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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掇长征故事熔铸民族团结生命线

家园

◆文  /  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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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过云南,在云南境内召开了多次重要会议,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并得到具体落实,彻底纠正了“左”倾路线,红军实现了新的战略转移,为长征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同时,红军过云南又是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具体实践和完善的时期。红军所到之处宣传和践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团结各族群众反压迫、反民族歧视,尊重各族群众宗教信仰,在各族群众和信教群众中树立了共产党人的良好形象,得到了各族群众和信教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留下了许多军爱民、民拥军的感人故事。

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指出:“云南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有很多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的故事,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等一系列故事。要把这些故事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的生动教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检视初心、滋养初心,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之际,为缅怀红军长征过云南的丰功伟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推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和云南民族宗教工作高质量发展,省民族宗教委最近组织开展了“红军长征过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感人故事”征集活动,得到各州市特别是红军长征途经的昭通、曲靖、昆明、楚雄、大理、丽江、迪庆及长征前已有红军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文山州的积极响应,各地新挖掘整理出一批或反映红军宣传、践行党的宗旨,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或反映红军爱护群众、体恤群众及各族人民拥戴红军、支持红军的动人故事,丰富、拓展了长征这部“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的内容,为深入推进学习党史和民族宗教工作史增添了鲜活教材。本次征集活动收到的部分稿件将于近期在省级相关报刊、新媒体平台陆续刊发,以飨读者,敬请关注。本文着重围绕红军长征过云南期间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与各族群众形成鱼水情谊的情况作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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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信县扎西镇江西会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址

一、红军长征过云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军长征是20世纪最能影响世界前途的重要事件之一,创造了中外历史的奇迹。”“长征迸发出的激荡人心的强大力量,跨越时空,跨越民族,是人类为追求真理和光明而不懈努力的伟大史诗。”1935年和1936年,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在长征途中先后进入云南,途经7个州市、35个县境,攻克县城22座,并从云南渡过金沙江,甩掉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地方反动武装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性转移的决定性胜利,在红军长征史上书写了不朽篇章,永载党的光辉史册。

(一)中央红军长征过云南。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2月初,红军一渡赤水后进入川南地区,由于受敌所阻,于2月4日回师进入云南。2月5日,军委纵队到达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即威信水田寨花房子,当晚在此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2月7日在大河滩庄子上召开了政治局会议,2月9日在扎西镇江西会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扎西会议”。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完成和发展,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一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确定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人选,并顺利实现了最高领导权的交接,从组织上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二是讨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系统总结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三是讨论确定了新的战略方针,会议决定改变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作出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新的战略决策;四是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五是开始研究部署各地红军及苏区工作;六是决策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建立川黔滇革命根据地。

2月14日,中央红军离开云南后,二渡赤水入贵州,奇袭娄山关,再克遵义,随后又迂回穿插,经两渡赤水,于4月23日挥师复入云南,至5月9日,3万余人马分别从禄劝皎平渡、洪门渡、鲁车渡和东川树桔渡渡过金沙江。中央红军先后在云南活动28天,途经威信、镇雄、巧家、平彝(今富源)、曲靖(今麒麟区)、沾益、宣威、会泽、马龙、寻甸、嵩明、东川、昆明(今官渡、西山)、富民、禄劝、武定、元谋18个县境。

(二)红二、六军团长征过云南。1936年3月6日至5月14日期间,红二、六军团长征四进四出云南,在云南境内活动67天,途经彝良、镇雄、平彝(今富源)、宣威、沾益、曲靖(今麒麟区)、寻甸、马龙、嵩明、禄劝、昆明(今官渡、西山)、富民、罗次(今属禄丰县)、禄丰、盐兴(今属禄丰县)、广通(今属禄丰县)、楚雄、牟定、镇南(今南华)、大姚、姚安、盐丰(今属大姚县)、祥云、宾川、鹤庆、丽江、中甸(今香格里拉)等28个县境。

