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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云大波那铜棺与持续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工作(下)

岁月

□  文  /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杨丽玉    图  /  王雅萍

习近平总书记针对考古学的讲话和近期他在《求是》上发表的文章,对考古学的当代使命作出了全面总结,引起知识界的关注。云南由于文献记载的历史比较短,所以,探寻云南早期文明的考古学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祥云大波那铜棺遗址是祥云已知三处重要的青铜时代遗址之一,围绕它持续至今的考古工作和研究工作,对我们梳理云南文明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示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不少坚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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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博收藏的大波那出土铜棺

大波那的四次挖掘

围绕铜棺出土地大波那的考古,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先后进行了四次清理或挖掘。 

第一次是1964年3月木椁铜棺的出土。村民挖出古墓后,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抢救性清理。最终出土文物基本没有遗失,100余件随葬品,包括铜棺在内都得到了保存。目前,铜棺发掘地已经没有确切地址,很可能被埋在地下,而周边都盖起了房屋。

大波那古墓的挖掘,其实错过了一次更早的机会。1961年,当地村民在大波那北部龙山开采石料,在东南山脚缓坡上发现两座古墓,靠东一座,就是1964年出土铜棺的这一座,当时已露出木椁的一角;而靠西一座(两座墓相距20米),不幸被毁,出土器物有铜牛、马、钟等数十件,只有一部分被县文化馆收集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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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波那铜棺墓出土的铜鼓。扩散至东南亚的铜鼓文化,考古发掘证明起源自云南

1977年6年,在大波那村东,与铜棺墓地相距1.5公里处的田野里,意外发现一座古墓,大理州和祥云县文物管理部门介入后,清理出青铜器文物40余件。

2008年2月,在距离1977年发掘遗址20米处,又发现一座6.4米长的大墓。这个墓地因为被盗,只出土铜杖首、陶器等5件葬品。

此后,就是2013年启动的古墓群的大面积勘探和2014年的挖掘。这次最新的考古发掘,在2014年被列入中国年度十大考古发现,大波那因此再次成为考古界,乃至媒体的焦点。

据随后的发掘报告(《云南祥云县大波那墓地》,2015年)总结,勘探工作始于2013年11月,结束于2014年4月,勘探面积涵盖了大波那墓地西区和东区约5万平方米的范围,取得的成果包括,“基本探明了整个西区的范围和遗址分布情况”。这里的西区,指出土铜棺的区域,在这里发现了跟铜棺同一时期的居址和墓地,不过遗憾的是,这些遗址保存范围大部分叠压在现今大波那村下面,基本都不能进行发掘。

在东区,钻探遗址和墓地总面积15000平方米,发现东区有两个大型墓地,相隔300米,面积均有7000平方米。

在探明遗址分布范围后,2014年7月至12月,大波那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挖掘,揭露面积约1000平方米,共出土陶、铜、石、木等不同质地的器物330余件。具体成果,在西区遗址范围揭露面积为150平方米,挖掘出房址1座、灰坑8座、灰沟7条,以及整齐排列的柱洞等,这些遗址大体说明,此处当时有建筑,有人群活动,而建筑的样式应为干栏式。

东区有两片墓地,这次挖掘的是其中北边一处,其发掘面积850余平方米,共清理墓葬25座,对比墓葬面积,这次挖掘显然只是一个开始。这25座墓葬,墓坑长度大约6米的大型墓葬有6座,可见这些墓葬主人身份之尊贵。此外,还出土了一具独木棺,这具木棺重达2吨。专家们从加工痕迹推测,出土棺木的制作工具可能使用了战国时期常见的青铜斧或青铜钺。

媒体经常提及的还有一个出土蓝色遗骨的墓葬。这个墓葬学术上讲是多人二次葬,骨骼的主人多为20至25岁的年轻男性,也有少数女性,他们为何而死,又因何被合葬,至今不明。最后更为奇特的是,他们的遗骨上被染上蓝铁矿粉,以致墓葬打开时出现了令人震惊的蓝色遗骨现象。

