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民族中小学生版

民族贸易:用商品和服务推动民族团结

岁月

□  文  /  杨丽玉(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龙成鹏    图  /  佚名

在云南,在民族地区,吃饭穿衣这等平常的事,也是民族工作者服务的内容。70多年前新中国才建立时如此,今天脱贫攻坚下同样如此。

有一个1951年6月出现的名词——“民族贸易”,提示了这两者的联系。今年,媒体热议脱贫,回头看民族贸易的筚路蓝缕,我们不难看到民族工作的意义、脱贫壮举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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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雪背粮路

独龙族第一代售货员

1953年10月,从昆明学习回来的孔志礼,被贡山县政府分派了一份今天看来有些特别的工作——去独龙江区(贡山县四区)开商店。

孔志礼是云南民族学院(现为云南民族大学)第一批贡山县学员,也是唯一的独龙族。1951年6月,贡山县一行6人(1名独龙族、2名怒族、3名傈僳族)从县城步行七天抵达丽江(1954年前贡山属丽江专区),随后与丽江汇集的其他学生组成17人的队伍,前往民族学院报道。这批学生有的第二年就开始加入首次组建的省民族工作队,成为此后云南民族地区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变革的推动者。(褚友本:《四十年的经历》)

就在孔志礼回到贡山县前夕,贡山县由丽江派来的民族工作队也刚好组建,但是孔志礼并没有直接加入这支队伍(工作虽然有交集),而是被引进到一个似乎同样很需要他的工作岗位。

不久,独龙江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事物——中心商店,一并诞生的还有独龙族第一代售货员。(李华口述、马朝福整理:《独龙江第一个贸易商店的建立》)

无独有偶,一年后,1954年,14岁的独龙族女孩加纳,也被派往云南民族学院学习。一年后她回来,在民族工作队工作几年后,因为会几门语言,她被调入县商业局,成为独龙族第一个女售货员。(加纳口述、何秀春整理:《独龙族第一代女售货员的回忆》)

培养民族干部很杰出的云南民族学院,连续培养了两位独龙族售货员,这对于我们全面理解贡山的民族贸易的历史情况,是不容错过的提醒。民族贸易,今天已然有些陌生的词,其意义值得我们把它放回到历史的语境下去重新认识。

贫穷的根源

贡山县在怒江州北部,与中国的西藏、缅甸接壤,在怒江州“边四县”中(“边四县”指泸水县、碧江县、福贡县、贡山县。其中碧江县于1986年撤销。民族贸易的一些统计数据经常把“边四县”放在一起),交通困难程度、物资匮乏程度可能相对更为严重。而其中,独龙江区(乡)因为与怒江峡谷隔着海拔4000多米的高黎贡山,交通的困难又更加突出。

首先,物资非常匮乏。新中国成立前,粮食不够吃,“一年生产的粮食只够吃三四个月”,剩下就需要采集葛根、董棕粉和“达格勒”等野生植物,以及渔猎所得来维持。

生产生活的物资更是缺乏,除了自制的竹木器,砍刀、斧头、铁锅、三脚、食盐、茶叶等都需要从外面输入。而这种输入又特别困难。(李华口述、马朝福整理:《独龙江第一个贸易商店的建立》)

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云南分团1950年10月到丽江,独龙族代表赶来参加各民族代表大会。他们在丽江穿政府新发放的中山装,副团长王连芳看见后,出于对民族文化的尊重,跟筹办会议的人说,“这几位代表还是穿本民族服装好。”结果,独龙族代表换上了原来的衣服,在丽江冷得“打哆嗦”。独龙族代表原来的服装,露出双臂,上身着一件皮褂,下身穿小短裤,根本扛不住丽江的冷空气。王连芳后悔自己“太主观”,但也深切感受到云南“民族兄弟”的苦。(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第32页)

从自然资源看,贡山其实很富有。这里的麝香、黄连、贝母都是名贵药材。新中国成立前,独龙江还发现金沙,有些淘金者冒着生命危险到这里谋求暴富。

贫穷的原因出在哪里?