(三)长征过云南前红军在云南的革命活动。1929年冬和1930年春的广西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后成立的红七军、红八军,建立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对邻近的云南富宁县产生了巨大影响。1931年11月,在富宁籍壮族战士刘家华的带领下,红七军部分人员进入汉、壮、苗、瑶、彝杂居的富宁县“七村九弄”地区,创建富宁红军游击队,着手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至1934年初,先后派出60余名红军干部到“七村九弄”地区开展革命活动,至1934年10月,富宁县已建立劳农会20个、赤卫队26个,人数达2600多人。以“七村九弄”为中心的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是红七军主力北上、右江革命根据地丧失后,在南方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根据地之一,是党在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的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在近8年的艰苦卓绝斗争中,富宁红军游击队和滇黔桂边区根据地共培养了1200多名少数民族干部,在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红军长征挺进贵州后,红军游击队积极响应,主动出击,牵制敌人兵力。至1936年底,富宁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进行大小数十次反“围剿”战斗,抗击敌人近10万人次的围攻,歼敌3000多人,有300多名指战员和赤卫队员牺牲,富宁籍牺牲的179人中,70%以上是少数民族。富宁红军游击队在各族群众的掩护、支持、配合下,活动范围扩大到广南、麻栗坡等县。

(四)长征过云南后红军在云南的革命活动。根据扎西会议的决定,1935年2月,中革军委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川黔滇边区游击纵队”),并留下400多名红军干部战士编入纵队,由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作组建动员,之后又相继组建了川南游击支队、黔北游击支队、云南游击支队,在川黔滇边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红军长征离开云南后,以威信殷禄才为队长的云南游击支队这支光荣的队伍,在纵队委派的6名红军干部、战士的支持配合下,继承红军优良传统,加强思想工作,严格执行纪律,保护人民利益,在滇东北地区的威信、镇雄、彝良、盐津等地坚持开展游击战争,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长达12年的艰苦战斗。在红军革命精神的影响下,各地革命斗争风起云涌,一些地方的游击队也仿照红军装扮,唱红军歌,每到一地,大张旗鼓地宣传“我们是当年的红军、是朱毛的队伍”,和红军一样为各族群众担水、扫地、收割、打场。一些因伤因病掉队的红军战士,后来有的继续追赶队伍,有的则留下来带领、指导、参加当地的革命活动。迪庆贫农张文耀和红军留下的伤病员一起,组织、联合维西、丽江、永胜、剑川等八县的汉、彝、藏、白、纳西族群众4000多人进行起义,沉重打击了当地反动统治者,用热血和生命为云南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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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在扎西留下的发报机

二、红军长征过云南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光辉实践

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长征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大规模接触和了解各少数民族的时期。红军长征过云南经过的多民族聚居或杂居的地区,沿途所至,积极宣传革命主张,帮助各民族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消除民族隔阂,并用为劳苦大众谋解放的实际行动和铁的革命纪律深刻地教育了人民,赢得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真心拥护,彻底打破了敌人企图利用民族矛盾和地方宗教势力消灭红军的阴谋。

(一)红军模范执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红军总政治部于1934年11月印发的《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指出:“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关联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个问题之解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意义,各军团政治部必须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动员全体战士向少数民族广泛宣传红军的主张,特别是民族自主和民族平等。”“绝对不许对少数民族有任何的骚扰。”“努力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在人数较多时,应成立某个少数民族的单独的连队,并特别注意培养他们自己的干部。” 红军长征过云南时,广泛宣传、动员、组织少数民族群众,在沿途书写、散发、张贴了很多宣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号召各族人民起来革命的标语口号、漫画、小册子、布告。在威信田坝乡,一位红军首长特邀当地苗族副族长、教师熊治荣去座谈,向他讲解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纪律,动员他团结组织苗族群众争取民族解放。临别时,红军首长还送给他许多宣传资料和物品。熊治荣回乡后,积极向苗族群众宣传“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取得革命胜利,我们苗族才能翻身解放”,加深了苗族群众对党和红军的了解信任,他本人后来也与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群众走上了革命道路。富源县丫口头村村民胡萱收藏的红二、六军团散发的《对苗族的标语口号》中,明确载明“红军是扶助苗族、僮族解放的武装;苏维埃和红军绝对保障苗族、僮族的解放与自由;欢迎苗族、僮族劳动群众当红军;取消一切苛捐杂税,解除苗家僮家的痛苦;苗、瑶、僮、回和汉族一切劳动弱小民族一致联合起来!”在寻甸柯渡回辉村,红军在清真寺墙壁上写下了“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标语,红军走后,清真寺阿訇金光明老人为保护这条标语,不顾个人安危,用柴草将其遮掩起来,机智骗过国民党军的搜查。经过全家几代人的精心保护,这条标语终于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在禄劝县木克村张有功家的墙壁上,红军画了“工农暴动起来,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红军消灭地主阶级、反对富农剥削”两幅革命宣传画,书写了“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白军弟兄和红军联合起来,一致北上抗日”“云南工农们大家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等标语。红军留下的标语和壁画,当时被长工傅朝向在上面涂上仙人掌汁,再刷上石灰掩盖,得以保留下来。