新一轮的大波那遗址的考古工作,目前已阶段性地结束。不过,作为国家文物局大力支持的旨在完整勾画大波那遗址面貌的科考项目,新一轮的发掘工作还只是拉开了序幕,云南青铜时代的文明史,还有待大波那的进一步考古发现去续写,甚至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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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波那铜棺墓出土的铜葫芦笙,这是中国目前最早的出土葫芦笙,意义重大

铜棺墓主之谜

最新的发现,学术界还没来得及消化,而围绕大波那考古遗址,讨论最多的还是1964年的铜棺出土。1964年的发掘报告公开后,各地的学者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和猜想,其中核心问题,是铜棺墓主人的身份。

关于墓葬时间,1964年由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撰写的《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清理报告》说,青铜棺诞生的年代“最早不超过西汉中期”。对此,有一些学者附和,但更多的是批评。

更为权威的研究,1977年和2007年先后进行了两次。1977年由中科院进行碳十四测定,结论是墓葬距今2350±75年。2007年北大采用更先进更精准的加速器质谱仪(AMS),对木椁进行碳十四测定,结论是距今2425 ±55年,比此前的测定早了几十年,但大体时间都在战国早中期。(《云南祥云县大波那木椁铜棺墓出土铜器研究》)

铜棺墓主人的政治身份,比较容易推测。死后享受铜棺安葬,并陪葬铜鼓和权杖,仅这些事实都足以说明墓主有着王者的身份,甚至可能是众多王者中权势最显赫的一位——新近出土的大墓,墓主有些很可能也有王者地位,但却没有再见到铜棺,可见铜棺在大波那也罕见。

铜棺主人有着王者的地位,那么,大波那这里曾经兴盛过的王国,是什么人建立?它的族群身份是什么?

这个问题至今学界依然争论不息。1964年发掘报告里推断,大波那墓主是“昆明人”,但随后就有人反对,认为应该是跟滇人文化接近的“靡莫之属”。(童恩正:《略谈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的族属》,1966年)另外,也有主张是滇人,甚至认为古滇国是大波那移民建立。

这些争论,大概都可以追溯到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昆明、滇、“靡莫之属”都源自司马迁的这篇文章。司马迁认为云南有截然不同的两个族群,他们大体上一个分布在滇池附近,一个分布在洱海附近。

滇人,族属上是“靡莫之属”,他们的文化特征是,“魋结,耕田,有邑聚”。意思是他们头发绾在头顶,插一根锥子盘起,种田,过定居生活。而 “昆明”(包括“巂”),则“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这一人群的文化与滇人几乎相反,他们头发是编成辫子,过放牧的生活,因为游牧而居,社会组织也接近于原始的氏族社会,社会还没有分化出君长这样的社会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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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铜葫芦笙是晋宁石寨山西汉墓出土,年代比大波那的这个铜葫芦笙晚,但制作上更精致,采用失蜡法铸造

司马迁写历史的口碑很好,所以,人们很难怀疑他笔下的云南社会。加上,他写《西南夷列传》时,汉武帝已经征服了云南,云南这个区域在公元前109年设置了益州郡,郡下设立了24个县,纳入了汉帝国直接管辖的疆域。司马迁写云南,几乎就是写当时的新闻报道,所以可信度高。

症结在于,如果相信司马迁,那考古现象就无法解释。因为很多学者相信,祥云这个区域,按照《史记》的描述,就是昆明人的地盘。但是,大波那这样的考古遗址证明,这里不只有游牧,也有定居,这里的社会,不只分化出擅长金属铸造的手工艺人,而且还有地位显赫的统治者。总之,大波那的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是青铜文明已经取得大发展的社会,跟司马迁描述的那群无“君长”的社会,差异很明显。

如果承认司马迁对昆明人的描述正确,那大波那这样的地方,就显然不属于昆明人,因而有人就主张大波那属于滇人、或者跟滇接近的“靡莫之属” 。

这些主张难以为继,因为与大波那相似的青铜时代的墓葬,在滇西分布范围很广。西至怒江、澜沧江,南至凤庆,北至宁蒗、德钦,东至楚雄、禄丰一带的范围内,都有青铜器墓葬出土,而这些区域跟昆明人的生活肯定有重叠,甚至可以说,昆明人就是这些文化的持有者。所以,如果像司马迁那样简单认为滇人就文明,昆明人就野蛮,那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些当代的考古发现,更加无法理解云南从公元前12世纪末开始的持续1000多年的青铜文明。(《云南青铜文化概论》,1979年)

