傈僳族守边护边保家卫国的故事
◆文 / 沙丽娜 曹富兴
▲片马抗英纪念馆前的勒墨夺扒雕像杨晓龙 摄
傈僳族是我国56个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之一，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历史上，傈僳族是一个迁徙民族，他们自称是“追赶太阳的民族”。目前，我国傈僳族主要聚居于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江流域”境内高山峡谷间，分布于云南怒江、迪庆、丽江、保山、大理、德宏、临沧、楚雄、昆明、普洱、西双版纳，以及四川凉山、攀枝花等州市，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人口分布格局。其中，怒江州为全国唯一的傈僳族自治州，维西县为全国唯一的傈僳族自治县。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2010年我国傈僳族有702839人。
在傈僳族神话故事中，有傈僳族与汉、怒、独龙、景颇、拉祜、哈尼、纳西、藏等民族拥有共同“兄弟祖先”的传说或记忆，反映出傈僳族融入中国社会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过程。在此，我们选取傈僳族参与抗英、抗日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部分傈僳族人民守边护边固边保家卫国的故事，呈现傈僳族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所作的贡献。
▲1 号界碑守护人 蔡新装供图
片马抗英英雄勒墨夺扒
在“片马事件”中，有一位家喻户晓的傈僳族抗英英雄，他的名字叫勒墨夺扒。勒墨夺扒这个名字为傈僳语，由“勒墨夺”与“扒”构成，勒墨夺是其子名字，“扒”为父亲的意思，合起来便是勒墨夺父亲之意，这是傈僳族对长者的尊称。傈僳族忌讳直呼长者姓名，一对夫妇有了孩子之后，通常用“孩子名字＋爸／妈”，即某某父亲／母亲称之。勒墨夺扒，原名季阿省，1869年生于怒江泸水县（今为市）称杆乡赤耐乃村。
勒墨夺扒24岁时携妻儿和家奴到片马北部巴吴库山岭安家，以从事农业生产和做小买卖谋生，五年后，成为当地首富。在中缅北界的生活经历，让勒墨夺扒对当地地形地貌更加熟悉，为他后来率领各族民众抵抗英军打下了基础。
1900年，英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片马事件”。随后，勒墨夺扒被登埂土司委任为片马管事，让其征派壮丁，充实土练民团队伍，严防外敌入侵。1905年，清政府在英方要挟下被迫派腾越道尹石鸿韶为代表，与英国派遣的驻腾越领事烈敦到片马进行勘界谈判，烈敦提出以高黎贡山分水岭为界。勒墨夺扒得知此事后，率领片马各寨傈僳、景颇、白、独龙、汉等各族头人，怒斥烈敦，据理力争，挫败烈敦妄图以高黎贡山分水岭为界和分割中国领土的阴谋。
1910年1月4日，英军从密支那派兵2000多人，他们利用大雪封山期间片马与内地交通被阻断的机会，突袭并抢占片马各寨。勒墨夺扒立即组织片马各族民众抵抗外敌。他们巧妙利用地形，用弩弓、地弩、大刀、长矛、滚石檑木等武器，狠狠打击侵略者，使英军损兵折将，大挫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同年2月，六库土司民团500多人突破雪山封锁，攻进片马，与勒墨夺扒带领的民众会合。他们采取射弩箭、设地弩、断水、夜袭、火攻等战术，打击敌人，迫使英军向古浪、岗房和巴吴库一步步撤退。3月，侵略片马的大部分英军撤到缅甸拖角地区。4月14日，英军向中国政府发出照会，正式承认片马、古浪、岗房等寨是中国领土。勒墨夺扒在领导片马人民抗击英军侵略中，誓死保卫祖国领土，功勋卓著，清政府授予他五品功牌，赐朝服和顶戴花翎。