(二)红军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红军进驻寻甸柯渡时,朱德总司令亲自到清真寺接见回民掌教阿訇,宣传红军的政治主张,讲解党的民族政策,使回民群众深受教育和鼓舞。在回辉村,炊事班的几位红军战士,因不知道回民忌讳猪肉,误把猪肉带到清真寺,准备做饭。此事被一位回族老人看见,在说明情况后,红军战士当即道歉。一位红军领导干部知道这事后,亲自到清真寺赔礼道歉,立即布置战士把猪肉和炊事用具搬到汉族村庄,并亲自动手与战士们一起将清真寺打扫干净。

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后,在中甸(今香格里拉)士旺、福格、吾竹一带作短期休整。在红军中进行民族政策教育,对各部队作了以下规定:“一、我军人员一律露宿街头,不住民房,不进经堂,不撕毁藏胞门楣挂着的红布和门板贴着的佛像;二、不进寺庙,不侵犯僧侣利益,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三、公买公卖、态度和蔼,爱护藏胞牲畜、庄稼;四、这一带吃水困难,要帮助藏族老人背水;五、上街刷写保护藏胞的标语。”中甸县城外的归化寺(今松赞林寺)是云南最大的喇嘛寺,由八大老僧执掌,控制着中甸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红军入城后,由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归化寺僧人紧闭寺门,不与红军见面。贺龙总指挥即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康分会主席的名义,张贴布告,向藏族同胞宣示红军宗旨,说明红军来意:“本军以扶助番民,解除番民痛苦,兴番灭蒋,为民谋利益之目的”,“军行所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当天,归化寺派喇嘛夏那古瓦与红军谈判,贺龙亲自出门迎接,热情接待,并向夏那古瓦解释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说明红军尊重藏族的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和僧侣的生命财产安全,消除了喇嘛对红军的疑虑。贺龙还以自己的名义写了一封信请夏那古瓦转交给八大老僧。5月1日,归化寺派夏那古瓦率藏胞捧着哈达,背着青稞酒,牵着牛羊,驮着酥油糌粑来慰问红军。贺龙、任弼时等红军首长热情接待,并向他们回赠了礼物。第二天,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应邀前往归化寺拜访,并赠送了一块书写着“兴盛番族”的锦幛和丰厚的礼物。历经80多年岁月洗礼,锦幛至今仍然光彩夺目。

(三)红军坚决保护各族人民的利益。红军所到之处,部队纪律严明,与各族群众真诚交往、平等待人、公平交易,时刻关心群众利益。红军刚入威信县扎西时,由于受国民党造谣恐吓,不少群众特别是青壮年都跑出去躲藏,留下一些老人、妇女、幼儿在家,红军尊老爱幼,煮稀饭、肉送给他们吃。两位女红军在花房子看到邓张氏带着几个孩子睡草窝,无被盖,就把自己的一床棉被送给她。在天蓬寨上河村,一位苗族妇女生孩子没人照管,路过的红军立即派卫生员护理,为产妇煮吃的,还把棉被送给了这位妇女。在祥云等地,因受国民党欺骗宣传,部分群众外出躲藏,红军借宿其家里,不仅不杀群众的猪、牛,还主动帮助喂养。

红军长征经过的地区,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成为云南地方党组织活动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地区。红军沿途留下的标语、宣传品、读物及其他遗留物,红军当年战斗过的遗址及红军烈士墓,都成为云南人民教育后代、激励斗志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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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六军团《对苗族的标语口号》

三、云南各族人民对红军的支援

“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红军长征过云南,得到沿途各族群众的积极支持,为红军完成艰苦的长征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各族群众热情欢迎红军。红军长征过云南,特别是红二、六军团过云南时,往往是红军还未到,名声早就已经传到,常常有被压迫农民派代表来请求红军绕道去他们乡里解放他们。回族群众知道红军过柯渡的消息时,他们不顾反动派的阻挠,打着用红纸写成的大幅标语欢迎红军。红军将过丽江的消息传来,国民党官员闻风而逃,部分群众听闻红军是解救劳苦大众的队伍则十分高兴,迎接红军的人群兴高采烈地挥动着三角彩旗,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有的一直走到玉龙锁脉寺等候红军的到来,同时还推举出几百名代表,按照纳西族的风俗习惯,在城南东元桥“接官亭”路边摆香案迎接红军入城,他们打着“欢迎义军”的横幅,向红军表示敬意,有的老红军战士回忆说,“这是部队离开湘鄂川黔后,在新区见到这样热烈的军民鱼水交融的场面。”