2013年后主持大波那墓葬群的钻探、挖掘的云南考古学者闵锐,认为大波那铜棺和墓葬群属应该就是昆明人。闵锐先生在重启大波那考古之前,2010年主持了祥云清华洞遗址挖掘。他对祥云考古文化很熟悉,对祥云在古代历史上的地位,有很多新颖看法。

2013年重启大波那考古工作,他的一个重要意图就是想在大波那挖出一座城来,他怀疑这里可能就是汉武帝建立“云南县”时的县城。闲聊中,他告诉我说,祥云过去不是现在的干坝子,而是有着类似洱海这样大面积的湖泊,滇西的政治中心在南诏之前,很可能不在洱海,而在祥云,祥云的历史,进入文献时代后被严重低估了。

民族研究强调区分和寻找差异,对于古代文化来说,这种认知逻辑未必有用。像闵锐这样的当代学者,就主张文化的多元并存。比如,从生产生活看,滇人虽然从事农业生产,但同样有畜牧业,而昆明人虽然有放牧,但同样有定居和农业——大波那出土了猪、鸡等六畜的铜模型。从族群关系看,滇人和昆明人,虽然可能各自有自己的核心区,有自己的政治中心,但普通民众的生活,应该彼此交错,族群之间的往来,比我们想象的要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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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大波那出土的铜钟,有研究者认为受中原编钟影响

大波那与云南青铜时代谱系

围绕大波那铜棺出土物,最新一些研究,围绕合金技术和制作技术的分析比较引入注意。合金技术是分析铜锡铅的合金配比问题,青铜器制作技术则涉及到一些至今还在云南延续的金属工艺。不同遗址的青铜技术一旦对照,就可以得出发展程度的高低区别,而这个区别,也常常是时间上的先后之别。

北京科技大学有学者在2010年对大波那铜棺墓出土铜器进行了取样研究,结果是18件中有7件是红铜器,占38.9%,包括农具(心形锄等),乐器葫芦笙(也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件葫芦笙);另有8件是铜锡合金,占44.4%,包括铜棺、条形锄、矛、匕、钟等;还有3件更高级,是铜锡铅合金,占16.7%,包括铜鼓等。以上三种铜器,后两种都属于青铜器,所以整体看,青铜器占比61.1%。

这项研究十分精确地证明了大波那遗址已经进入云南的青铜时代——而由于红铜器占有较大比例,所以,仍处于青铜器的较早阶段。(《云南祥云县大波那木椁铜棺墓出土铜器研究》)

云南青铜时代有很多考古遗址,它们共同构成一个连续的时间序列。

云南青铜器最早出现的文化遗址,目前已知的是剑川县海门口新石器晚期遗址。人类历史进程,从工具看通常先用石器,后有铜器,而铜器中,则先是红铜,后有铜锡合金的青铜。青铜器熔点更低硬度更高,代表了更成熟的技术积累。而海门口遗址,处在石器向铜器过渡阶段,而且已发现的14件铜器,都是红铜,说明他们冶铜时还没有掌握加锡、加铅的技术,还处在即将进入青铜时代的门槛边。

另外,这里不仅发现铜器,还发现了铸造铜斧的工具(范)。于是学者们进一步推断,此处的青铜器不是由别处进口,而是由本地生产。海门口遗址距今3115 ±90年,相当于商代晚期。这说明至少从那个时候开始,滇西地区已经率先进入铜器时代,而后被几百年以后的大波那等地区传承和发展。(《云南青铜文化概论》,1979)

时间更晚,更成熟,也更被关注的有晋宁石寨山。1955年至1960年,这里发现了滇王墓群,共清理了48个墓葬,出土青铜器达4000余件,代表了云南青铜文化的最高水准,时间上也比大波那晚。晋宁古滇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据媒体报道目前又重新启动,成果颇丰,相信会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云南青铜文明的认识。

(责任编辑  刘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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