在与中央访问团的座谈中,一个傈僳族代表说,新中国成立前,“我们没有盐,只好受国民党敲诈,5斤黄连换1斤盐,汉族商人的一颗针换我们一只鸡。”(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第32—33页)

买卖不公平,搞“剪刀差”,是过去贫困的原因。曾任福贡县第一任县长的李世荣,在后来的文章中提供了更详细的数据。

他说,福贡县盛产黄连,新中国成立前“外来商人进行谋取暴利和投机买卖,甚至垄断了某些居民迫切需要的商品如食盐、布匹、粮食等”。结果,黄连价格下跌,而从外商购买的生产生活用品价格则暴涨。

价格悬殊多大?看他列举的一组数据。

大概在抗战前、后,黄连的价格从每市斤半开(指当时云南铸造的小银元)5元,降到半开0.5元,降了十倍。与此同时,过去在这里热销的大理土布,从每件半开1.5元,涨到了5、6元。按过去价格,1斤黄连可换3件布,做两套衣服还有剩余。黄连降价后,十几斤黄连才能值1件布的钱,价格前后相差30倍。

尽管黄连是福贡、贡山的特产,但黄连也并非遍地都是。李世荣说,一个成人挖黄连要4天才能挖1市斤,价格跌落后,1市斤黄连换来的食物不够一个人吃4天。这就意味着挖黄连无法生活下去了。(李世荣:《福贡市场史况与解放初期的民贸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的十多年里,因为贝母价格上涨、独龙江发现黄金等等有利可图的契机,内地商人,乃至跟官商勾结的政府官员,想各种办法来贡山县谋取暴利。比如,贡山政府在路上设关卡,贝母10斤,交税1.8斤。再比如,抗战结束不久,贡山设治局局长跟商人合伙,从维西赶着60头黄牛到独龙江,强行给每户独龙族赊销6斤牛肉,然后让他们挖贝母、黄连偿还。(李华:《民国时期贡山商品流通史况》)

新中国成立前,贡山县的贸易方式比较奇特,既是原始的以物易物,又诱导甚至强制地搞提前消费,甚至还有搞金融产品的意思。

践行党的民族政策

贡山县的民族贸易,从正式机构讲,始于1951年。

贡山县1949年8月和平解放,第二年4月人民政府成立。1951年,也就在国家贸易部发文(《关于准备出席民族贸易会议问题的通知》)倡导积极发展民族贸易这一年,贡山县成立了颠覆以往贸易规则的民族贸易办事处。

民族贸易对基层的辐射带动作用,1953年后更加明显,主要原因是这时办事处规模扩大,职工由原来的4人增加到18人,随后全县四个区分别建立了民族贸易中心商店。孔志礼被分到独龙江区(四区),而另一位独龙族的售货员加纳则先是留在县城的百货门市部,再后来又调到一区丙中洛的商店。

民族贸易在网点铺开之后,收和购的功能都得到增强,这两个功能在当时物资匮乏和贸易不畅的情况下,作用很大。

时任福贡县县长李世荣说,福贡的民族贸易,最缺的东西是盐巴和铁质农具。盐巴缺到什么程度?

“一般人看来,食盐比黄金还要稀奇。即使是富裕户,也要用麻绳把一小块盐拴着,吃饭时在汤里随便泡一下就很快拿出来,娃娃哭了才给他舔一下。广大贫苦农民则哄骗娃娃一小点盐巴也没有,甚至有的人为了去兰坪买点盐巴冻死在碧落雪山上。” (李世荣:《福贡市场史况与解放初期的民贸工作》)

独龙江的生活条件不比福贡好,所以盐巴同样是民贸商店带来的大福利。此时,独龙族群众不仅不用担心买不到盐巴,而且盐巴的价格也大幅下降。

盐巴的价格降幅有多大,可以参考福贡的情况。

李世荣收集了1949年和1951年的价格对比。

1949年1市斤黄连只能换来井盐8两,到1951年,1市斤黄连就可以换30斤井盐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缺盐问题完全解决了。”1市斤黄连,还可以换新鲜猪肉6.9市斤,大米15市斤。过去那种压低本地特产黄连的价格,抬高外来商品价格的剪刀差现象再也没有了。

不只是交易更公平了,而且透过贸易,国家对怒江少数民族的物资方面还给予照顾。比如,“为了照顾边疆兄弟民族的生活困难,食盐减税供应。”1951年11月,每百斤盐税从5元降为1元,每市斤食盐销售价从0.13元降为7分5厘(后来稍微调整到8分2厘)。(李世荣:《福贡市场史况与解放初期的民贸工作》)

据《怒江调研》的作者李道生说,“食盐一项为赔本供应,仅1952年政府补贴食盐差价和税款就达2.5万元。”他列举的数字,应该是针对包括贡山、福贡、碧江、泸水在内的“边四县”的情况。

他说民族贸易政策,对不同的物资分别采用 “不赔不赚、少赚和有些商品赔本经营”等三种策略。而盐巴就属于赔本经营。(李道生:《怒江调研》,第6页)

铁器的需求太多样,供应更有难度。

独龙族使用的小铁农具有砍刀、斧头、锄头,形制与内地有所不同,这些过去大部分是从缅甸进来,内地没有现成的模板。为了满足独龙族需要,“我就带了这些农具的样品,直接到丽江农具厂订做,”李华说,结果是丽江“加工出来的产品和群众使用的一模一样,而质量比缅甸的要好,从而很受当地群众的喜爱”。到写这篇文章的上世纪90年代时,这些农具已经可以在贡山县自己加工了。