(二)各族群众奋不顾身支援红军。红军所到之处,各族群众主动为红军带路、舂米、打草鞋、送木柴、缝补衣服、报告敌情、协同作战,帮助红军治疗、掩护转移伤病员,留下无数感人故事。在中央红军抢时间、抄近路夺取禄劝皎平渡的紧急关头,几位当地彝族老人手持火把、砍刀,在荆棘丛生的大山中为红军开路当向导,为红军先头部队抢占皎平渡口赢得了宝贵时间。为保证红军主力在禄劝皎平渡安全渡江,红五军团奉命在禄劝石板河阻击追敌。当地彝族同胞主动给红军带路,彝族妇女帮助红军舂米、磨面、烧水做饭、照看伤员,彝族老人上山挖草药给红军治病疗伤,不少青年自告奋勇协助红军筑工事、挖掩体。在37位汉、彝、傣各族船工的帮助下,红军在皎平渡顺利渡过金沙江。在迪庆,经过商谈,松赞林寺八大老僧表示拥护红军,积极筹办给养。5月3日,松赞林寺打开3个仓库,将2000多斗青稞(约6万余斤)以及牦牛肉、红糖、粉丝、猪肉等食物售与红军,部队一一计价支付现金。同时,当地一些做买卖的商户也积极为红军筹粮奔忙。红军先后在中甸筹粮10多万斤,为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准备了充足物资。在威信柏香坪,一位苗族妇女,发现了一位负伤掉队的红军战士,立即把他背回家精心护理,国民党兵来搜查,这位苗族妇女说这是我的亲人,得了伤寒卧床不起,机智骗过了敌人。禄丰彝族农民李松林、李才父子两人发现村外有一位红军伤员,就立即把他背回家,给他清洗伤口敷药。为了不让国民党乡长搜查到受伤的红军战士,父子两人在夜深人静时,把他背到村外的一个山洞里隐藏起来,天天在深夜给这位红军战士送药、送饭、送水,精心护理了半个多月,为他治病疗伤。当这名红军战士要去找队伍时,李才把自己的一套衣服送给他穿上,让他去追赶部队。镇雄、宣威、富民、姚安、丽江等地的一些乡村贫苦农民,为了保护红军伤员,勇敢和敌人周旋,有的群众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红军离开富民后国民党军队抓到留下的3名红军伤员,将他们活埋于大西山村。敌人刚走,本村农民李镇等便立即将这3名红军救出来(其中1人因伤势过重死亡),他们不顾被杀头的危险,连夜悄悄背回家中救治。在乡亲们的帮助下,红军伤员躲过了敌人一次次搜捕。两位红军战士经过李镇等人精心照顾后伤势痊愈,村民们又凑集了一些衣物、干粮、路费,含着热泪送他们重新踏上革命征途。

(三)各族青年踊跃参加红军。红军长征过云南,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严格执行党的群众纪律,帮助群众、服务群众,红军战士的言行感召了大批云南各族青年,他们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时任军委纵队政委的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九军团在毕节、宣威、东川一带活动。汉回苗民之加入红军者五六千人,震动全滇。”据相关资料记载,仅1935年中央红军在扎西就扩编3000多人,在会泽扩编1500多人。在寻甸,许多回族青年纷纷报名,要求参加红军,批准入伍的回族青年被编为一个回民班,单独开伙;1936年,红二、六军团在祥云扩编七八百人。楚雄、南华、牟定、宾川等地也有许多人自愿报名参加红军。两路红军过云南,云南数千名优秀儿女参加红军,壮大了红军队伍,补充了新鲜血液,增强了红军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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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田寨花房子会议旧址全景

四、继承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续写云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长征过云南,“从乌蒙磅礴走泥丸到金沙水拍云崖暖”,所到之处宣传革命道理,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唤醒了云南各少数民族群众,各族青年踊跃参加红军北上抗日。同时,觉醒的各族群众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与当地反动势力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些为日后云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无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无论我们取得了多大的成就,我们都要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走向新时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路上,我们要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的三个定位,认真整理、宣传红军长征过云南的感人故事,铭记红军丰功伟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定革命理想信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期民族宗教工作的一系列论述,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为引领,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续写云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本文图片由云南省博物馆提供)

(责任编辑  刘瑜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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