1954年，85岁的勒墨夺扒去世。虽然勒墨夺扒没能看到20世纪60年代在中缅边界片马段设立的界碑，但他热爱祖国，为捍卫祖国领土的完整和主权的独立而不畏强权、英勇抗争的精神永照后人。（资料源自片马抗英纪念馆勒墨夺扒雕像碑文，云南省泸水县人民政府立，2004年6月1日）
▲穿戴藏族服饰的贡山傈僳族在唱傈僳族歌跳藏族舞 杨晓龙 摄
抗日英雄余有福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入侵云南潞西（今芒市）、龙陵和怒江等地，上述地区都有傈僳族分布。为了保家卫国，傈僳族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据文献记载，在怒江、迪庆、保山、德宏、临沧等地皆有傈僳族抗日英雄，例如怒江泸水祝老二、福贡霜耐冬，迪庆维西李万春，德宏余有福，保山曹保祥等，他们与当地人民共同抗战。接下来，我们将讲述余有福参加滇西抗战的经历。
余有福于1909年出生在德宏州潞西县木城坡村，小时候家境殷实，先后在木城坡教会学校、勐戛和腾冲学习汉文、傈僳文。后在昆明宪兵学校学习，曾到武汉参加比武大赛。
从宪兵学校毕业后，余有福回乡务农。1942年，日军入侵潞西、龙陵等地，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将木城坡、新寨河等村庄一火烧尽，激起无数群众愤慨。当时勐戛大新寨人杨思敏正在组织潞西县抗日救亡团，又正值龙潞游击队扩充军队时期，司令朱嘉锡听闻余有福有在宪兵学校学习的经历，遂派第一大队中队长前往木城坡动员余有福。余有福本有一腔爱国热血，二话不说就同意加入游击队。之后，游击队在余有福的协助下，在木城坡、塔扇沟等地招募到80余名青壮年，编入龙潞游击队支队第四大队中队，余有福被任命为中队长。
组建初期，游击队武器装备极为简陋，只有几支从民间收集来的杂色枪和火枪，余有福配有一支二十响手枪，队员多带弩、刀、长矛等武器。即便如此，他们凭着一腔爱国热血和对地形熟悉的优势，与日军作战十余次。1942年夏，50多人的日军从小街垭口向平河一带扫荡。余有福带领游击队分队战士，在塔扇沟阻击日军，这是他们支队第一次与日军交火。日军装备精良，凭机枪开路，游击队被迫退入丛林。这次以后，他们总结经验，避免与日军正面作战，选择在日军经过的路上布下地弩，箭头涂上毒药。有一回，一群日军进犯勐旺，有一个日本兵被弩箭射中，抬到蛮牛坝（日军指挥部）就死了。从那以后，日本兵对傈僳族的弩箭极为害怕，闻弩色变。游击队还在日军必经的路上暗藏土蜂，多次把日本兵蜇得抱头鼠窜。这一时期游击队的任务主要是袭扰日军，迫使敌军不敢轻举妄动。一次，一股日军被游击队围困在平戛的一个山洞里，余有福受命率队在平河阻击增援的日军，虽然游击队员牺牲了十几个，但他们坚守住了阵地，最终迫使100多名日军绕道而行。
1943年冬，余有福随队经潞西县江东至小陇川，最后到达盈江昔马、铜壁关一带。这一时期，部队受国民党军198师高副团长的领导，曾在昔马街子、户撒以及缅甸密支那等地与日军交战。国内战事结束后，队伍流落缅甸，余有福还乡。回乡后，余有福担任保长一年，后被聘为蒋家土司自卫中队队长。随后又辗转回到木城坡村，靠教书为生。后病故于缅甸。（资料来源：《潞西县文史资料〈第二辑〉》，第94-96页）
▲蔡新装在疫情防控中获得云南省政府表彰
号界碑守护人蔡新装
大多数傈僳族聚居地位于中缅边境地区，其祖上就有守边关的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划定国界之后，傈僳族、景颇族等边疆各族儿女守边护边的时代意义更加凸显出来。腾冲市胆扎村傈僳族村民蔡新装可谓新时期守边人的一个典型。
