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民族中小学生版

悠悠土风 酷酷普米

人物

◆文 / 关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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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米小组部分成员

地处云南省西北部的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属于典型的山区,山里是山,山外还是山。散布在兰坪县的普米寨子与山更为亲密,吃穿住行,生活的每一个轨迹几乎都与大山相连。

19年前,从这重重大山间,走来了一群酷酷的普米族青年,他们在兰坪县政府和陈哲(时任兰坪县政府文化顾问)的组织下,共建了一个普米传统文化传习小组(以下简称:普米小组),用自己的青春与奋斗书写了一首先锋之歌。

初晓传承

李长秀再次回忆起自己参与普米小组的历程,仍然觉得充满了戏剧性。2002年六七月间的一天,18岁的李长秀被叫到罗古箐表演,看表演的“听说是一位记者”。作为十里八乡的歌舞人才,李长秀一开始觉得这次表演和以往一样,没有太大区别。但这位记者在听到普米族的西番调时表现出来的热情与赞赏超出了她的想象:“他一直在说,‘没想到普米族有这么好听的歌,真的很好听,有点像天籁……’‘抖喉是怎么实现的?很神奇。’”

直到和伙伴们被邀请到记者房中,面对着一台小小的录音机再次唱起西番调,李长秀才知道对方原来是北京来的音乐人,名叫陈哲。

陈哲是《让世界充满爱》《黄土高坡》《一个真实的故事》《同一首歌》的词作者,早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一系列代表作就奠定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

得再过几个月,李长秀才能真正了解陈哲的影响力,那天,她只记住对方问:“你们愿不愿意把民族文化传承下去,加入传习小组?”她懵懂地点了点头。

2002年10月,李长秀加入了由兰坪县政府组织的山村小组,负责村内民族文化的传承。作为乡村代课老师的估丽茸咪,也顺利通过“海选”,于2003年参加了由政府组建的“兰花1号”,在兰坪县职业中学内参加培训。2003年,山村小组与兰花1号合并,5名普米小组的初创成员在一个小院里聚集,正式成立了普米小组。此时,“传承”对于他们来说还是一个很虚的词。李长秀表示,当时只是想着好好做,以后请陈哲老师带他们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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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米小组表演现场

先锋试验

李长秀的梦想很快就实现了。

2004年10月,她与估丽茸咪等十多位普米族青年一起前往北京参加“滇西民间歌舞进校园”活动,要去清华大学、中国音乐学院、北京舞蹈学院等多所高校巡演。

去北京的路,异常艰难。大巴车从早开到晚,夜里有人醒了往车窗外望去,感觉车正贴着悬崖边走,“车就像飘在天上”,吓得再不敢睡。到了北京,又有各种不适。比如李长秀对声音敏感,车来车往、日夜不停的喧闹声,让她心神不宁,她开始想念山中的日子。

但普米小组的探索并没因此中断,而且神奇的是,在陌生的北京,这些年轻人收获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自信心。“每次表演完,学生们都会拥上来,询问关于普米歌舞、普米文化的各种问题。”在问答间,小组成员们对普米文化更加自信,并开始意识到普米小组很独特。

“独特”的感受一直在加深。

2005年底,普米小组在北京培训,陈哲带小组走进中国艺术研究院,一支且歌且舞演奏竹制口弦的传承队伍震动了原国家非遗中心主任田青,于是,普米小组得以进入首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展”。

展览安排在国家博物馆,偌大的展厅里都是一些如衣物、首饰、书籍等静态的展品,参观者静静地走来、静静地观看,画面平静而和谐。到了普米小组展示的区域,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我们没有舞台,就在展厅一角,又是唱又是跳,显得很奇怪。”估丽茸咪的直觉很准,普米小组的确与众不同。

作为普米小组的引路人,陈哲和他的“土风计划”强调民间文化的保存不是靠拯救而是靠“活化”传承。面对媒体采访时,他谈道:“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回到劳动链中存活下去,因为劳动创造文化并承载文化,不能脱离载体去单纯救助文化。”

“活化”传承对于如今的非遗传承保护而言,已是常态。但放在普米小组刚成立的2002年,甚至到2006年,这个概念还尚未被社会广泛接纳,这群来自大山的姑娘小伙,在有意无意间,在“土风计划”的指引下,参加了一场普米族文化活化传承的先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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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内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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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寨内的传承

大树之根

李长秀心中有个结——初见陈哲,她唱的西番调的曲调是普米族的,词是白语的。这与她的个人意愿无关,早在她出生之前,普米文化在她老家上水俸村就处于一种慢慢消失的状态,“普米语的西番调,我那时也没听过”。

作为普米小组成员,李长秀和李冬梅在村里的任务有两个:一是找老艺人学艺,留住最原生态的普米族歌舞;二是召集村里的年轻人学习普米族文化。为了找到老艺人,学习原汁原味的西番调,李长秀开始和伙伴们在附近的普米村寨四处学艺。

最困难的一次,听说有位隐居于山里的普米老人很会唱古歌,她们走了十几公里,翻过数个山头,才找到老人。老人心善,没提要求,唱了好多首古歌给她们听。听到入神时,歌声中断,才回过神来,老人早已离去。李长秀忽然止不住地哭,“看着这个老人,他在山上就像一棵树,根深深地扎在土里。”

