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民族中小学生版

作家如何讲好民族的故事

访谈

□  文  /  龙成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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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瑞翎,回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小说集《最后的乐园》,学术散文集《原始的终极地——怒苏部落》,长篇小说《怒江往事》、《石月亮集市》。作品曾获云南文艺基金奖、云南《百家》文学奖,先后三次获中国作协重点扶持。《怒江往事》入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骏马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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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民族:《独龙江上的小学》出版以来,外界的反应如何?

马瑞翎:反响不错。这个作品于今年4月底出版,在短期内实现中国主流前沿媒体全覆盖式宣传报道。其中包括学习强国、文艺报、中国教育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出版商务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工人日报、云南日报、中华高校网、语文网、中国作家网、人民网等三十余家权威媒体。并登上中华读书报六一书单、百道好书榜、出版商务报世界读书日书单等众多榜单。为讲好中国扶贫故事、宣传云南、展示云南文学实力做出了贡献。

今日民族:小说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马瑞翎: 小说的时间跨度,是从春天烧荒种玉米到秋季学期这样一段。

怒江州在2010年左右开始实行“集中办学”,那些像珍珠般散落在崇山峻岭之中的袖珍小学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被归并到中心校。这个作品讲的就是独龙江担当力卡山上一个“一师一校”小学即将被撤并前发生的故事。故事中的人物不算少:顽童阿鼎(他对世界有自己的一套理解办法);一位身兼校长、老师、校医、理发匠等多重身份的老师;常年在学校里做义工的孤老头子;为了孩子不得不努力学讲汉话的爸爸;被称作“全寨子人的嘴巴”、很善于替大家发声的村主任;“肚子里长着一双眼睛”的瞎长老…… 在人物塑造方面得到了专家和读者的认可。在故事设计方面,我力求不单在讲故事,而是把叙事抱负伸向天地万物的生存伦理、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融、新与旧相遇的冲突与和解、山乡巨变的轰烈与悄然、民族文化复兴的梦想与决心……

因为我采用的是一种高度形象化、生动活泼的语言,所以读起来会很愉快。 

今日民族:脱贫话题今年大家都很关注,加上独龙江的巨大进步确实具有全省、全国的典范意义。从脱贫角度讲述独龙族的生活,是您的初衷吗?

马瑞翎: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在新中国成立前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是典型的边疆少数民族“直过区”。新时代的今天,独龙江乡作为深度贫困地区,是党和国家重点扶贫的地区之一。独龙江既因为环境封闭恶劣、历史地位特殊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注而举世闻名,也因为近几年扶贫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举世瞩目。可以说,独龙江所取得的巨大进步,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所取得成就的一个典型案例。新华社为之撰文:“一个少数民族的跨度,见证70年民生跨度”。 我作为文学工作者,自然比一般公民要“关注”独龙江更深一些。加之我曾在怒江州工作和生活过13年,对当地少数民族有感情,觉得有责任以自己的方式做一种记录或表达。“生活”是泥土,是长出一切东西的根本。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活”摆在那儿,什么都不存在。因此,我觉得你把话给说反了。应该是“从独龙族生活的角度讲脱贫”才对。

根除一个“代言者”所惯见的局蹐,抛弃猎奇式描写,以独龙人的方式书写他们,和他们在一起,用他们的眼睛来看脱贫攻坚——这就是我的“初衷”。 

今日民族:我注意到这本书暑期被外省的一些中小学列入学生阅读书目。这显然又是另一个读者群体,这似乎已经说明您的作品的包容性。从儿童视角讲述怒江之变,这个做法您是怎么想到的?

马瑞翎:按我的习惯,总是要求作品要么视角新颖,要么语言方式或表达方式与众不同。目前扶贫题材的作品数量很多。如何出彩、出色,从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 我必须寻找一个新角度——以小孩视角来看一些大事,寓重大命题于儿童视角,以实现差异性,获得强烈的折射效果。当然光是实现差异性还不够,还得实现“具有异域性的共性”——这个词儿是我临时想起来的。这也就是你刚才说的“包容性”。让作品“好看”、让各种类型的读者都能在作品中找到自己的关注点——这可能是每个作家都会为之奋斗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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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民族:我们换一个角度聊聊这部作品。这部作品,跟您在怒江的经历有哪些关系?