蔡新装于1982年出生在腾冲市猴桥镇胆扎村，这里距离中缅边界1号界碑26公里，属于高黎贡山尖高山范围。根据蔡氏家谱记载，当地傈僳族先人过去生活在怒江大峡谷石月亮（即福贡县石月亮乡）一带，后经片马往南迁于胆扎等地。胆扎村蔡氏、麻氏等傈僳族先祖有守卡经历，世代生活于此的傈僳族和汉族村民，在多个历史时期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守护着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1960年，在中缅边界海拔3214米的猴桥镇段尖高山上立了1号界桩。它像一位无言的卫士一样，日日夜夜守护着祖国的边界。1985年开始，腾冲市在边疆乡镇、村组聘请素质高、身体强壮且熟悉情况的村民为外事界务员，守护长达150公里的中缅边界腾冲段。腾冲段共有12棵界桩和1棵附桩，大多数界桩位于人迹罕至、山路崎岖，车辆无法通达之地，25位外事界务员几十年如一日守护着象征国界的界桩，做着巡护界碑和日常维护界碑等工作。胆扎村老村主任蔡文香便是腾冲境内较早的外事界务员之一。出生于1952年的蔡文香，至今依然记得8岁那年，胆扎村民背着干粮带着部队工作人员徒步到尖高山立界桩，那天山上下着雪。15岁时，蔡文香第一次跟着部队和民兵上山巡界。蔡文香说因为立了1号界桩，村民的安全有了保障，国家领土也不会再被侵占。加之国家的大力宣传，村民对国家有了更深的认识，界碑上醒目的“中国”二字时刻提醒界桩以内的人们牢记“中国人”的身份，村民也为能守边而骄傲。就这样，1991年，蔡文香挑起了外事界务员的担子，这一干就是15年。2004年，因身体原因，蔡文香不得不辞去工作。2016年，蔡文香的侄子蔡新装被聘为外事界务员。
蔡新装是土生土长的胆扎村人，从小跟着大人们在山里行走，熟悉当地地形地貌，又因为在村委会任职，对村里的情况有较深的了解。蔡新装被聘任为界务员之后，还专门到腾冲市参加业务培训。他之前曾听老人讲过1号界碑的故事，但担任界务员还是头一回。大家都说界务员是“不配枪的战士”，而他小时候就有当兵的梦想。因此，他将界务员工作看得很神圣，也以此为荣。承载着老一辈界务员的嘱托和期盼，蔡新装等新一代界务员正在续写巡界守边的故事。
中缅1号界碑立在峰顶的一块平地上,周围是莽莽苍苍的群山。界碑颜色泛灰，有1米多高，碑身上刻有鲜红的“中国”“1960”“1”等字样，十分醒目,1号界碑的“模样”和周围的环境已深深刻在界务员蔡新装的脑海中。他说：“界碑神圣不容侵犯,它守护着我们安宁的生活。”巡界的路途遥远而艰辛，让他更加佩服老一辈界务员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不懈的精神，他也主动向蔡文香等老界务员请教学习、交流探讨。
五年来，蔡新装巡界无数次。每一次他上山巡界，总是穿一身军绿色的迷彩服，脚穿解放鞋，蔡新装已记不清穿破了多少双解放鞋。时间久了，他和队友便对界碑有了很深的感情，他微笑道：“界碑就像老朋友，不能容忍对它的破坏。”他还说守护界碑是他一生都要做的事情。所以，尽管界务员的补贴不多，工作也很辛苦，但他和队友都能克服，因为这是中国人应该做的事。虽然他们甘于做默默无闻的守边人，但政府并没有忘记他们。令蔡新装惊喜的是，2020年他先后荣获腾冲市“优秀界务员”“云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表彰。（资料出处：1.人民网2019年5月2日和新华网官方账号2019年9月15日关于蔡新装的报道；2.笔者于2020年8月、2021年6月3日对蔡新装的访谈资料）
勒墨夺扒、余有福、蔡新装都只不过是不同历史时期无数傈僳族守边人群体中的一分子。对于傈僳族人而言，无论是在积极抗英、抗日期间抵御外敌侵犯的爱国守边的英勇行为，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守边护边固边的默默坚守，都表现出强烈的国家认同与爱国主义精神，呈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历程。
（责任编辑 刘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