多年以后,李长秀仍然无法忘记老人,她无数次地和别人描述老人的形象,对方每每都会跟着流泪。“传承普米文化,也应该如老人一样,要在大山里,扎根在普米族的日常生活中。”

几乎每一个普米小组成员都有类似的体验。2010年加入普米小组的和九贵是组里的“高龄”成员,“一般都是十七八岁加入普米小组,我那时已经24岁了”。和九贵的哥哥、叔叔都是村寨里的韩规(普米族的祭司),他深感普米文化的根就扎在火塘边,扎在婚丧嫁娶仪式里,扎在每一次的吟唱、咏颂间。

把根留住——每个普米小组成员都充满了使命感。从2002年开始,普米小组在村内不断地组织传承班,针对青年人开展普米族歌舞、语言、历史、仪式等方面的培训。“村寨传承这段经历是最有压力的,记忆也是最深刻的,但很有意义……不仅要留住歌舞,更要留住语言和历史,留住整个文化。”估丽茸咪说。

初心纯粹而美好,现实却困难重重。村里人没见过传承班,质疑声四起,“骗人的”“没必要”“瞎胡闹”,甚至有村民组织起来,拦住非遗专家进村指导的路,问他们要孩子的误工费。即便这样,普米小组还是坚定这事必须得做,要想尽办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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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寨内的传承

寻路远方

普米族古歌大多沉静、苍凉,讲述着普米族从青藏高原迁徙、寻路的历史。普米小组在传承古歌的同时,也如古歌中所唱,一直在寻路,为普米文化活化传承寻找各种出路与可能。

2006-2012年间,估丽茸咪的工作状态基本上是两点一线——从兰坪到北京,从北京回兰坪。在陈哲及其“土风计划”的支持下,普米小组形成了活化的传承模式——在兰坪调研、坚守传承并影响周围;有机会就外出传播、交流、培训,宣传扩大“活化”传承的影响力。

2011年,和九贵第一次到北京学习,除了系统学习音乐、舞蹈、文化、计算机外,他还学会了项目申报。“回兰坪前,老师会要求我们写项目申报书,写完了,就回到兰坪完成项目。”

和九贵写的第一份项目书是《古歌学习计划》,他打算在返回兰坪后,系统地收集、整理普米族的古歌。这个项目他获得了2600元的支持,“经费不多,但跟着老师们的要求做调研,磨炼了我的意志力,也增强了对民族文化的信心。”

两地奔波并不容易,估丽茸咪表示,难点在于得反复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评价体系中锤炼自己。“在兰坪,有时会感觉很无助,大家会觉得这真是一个‘好奇怪的小组’;在北京,很多人会觉得我们在做的事很有意义。”

虽身处于两种评价体系的拉扯中,但普米小组仍在默默努力——在北京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打造出口弦四弦《敬山神》《凯旋调》《过江调》,普米山歌民歌《姐妹调》等曲目;参加过青歌赛,国家外交部年会;曾到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科学院、民族出版社等单位进行宣传推广;还有十余次的出访交流……

“2007年青歌赛,我们最后止步复赛,但我们是董卿采访时间最久的少数民族音乐团队。”估丽茸咪带点遗憾地说道。毫无疑问,那时的普米小组是普米文化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与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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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内展演

初心不改

很长一段时间,普米小组的成员面临身份和收入的两重难题。既不是体制内的文艺工作者,又不是市场化的表演者。既有偶尔来自政府和公益组织的项目支持,又面临没有持续性收入的尴尬。

作为早期成员的李长秀、李冬梅和估丽茸咪比其他人更深地体会到这些难题。“从十六七岁做到三十来岁,家里人都着急,觉得不值。”随着小组成员年龄和压力的增长,普米小组必须改变此前的运作模式。

2008年,在“土风计划”的资助及怒江州、兰坪县政府的支持下,开办了以小组为经营主体的“土风茶坊”,并创建了“兰坪县土风文化发展协会”。2012年起,协会成为普米小组对外沟通、接洽的保障,小组成员同时也是协会成员,以“自愿加入、灵活调整”的原则组织展演与活动。李长秀解释道:“有展演和活动,我们就聚在一起;没有活动,我们就各做各的。”

协会与小组的很多具体工作,落在和九贵身上。“以前老师们教了我们很多,我们学了很多,现在要把学到的东西回报给家乡,要继续做好传承。”几乎每年,协会都会安排一些或长或短的培训。

2017年,小组成员共同成功申报“云南省优秀农民文艺演出项目”,获得40万元的经费支持。协会召集了普米村寨里30多人组织了一次系统培训,最后成功培养了十多名普米小组新成员。“目前,普米小组成员已发展到60多人,经常参加活动的有20多人。”

此外,和九贵重启收集、整理普米古歌和普米文化的工作。截至目前,他已收集了1000多分钟的录音材料,完成了100多页的文字整理,梳理出18段普米族各种礼仪的古语、唱调。“我现在想,能做一点就做一点,普米族文化流失得太快了,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也有使命做好传承。”

随着党和国家对非遗文化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普米小组的不少成员都成为了官方认定的“非遗传承人”。估丽茸咪认为传承人的身份其实是政府对普米小组成员的一个认可,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身份问题。“当然,未来要怎么走,还是要我们自己想,自己去寻找。”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责任编辑  刘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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