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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改造我们的历史观——读《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原著

□  文  /  龙成鹏

【编者按】

梳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家史”,除了搞清楚一个个具体问题,还应该要调整我们旧的历史观。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今天我们都有这个认识。但涉及历史领域,由于以往知识积累的缘故,有时整体观、共同体意识的贯彻还不够彻底。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读苏秉琦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或许对我们会有启发。从这本书中,我们提炼出“中华民族整体史观”这个概念,它的实质就是,带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去看我们共同的“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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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觉”

虽然书名叫《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但中国文明起源这个学术问题,却很有一些年头了。要了解对这个议题过往的研究,可以参看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在1990年左右撰写的遗作《论“中国文明的起源”》。

关于这个议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近代以来外国学者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探讨,比较突出的观点是“西来说”。上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建立,“西来说”早就被否定了,倒是“西来说”的政治逻辑今天仍需要警惕。大的方面讲,这种主张是把中国“野蛮化”,为殖民主义张本。它的逻辑我们可能不陌生:人类文明史上的好东西,要么认定中国有不起,但如果否认不了中国有,那必定就是从西方抄来的。

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说,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这不是泛泛之论,在探寻中国文明起源这个议题上更是如此。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一步铸就,都需要我们树立对过去的正确认知,解答我们民族从哪里来,往何处去的问题。

我们把话题收回来,简单介绍下《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这本书的反响。

这本书是苏秉琦先生去世前最后一本书,初版在香港,正好是香港回归的1997年。随后在北京由三联书店再版,2019年是三联最近一次再版。除中文版本外,该书还先后翻译为日文、英文、韩文出版,短短20年,这本书不仅出了国,也出了“圈”。

费孝通先生对这本书的评价尤其值得注意,费先生是民族学领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开创者,从他的评价中,我们更有信心把《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列为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读本之一。

1998年,费先生在为北大百年校庆撰写纪念文章时,就宣称这本书是“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觉”,是“用古代遗传的实物来实证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发展过程”,“代表了北大对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实事求是研究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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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先生 图片来自《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

“黑龙潭的夜色真美啊”

在介绍这本书的内容之前,还有一点特别想对云南读者交代,那就是苏秉琦先生的学术成长,跟昆明有关——1939年至1946年,他有7年时间工作、生活在昆明北郊的黑龙潭,龙泉观就是当时的活动中心。苏秉琦在无法进行考古田野作业的背景下,开始在黑龙潭的唐梅宋柏之间研读从日寇铁蹄下侥幸保存下来的考古材料。他说这段学术生涯是解读“天书”,是“时间中摸索符合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方法论”“考古寻根”的开始。

在苏秉琦的长子苏恺之的《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1941年中秋节金碧路上那场振奋人心的狮子舞(“在这传统节日里,我们的民族依然显示着顽强的生命力”),春节期间黑水祠堂北侧连唱几天的花鼓戏,龙头街农历逢一、五的集市(西南联大师生在这里生活后,改为每周一次)。

融入大时代的黑龙潭,已被历史铭记:1945年8月胜利的那天,“黑龙潭的夜色真美啊,明月当空,湖水如镜,月光如水,如诗如画如歌,这些形容决不过分”,苏秉琦告诉儿子,这一天“是他感觉黑龙潭最美、感觉全家最幸福的一天”。

抗战爆发前,苏秉琦编创的自我激励的自白,以及长久以来“惟恐做亡国奴”的郁结心情终于得到了纾解。

那句自白是一个时代的心声,我们没有理由忘却:

吾爱吾国,

甚至把身心奉献,

让国土和民族不致沉亡,

反得永生。

(苏恺之:《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P25)

“花(华)与龙的结合”

中国人对中国文明源头的每一次梳理,都是一个时代的重大开端。20世纪初随着甲骨文、殷墟等中国文明遗存的重大发现,中国自我变革的新思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也逐步从星星之火变为燎原之势。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考古学者发端,新一轮的中国文明探源再度衍生出中国文化热,进而引起了知识界广泛参与且持续至今的关于中国文明特征、中国文化自信、中华民族复兴等重大议题的思考。那么,在这样一个众声喧哗的争辩中,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思路?我们如何评价他的主张和贡献呢?

因为篇幅有限,我们这篇抛砖引玉的文章就挑几个重点来介绍。

首先,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苏秉琦先生有一个全局观,或者大局观。这个全局观,表现在空间上,那就是把中国文明的探源与中国历史的宏观描述,建立在中国全境,而不是像上世纪30年代那样,由于种种原因只能局限于黄河中游的关中、晋南、豫西一带,也就是狭义的中原(考古学上广义的中原,指包含山东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着眼于中国全境,客观条件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尤其是70年代以来中国各省区田野考古的巨大成就,而随着成千上万的地下文物的出土,中国考古学家和历史学者见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多样性的中国(古人都没有这样的机会见到中国如此丰富的文化面貌)。苏秉琦从1975年前后就开始尝试对中国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进行综合性研究,他先是提出“块块”“条条”的研究方法,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区系类型理论”。

区就是“块块”,系就是“条条”,前者是把中国空间分为六大区系,其中经常被强调的中原(关中、晋南、豫西),只是六大区系之一(以仰韶文化为著名)。而云南人经常误以为中原之一的山东,则被归入“东方”的区块(以龙山文化为著名)。这两个区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被发现的中国文明的重要源头。