民族贸易流通中的那些农具、生活用品的供应,不仅倾注了当地民族工作者的心血,而且也牵涉内地、乃至外省的各族人民。

“为了帮助兄弟民族发展生产,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昆明钢铁公司根据各民族喜爱和要求,制造供应了大量的‘昆钢锄’,取代了国外进口的高价‘洋锄’。”

李世荣介绍的是福贡情况,一部分也适用于贡山。除了“昆钢锄”,他还提到昆明和附近地州调进了成批的打谷机和包谷脱粒机,另外日常用具,还包括从德宏引进的阿昌刀,丽江加工生产的板锄、砍刀、镰刀和斧头。

满足民族文化生活的特殊需要方面,傈僳族和怒族的铁三脚,民贸公司专门定制供应,还有他们喜欢的煮玉米稀饭的铁腰锅。还供应了天津生产的铝制钢精锅,请国家纺织部门专门为傈僳族生产了制作服装用的素底条花棉布,还派专人到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组织生产砗磲片、瓷白圆珠等头饰品和胸饰。

“这些民族特需商品的供应,对于增强民族团结,稳定边疆,起到了重要作用。” 李世荣总结说。李世荣1950年代初在福贡担任县长,他的观点可能比较贴近当时的历史情形。当时民族地区,“把发展民族贸易工作,作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内容来抓” 。

民族贸易和党的民族工作的关系,直接反映在民族贸易的方针中,这个方针就是“加强物资交流、增进民族团结、促进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的改善”。另外,李世荣还列出“三照顾”的政策,其中一条是价格照顾,亏本经营,“对各族人民生产生活必需品如钢锄、铁锅、食盐、茶叶等供应,实行最高限价,对农副产品如黄连、漆蜡、香菌、木耳等的收购实行最低保护价。对棉布、药品等重要工业品实行全省统一价格,以照顾边远地区”。

融合了经济照顾、政策关怀的民族贸易,跟新中国成立前相比,其发展程度不可同日而语。而且,随着网点扩大,民族贸易在50年代也一天比一天繁荣起来。

李世荣提供的这组数据,是很生动的诠释:

1951年至1955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从5363元增加到321184元,增长了60倍,农副产品收购总值,从3168元增加到108714元,增长了34.3倍。黄连的收购量也从2250市斤增长到62650市斤,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李世荣:《福贡市场史况与解放初期的民贸工作》)


把服务做到最基层

民贸基层网点的意义,不止于收购与销售,它也是农业技术、商贸知识普及的窗口。

独龙江民贸商店每年秋冬季节,都要举办药材培训班,组织各村群众学习,教他们怎样识别药材,加工药材,并组织群众上山采集、加工。还教会他们种植黄连的技术和黄樟油的制作方法。(李华口述、马朝福整理:《独龙江第一个贸易商店的建立》)

加纳所在的丙中洛商店也同样兼有技术推广的功能。1960年她调到丙中洛,送货下乡时兼收购一些农副产品,进而发动老百姓种辣椒、草烟,养鸡、猪、牛、羊,商店还调来木香、当归、党参等药材种子,发动群众种植,商店给每个职工分配任务,晚上他们就到村子去召集社员开会落实种植面积,还在技术上给予指导。(加纳口述、何秀春整理:《独龙族第一代女售货员的回忆》)

贸易的基层网点,通过具体的服务,还践行民族团结。

在独龙江,有一个群众背药材来换生活用品。由于工作失误,少算40元的商品。发现后第二天他们派人请他回来,按价补给他两背食盐。他回去之后,对其他人说,“中国共产党的商店真好,很讲信用。” (李华口述、马朝福整理:《独龙江第一个贸易商店的建立》)

丙中洛商店规模要大一些,工作人员发展到10多人,6个民族。晚年的加纳回忆这段经历,很愉悦地说,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团结互助的民族大家庭”。那时候工作很累,送货下乡,走10多公里的山路,背着糖、茶、烟、盐、火柴和胶鞋、缝衣针、线等日用百货。尽管一路辛苦,但遇到群众在地里干活,还是会放下篮子,跟他们一起劳动。等群众休息时,赶紧摆出货来卖,等群众收工,又挨家挨户去服务。

加纳会傈僳语、怒族语,所到之处,跟各族群众都处得愉快。西藏察瓦龙有藏族马帮来赶街,加纳进而又学了藏语。

“我对顾客从不耍态度,只要是他们满意就是我最大的心愿。”而顾客们也经常在离开商店时,“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加纳口述、何秀春整理:《独龙族第一代女售货员的回忆》)

(责任编辑  刘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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