马瑞翎:关系可大了!作家“深入生活”,去无限靠近和触摸写作对象,这个重要性已经不需要说了。我自2002年就到怒江边境线上生活和工作、就待在我的“写作对象”之中。在长达13年的时光里,我的位置很奇怪——既是他们中的一员、又永远成不了他们。我是一个生活在他们中间但时刻保持清醒的局外人。在那些年中我读遍了能找到的文献,并与当地各族群众建立了友谊。长期的学习和观察,使我拥有了一座仓库,里边的储备够丰富的。当创作的时候,我就把仓库打开。

今日民族:您的写作是从怒江开始的?有什么样的机缘?

马瑞翎: 是的。谈到“写作的机缘”,我想,文学的种子应该是在童年时代播下。我祖父是一位宗教学者,他有很多宗教典籍、文献和文学杂志。他的枕头下边全是他正在看的东西。翻祖父的枕头是我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日常活动。按理说童年时代识字不多,但是靠着半猜半读,我总能把书看下去。文学的种子埋藏了很多年,于2003年在怒江州福贡县一中的一个阴暗潮湿的值班室里发芽。记得有四年多的时间,我每天在那个值班室里读书写作直到深夜。到2008年我调离学校,去往文联工作。6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怒江往事》诞生于文联的一间办公室。那部作品耗费了我五年时间。在整个创作期体力与精神负荷已达到我所能承受的极限。那时候的文学梦想(或者说文学野心)也大到让自己不堪承受的地步。2014年调离怒江,到省城工作以后,心态慢慢趋于平和。开始正确认识自身的局限,逐渐摆脱“地域性写作”对自己的捆绑。如何实现突破成为首要问题。到2019年,家中琐事繁多:母亲生病、祖父病重直至去世、孩子升学……弄得我焦头烂额。这一年我仍然千方百计把脑子腾空,写了这部《独龙江上的小学》。创作前我把“仓库”打开,突然发现,我与仓库中的知识储备已然不再是一种相互捆绑的关系,而是一种欣喜而亲切的重逢。

今日民族:《怒江往事》是一部怎么样的作品?

马瑞翎:那是一部全面反映怒江少数民族进步历程的史诗性小说。讲述怒江大峡谷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故事。原著为63万余字,出版时被删到50万字。故事时间跨度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一共塑造了主角3人,次主角5人,其他具有鲜明性格特点、参与故事演绎的人物十余人。人物的性格和处境促发情节,情节组成众多故事,故事形成各历史事件。这一切作为背景存在,人物的感情及精神探索被推向前台。

由于怒江区域历史上并没有文字,地理环境恶劣封闭,因此怒江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历史,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是被淹没的、鲜为外人知的。那部作品全景式再现了怒江大峡谷的一段绮丽的往事,表现了怒江特有的精神生态、自然生态的变化与变迁,以及人民在此过程中所获得的进步与伤害,因此那个作品除了具有文学意义,还具有文化意义和社会承载意义。获过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入选过云南省“文艺精品扶持项目”,并入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骏马奖。

今日民族:您的创作生涯中,怒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

马瑞翎: 怒江是我的第一个文学根据地,我的“仓库”里的财宝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回打开仓库审视,都会使我有新发现。

今日民族:您怎么看待写作的跨族群、跨文化问题?

马瑞翎:你说的“跨族群”和“跨文化”,在我个人看来,是越过界限,从自己的地盘(精神空间和地理意义上的空间)转移到另一个地盘去观察、思考、创作的意思。突然想起当初在怒江工作,我经常接触一些民族元老,与他们关系很好。他们非常乐意教我傈僳文和怒族语。但是我当时坚决不学。因为我想做一个局外人。我要在他们身边用一个外来者的眼光看他们。要是我逐渐“变为”一名局内人的话,极有可能像苏轼写的那个《题西林壁》,陷入一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境。一个作家摆脱这类困境的办法,也许就是别老是待在一个文化圈子或者生活圈子里,而是尽可能地越过界限,从自己的地盘转移到另一个地盘去。

今日民族: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少数民族题材创作的作家,您对云南民族文学的状况有什么看法?

