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祜族：迁徙与融合
□ 文 / 龙梆企
拉祜族今天是云南省特有民族，但追溯族源，多数学者认为她来自中国西北，与西南很多少数民族一样，有着共同的北方祖先。
拉祜族的发祥地，在著名的河湟地区——黄河与湟水在青海省西宁市东南面交汇，这里在距今4000年前后，农业发达，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是古代中原农人和农业文明从陕西（关中）等地西迁至新疆的一环（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远古时代》）。但是随后，大约在夏商之际，也就是大约公元前1700年前后（齐家文化时期），这里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从原来热爱养猪，变成热爱养羊。考古资料反映，这一变化持续了近1000年（上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结果是河湟地区从农耕转向游牧。更进一步的结果是——经过一个复杂的历史运动，催生了中国的观念和中国人的认同（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民族史家通常认为，在河湟地区以游牧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这支族群，是古羌人。他们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迁徙、分化、重组，其分布区域亦不断扩大，逐渐发展、演变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各民族”。其中有彝、白、哈尼、傈僳、拉祜、纳西、景颇、藏、阿昌、普米、怒、基诺、独龙、土家等民族。（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
▲被开发成文创产品的拉祜族传统纺织
拉祜族作为大家庭中的一员，经过分化、重组，最终迁徙至云南，民族史的证据主要有几个方面。
首先，拉祜族今天依然有传承的口头文学（民歌）提示了迁徙信息。比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一带流传的《根古》（全诗650行，整理后）唱述说，“拉祜族先民在秦汉时期告别了他们繁衍生息的青藏高原，为寻找新的生存之地，开始了由北向南的迁徙，经历千辛万苦，跋山涉水进入云南”。流传于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等地拉祜族的迁徙史诗《古根》（全诗1200行），也讲了他们如何迁徙至“牡缅密缅”（今临沧市）的经历。
此外，在《波底细底》《中帮命帮·波佳幸佳·哈佳而佳》《哈空》《纠巴命巴》《斯给纳斯》等古歌中，以及《孟南的传说》《人和雪的故事》《太阳月亮洗澡池》《海水为什么是咸的》《洗麻塘的传说》《拉祜族为什么不系腰带》《中级逃离故乡》等民间故事里，都提到拉祜族先民的迁徙经历，以及所经过的地方。
学者们根据这些口传古籍文献推断，拉祜族是从青藏高原的“北基南基”，或者青海湖一带的“诺海厄波”南迁至现在的云南西南部。（杨春编著：《中华民族全书·中国拉祜族》）由于拉祜族没有文字，其迁徙的历史通过口传方式世代铭记，这更进一步说明北方——这个拉祜族的发祥地——在拉祜族文化和心理中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现代民族学者通常认为，历史记忆是民族认同的根基，而拉祜族的迁徙历史正好说明她与中国西南众多其他民族一样，对中国西北河湟一带（中华民族共同的源头之一）有着共同的记忆。
探究拉祜族族源，跟历史同样重要的是语言。拉祜族的语言，更为明确地提示了她与西南其他兄弟民族的关系。拉祜语属于彝语支，与彝语、傈僳语、纳西语、哈尼语并列，基本词汇与彝语“多属同源，语音结构与语法特点也颇相似”。举几个例子，拉祜语中的动物词汇如牛、黄牛、牛犊、马、山羊、猪、鸡、麂子、马鹿、狼以及雄、雌等词，与傈僳语、彝语全同、半同，或有对应关系。另外生产方面锄、刀、谷（总称）、豆（总称）、瓜（总称）、芽、苗、花、叶等词与傈僳语有对应关系。织布一词，拉祜语与傈僳语有对应关系，木棉或草棉则与傈僳语全同。交换、集市这两个词在彝语、傈僳语、拉祜语中半同或有对应关系。数词二、五、十，拉祜语与傈僳语有特别显著的相同之处。（杨春编著：《中华民族全书·中国拉祜族》，第14页）
▲今天建造得像花园一样美的拉祜族村寨。
拉祜族的迁徙经过，学者们目前大体是这样勾勒的。先秦以前，生活在河湟流域（大概那个时候，作为古羌民族集团，还是未分化、重组的整体）“密尼都库”（意为红土或者黄土高原）和“诺海厄波”（蓝色大湖，今青海湖）的拉祜族先民，在公元前4世纪开始迁离（古羌的“子孙分别各自为种”）。秦汉时期，大约已迁至四川；隋唐时期，则陆续由川入滇，抵达金沙江以南至洱海的区域；元明时期，迁徙至滇西南，到清末拉祜族先民已定居于现在的分布区域。（杨春编著：《中华民族全书·中国拉祜族》，第6-8页）
拉祜族迁徙的具体过程，有一则文献比较重要。康熙《楚雄府志》记载，拉祜族先民有一支居住在今广通、双柏一带的山区。这大概是南迁路上最后的一支。民族史学者王文光研究发现，到清代中期，广通、双柏一带已经没有拉祜族，已迁至临沧、普洱去了。（王文光：《中国古代的民族识别》）
族源的探寻，不容忽略的是各民族文化分化、重组、接触、融合的问题，这是我们讲好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的重要一环。对此，拉祜族的文化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挖掘，不过有一些现象耐人寻味，供大家参考，或许能够管中窥豹。
