构,还有皇帝的封王,加上大理国旧贵族、蒙古贵族掌握的元帅府等势力,以及地方上很多尚未归顺的部落、族群的势力,赛典赤执政环境极为复杂。这既需要政治家的手腕,也需要仁慈宽厚等人格魅力。

举一个例子。赛典赤在云南搞行省改革时,有几位地方首领对其不满,结伴到都城去告他。忽必烈见到之后说:“赛典赤忧国爱民,朕洞知之,此辈何敢诬告!”这些地方首领最后被押送回云南,交给赛典赤处置。而赛典赤不仅没有责罚,反而给他们相应的职务继续做事,以致他们感激不尽。

赛典赤死后约80年,元王朝也被新的明王朝取代。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赛典赤同样有很高的评价:“惟王贵显前朝,抚绥南诏。伟绩奇勋,庆流边徼。”明成祖说,赛典赤遗爱难忘,论功劳当给予祭祀。鼓励民众推崇他的恩德,使之“永垂不朽”。

赛典赤被历史颂扬的美德,主要就是治理边疆时能够施予仁德,并通过道德感化,让即使很顽固的人也被改变。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都提到一个事例:元江禾泥(今哈尼先民)罗槃甸主抗拒行省,赛典赤不得已率师出征。赛典赤对将士的性命和百姓因战争带来的伤害非常同情,所以多次劝说萝槃甸主投降,并严令不率先攻城。罗槃甸主先是答应投降,但3天后又变卦。诸将再次请求攻打,赛典赤仍然不准许。手下有人按捺不住,违令攻城,结果赛典赤不仅立即制止,还准备把这位违令者斩首。

他对擅自攻城的万户说,“天子命我安抚云南,未尝命以杀戮也。无主将命而擅攻,于军法当诛。”随后,众将跪下请求暂缓处置,先攻下城后再说。结果,罗槃甸主听到此事,深受感动,说:“平章宽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于是便重新归附了云南行省。

中国古代边疆治理,有强调德化的一面。赛典赤成为历代的模范,大概就因为他确实做得比别人更好。《评传》的序言中,研究云南的历史学家马曜先生就肯定了这点,他还比较了诸葛亮等跟云南有关的政治家,认为他们没有一个赶得上赛典赤。

《咸阳王抚滇绩》说:“功一时者,一时念其德;功万世者,万世念其德。功一方者,一方念其德;功天下者,天下念其德。”

《评传》一书认为,赛典赤大概就因为他治滇业绩惠及长久,所以赢得了历史长久的掌声。

(责任编辑  赵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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