马瑞翎:我没有研究过“云南民族文学的状况”这一课题。这个课题拿去做一个博士论文也是绰绰有余吧?我只能谈一谈我个人从管子里窥到的豹纹。我突然想起张大千与敦煌壁画的关系。他当年在敦煌的艺术之林中采撷了那么一点点东西,就震撼了世界。我想,一部优秀的云南少数民族题材作品,就是从云南民族这座大矿中获得并淬炼出的一块金属,其品质因作者而异。无论含金量如何,一部作品总能发出它自己的或微弱、或灿烂的光。没法子像古今中外的大文豪那样去“照亮全人类”,那就来照亮自己的心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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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民族:回到《独龙江上的小学》上来。这部作品中,您把很多传统的知识、技能和观念融入到主人翁的生活世界,然而,这些生僻的知识,非但不是理解的障碍,而且还营造出了一个诗意、美好的世界。对于怒江少数民族的知识和经验,您是怎么把它们巧妙挪移到小说里的?

马瑞翎: “挪移”这个词儿使我想起乾坤大挪移。事实上我并不是“挪移”。前面说过,怒江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生活,是土地。传统意义上的素材只是这片土地上的草木。我做的是将丰盛的草木割下,用热忱将它晒干和焚烧,变成真正的肥料。而后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播下自己的种子,最后用自己的镰刀来收割。这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过程。

今日民族:小说有很多历史、文化的细节,给人印象深刻,反映了怒江地区变迁历程。比如,围绕阿鼎上学的话题,您通过几代人的经历,从侧面勾勒民族教育的今昔之变。最初人们害怕读书,现在鼓励读书,一个孩子读书,全村人都欢喜。

马瑞翎: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怒江大峡谷封闭而保守。当地人对汉人抱有成见,认为进学堂会被汉人拐走,不愿送子弟入学。国民党当局为完成教育任务,向各乡摊派入学名额。于是少数富裕户就花钱请穷人的孩子代读。我早期的一个中篇小说《三道溜索》,就写了荞氏族一户人家的四个儿子,为了获得两头牛的报酬,老大替人进了学堂。但没多久大哥分家单过,由老二代替大哥上学。没多久又由老三接替二哥进学堂。后来三哥也要娶亲了,但先前老大、老二的婚姻已让家中彻底破产,三哥只好带上新娘逃婚,从此下落不明。最后,老四阿此不得不接替哥哥们去上学,总算顺利毕业,成为山上少有的才俊。这是特殊年代发生的特殊故事。现在看来不可思议,而在当时却是合理的、甚至是约定俗成的。时间在前进,观念在发生变化。今年4月我到怒江出差,在一辆从乡村开往县城的车上,见到一对年轻夫妇。我注意到,当妻子怀抱里的小孩睡着了以后,夫妻俩交谈使用的是傈僳语。只要孩子一醒来,夫妻俩就改讲汉语。这种情况类似于都市里的一些父母有意在孩子面前讲外语。正像我在《独龙江上的小学》中所写的那样:“只要孩子的耳朵在,就得讲汉话”。

今日民族:怒江扶贫是全国的焦点,您的作品也涉及到了。怒江扶贫实际情况如何? 

马瑞翎:我现在就职的单位正好定点帮扶怒江州的一个村,因此我有机会回到那里去,与我们的驻村工作队一起生活。已经离开怒江州7年的我,进入怒江大峡谷以后,真是大吃一惊——它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一茬一茬的高楼散布在绿色的大峡谷里,景象十分壮观美丽。这一路,我至少亲眼看见二十台以上的大型挖掘机和十台以上的巨型塔吊正在作业。到处都在轰轰烈烈地高唱建设之歌。“整村高质量脱贫”的喜讯此起彼伏。那种氛围,那种景象使人振奋。国家扶贫的力度之大,令人感到震撼。怒江州贫困群众中的每一个个体,命运随之发生着非常迅速的改变。近距离接触那些搬迁户,有时也会有那么一点儿担忧——担忧精神前进的步伐跟不上物质前进的步伐。精神上的脱贫攻坚,比物质上的脱贫攻坚难多了。目前我们云南能投集团所采取的教育扶贫加“一二三产业协同”体系化扶贫模式,也许是好的办法。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责任编辑  赵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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