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也就是今天辽宁西部、北京、内蒙古南部、河北北部等地则属于北方区块,这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出土文物,以红山文化最为著名,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这一片区的辽宁、内蒙古等地有重大考古发现,苏秉琦先生认为这里把中国文明提前了1000年,即补足了“中华文明五千年”里那最早的1000年。

以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是苏秉琦先生创造的六大区系之一,这个区域有著名的良渚文化,也是最近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有重大考古发现的区域。苏秉琦先生认为,这个区域也比黄河中游的中原更早进入文明。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更进一步验证了苏秉琦先生的论断。另外两个区系,一个是珠三角的南方,一个是以洞庭湖至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

区(块)是空间展开的中国文明的拼图,而系(条)则是从时间上展开的演变与传承。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国各区域的文明,不仅各有特点,而且相互交流,微观上经历了“裂变”“撞击”和“融合”。苏秉琦先生认为,“中华大地文明火花,真如满天星斗”,而这些火花经由这三种“文明起源”的“形式”,最后结出了一个个硕果。

每一种形式苏秉琦先生都进行了案例分析,我们这里只谈“融合”这个形式。一个例证就是在黄河河曲地区,也就是山西北部与内蒙古西南部,这里发现了距今5000年前后的小口尖底瓶和袋足器。小口尖底瓶来自陕西等中原的仰韶文化,而袋足器则来自燕山南北的红山文化。然后两者结合就出现了斝(jiǎ)和翁。陶器上的演变读者肯定陌生,但“酉”“丙”这两个字,我们肯定不陌生。都来自“干支”,在甲骨文里,它们是指两个容器,“酉”是尖底瓶(这个瓶用来祭祀,就出现了“奠”),“丙”就是袋足器(三足)。苏秉琦先生断言:“这不仅说明,甲骨文这两个字的起源可追溯到5000年前,而且尖底瓶(或称‘酉瓶’)和鬲(斝)也都不只是生活用品,而可能同祭祀的神器有关。”

苏秉琦先生认为,经过这种融合之后的中原区系,形成了“华族”的核心人群。这个人群有什么特征?苏秉琦先生的观点颇为惊世骇俗,他认为这个人群在陶器上继承了中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玫瑰花图案和燕山以北的北方(红山文化)的龙鳞纹图案,这两个不同传统的南北结合,就是“花(华)与龙的结合”。

如果我们再引申一下,花(华),带来的是族称——“华人”“华夏”,而“龙”至今还是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标识,有关它的符号意义这里就不展开了。

“三部曲”与“三模式”

苏秉琦先生对中国文明的探源,我觉得对我们今天民族研究、民族史领域最有启发的,是他提出的“三部曲”和“三模式”,这是他的全局观在时间维度的重要体现。

“三部曲”指古国—方国—帝国三个阶段,“三模式”指“原生型”“次生型”和“续生型”三种国家起源和发展类型。苏秉琦先生认为,“三部曲”是中华各民族大多都经历的文明道路(当然,也有少数停留在氏族社会末期阶段,未进入古国阶段),只是由于发展先后有别,所以有模式的区别。比如,满族建立的清帝国,跟秦帝国,都是帝国。但秦是原生型,而清则是续生型。“三部曲”和“三模式”的组合,解答了我们民族关系和历史进程中的很多大问题,对理解今天中国丰富的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也十分有帮助。

具体来说,古国阶段,是中国各地普遍经历的发展阶段,大致时间是距今5000年前后。进入古国阶段,就初步进入阶级社会,也就进入文明阶段。结合我们知道的历史知识,苏秉琦先生认为,西周的分封制,就建立在对当时存在的古国承认的基础上。先秦文献里经常提到“夏有万邦”“万国”等,大体都指原始的城邦国家。

那么问题来了,古国怎么出现的?苏秉琦先生推断,各地进入古国之前,还经历了古文化、古城的发展阶段。古文化就是原始文化,基本是平等化的氏族社会,没有或者很少出现分化的社会。古城,是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的城和镇,有城乡的分野意味着社会分工和分化加剧,氏族社会面临解体。

方国出现时间更晚一点,距今4000年前后,与古国相比,“方国已是比较成熟、发达、高级的国家”。方国之后是帝国,那就是众所周知的秦灭六国以后的中国历史了。

苏秉琦先生和其他一些学者一样,把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主要转变为从氏族到国家的蜕变过程。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怎么出现,又经历了哪些发展?这个问题,苏秉琦先生讲得特别好,这里我们提一点关键环节。

五帝时代(持续时间比较长),以距今5000年为界,以黄帝为代表的前半段活动中心在燕山南北,属于红山文化的时空背景(这跟我们一般的历史认识不同);后半段的代表是尧舜禹,历史主体是洪水和治水,中心在融合了东、东南、西、北等各区系的晋南。当时万邦林立,各邦经常到晋南一带“诉讼”“朝贺”,由四面八方“之中国”(即去“中国”朝圣,办公)。苏秉琦先生把尧舜禹时期的中国,概括为“共识的中国”。

到夏商周,中国体制是松散的“联邦”,出现周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理想,此时的中国,是“理想的中国”。秦汉帝国建立后,就把“天下”变成帝国,有了“现实的中国”,“以夷夏共同体为主体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总的来说,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程,苏秉琦先生这里的一些论断,有些还是理论推演,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和剖析。但是,“三部曲”与“三模式”的构想,让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个成员都能够想象她与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的关系,看到在历史的某个结点,融汇成中华文明的一分子。

(责任编辑  赵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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