拉祜族的取名，比较有规律，通常两个字，男性名前冠以含勇武之意的“扎”，而女性名前冠以含亲昵之意的“娜”。区别在于第二个字，该字是专名，根据生日生年属相来命名。而这个属相，名称和顺序与汉族相同，就是我们熟悉的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龙……”，只是取名时用了拉祜语的发音，比如拉祜语“努”是“牛”，“莫”是“猴”，所以，据此可取名为扎努、娜努，扎莫、娜莫。
不同地区的拉祜族，还有其他一些取名规则，但生肖这个很有标示性的文化元素，被应用于取名这个重要领域，足以说明拉祜族与汉文化的接触、融合，不仅很有深度，而且历史颇为久远。
▲电影《芦笙恋歌》经过照片、印刷品等形式向大众再次传播，其对民族文化的传播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显而易见。
另外还有一个文化现象，就是大家熟悉的新年节庆。新年在拉祜语中叫“扩塔”或“扩扎”。中国各个民族都很重视新年，拉祜族新年的时间、内容虽然与其他民族略有不同，但基本与起源于汉族、如今发展为中华民族共有节日的“春节”相同。时间基本都在每年正月，而活动和内涵也和我们所共享的春节基本一致。
拉祜族过年主要内容有杀年猪、做糯米粑粑、歌舞、丢包、打陀螺、荡秋千、射弩、走亲访友、拜年贺岁等。著名的史诗（古歌）《牡帕密帕·尾歌》专门描述道，“一年一次大节，一年一次大团圆。”在欢乐的年节中，拉祜族人唱歌跳舞，消灾祈福，而过完年，就各回各家，“扛起犁头背起芟（shān）刀”，去干活了。
新年跟历法相关，而历法不仅跟生产生活有关，也跟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有关。对于前者，我们可以说，拉祜族和云南其他民族一样，都不约而同地接受了农历这种先进文化，体现了民族文化融合这个大趋势。对于后者，今天的学者还不太意识到它的重要性，而我觉得它是中华民族形成中“共时性”的基础。简单讲，在同一个时间辞旧迎新，在同一个“过年”里做着相似的事，不仅让我们客观上共享一种文化，而且在主观上让我们有想象彼此“同在”的根基，而这种意识经过现代知识、媒介、集市、商品、饮食的分享与传播，就成了进一步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
春节将至，其实，所谓的“年味”，不应是简单地指饮食味道，而应是指一种共享的文化，或者氛围。这种各地中国人共享的文化和氛围是客观存在的，它既包含了诸如集市年货商品、人群的流动，媒体上各种客观存在的消息和话题，以及春节联欢晚会等种种客观的东西；也包括各种主观的东西，比如，少年们内心对过年的期待，我们所有人都持有的“中国人过年”这种意识等等。民族节日的共时性价值，在春节上显而易见。
拉祜族在节庆文化上，与其他兄弟民族共享的还有很多，比如火把节，月亮节（农历八月十五）等，不一一列举。借介绍拉祜族文化之机，我想强调一点，过去讲民族节庆、民族文化，喜欢以文化去突出民族的独特性，即以此强调该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不同。实际上，更准确的认知应该是从该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共享、交融的历史和互动中去看这些要素。只有把节庆放在共享的视域下，我们才看得到它的意义所在。
▲拉祜族善于学习，吉他在一些拉祜族地方，已经成为日常乐器，耳濡目染的拉祜族小孩也会拨弄琴弦。
上世纪50年代进行民族识别时，根据本民族的意愿，国家正式确定了拉祜族的称谓；1987年8月，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苦聪人归属为拉祜族；1990年，老缅人归属为拉祜族。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省各地的拉祜族与其他各兄弟民族的接触和交往越来越密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早已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
这里有一段往事不能不提。上世纪50年代，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共同体文化塑造、成形的关键时期，拉祜族不仅和云南其他民族一样参与其间，而且还作出了特别贡献。电影《芦笙恋歌》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拍摄于1957年，故事取材于彭荆风所在部队1952年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大黑山剿匪的经历。这部电影比著名的《五朵金花》还要早两年，是最早一批云南民族题材电影之一，其所塑造的拉祜族热爱音乐、忠于祖国、追求正义的浪漫形象，成为当时中国各民族了解拉祜族、了解云南和祖国边疆、了解中国少数民族、了解新中国的一个重要媒介。
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是由一个个关键符号所积累起来的，认同附着于这些符号之上，往往影响一代人，甚至持续更久。以拉祜族故事为主题的《芦笙恋歌》，以及后来传唱大江南北的电影主题曲《婚誓》，至今仍然烙印在各民族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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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