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人有文化
◆文 / 田芯竹 图 / 杨明
▲元谋人遗址
傍晚，一场不期而至的雷阵雨，在给闷热已久的楚雄州元谋县上那蚌村送上几许凉意的同时，也让钱方、浦庆余、王德山三人不得不结束野外考察工作。
那是1965年的五一劳动节，三位地质学家万万没想到，中国历史将因为他们当天的工作而改写。
经古地磁方法测定，在上那蚌村西北约800米处的一个褐色土包附近所发现的两颗古人类门齿化石，距今约170万年，比此前所发现的北京人、蓝田人还要早100万年。
“元谋人”不但是我国境内所发现的最早的原始人类居民，而且也是亚洲最早的原始人类。
消息一出，震惊全球。
今天，每一个云南人都可以骄傲地说：我的家，是人类最早的发源地之一；云南，掀开了中国历史的第一页。
文明勃兴的沃土
沃土，是中国人对故乡的最美赞誉。这两个字对云南来说，当之无愧。这片广袤神奇的大地，既是人类生命的摇篮，也是文明勃兴的土壤。
20世纪30年代末以来，考古遗址的发掘遍布云南全省。陶器、石器、炭化粳稻、动物骨骼等的不断出土，以及崖画、墓葬、房屋建筑基址的陆续发现，无一不在透露着一个重要信息：三迤大地自古以来一直生机盎然。
在遥远的古代，中华民族的先祖早已在高原各处留下了生产生活的足迹。彼时，云南境内已分布着为数众多的部落、部族，他们掌握了种稻、畜牧、渔猎、制陶和纺织等技术，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沧源县勐来乡、勐省镇，1000多幅崖画生动地记录了3000多年前古人狩猎、祭祀、舞蹈、战争等场景，让人得以直观地感受到新石器时代的古老与神秘。
云南素有“有色金属王国”之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百姓没有辜负上苍的眷顾。世界上最早的铜鼓——万家坝铜鼓、与“马踏飞燕”相齐名的牛虎铜案、“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等青铜器皿，既是名副其实的国之瑰宝，也是古代云南青铜文化灿烂辉煌的明证。
有学者认为，总字数达1300多个的纳西族东巴文图形象形文字，其历史比楔形文字、圣书文字、玛雅文字和甲骨文字更加原始和古老。东巴文因仍可识读而被各界誉为“活着的象形文字”。
不只是东巴文，其他一些用民族文字写成的、记录着云南历史文化的珍贵古籍（如彝族毕摩经、傣族贝叶经等）也依旧在云南一些地方流传。除此之外，云南各族群众还通过歌舞等“非遗”形式，在祭祀、礼俗、劳作等众多节日民俗庆典和日常生活中对云南久远的历史不断进行回溯和传扬。其中很多古歌、古诗等成为与文字经典并驾齐驱的珍贵口传古籍文献，从而使得民族文化得以薪火相传。
▲“文献名邦”建水朝阳楼
中华文化“一体多元”的生动诠释
虽然远处西南边疆，但云南并不孤单，始终与祖国内地血脉相连，与中华民族的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紧密相关。
考古证明，夏商周时期，云南居民与我国中原、西北、东南等其他地区的各民族交往日趋频繁，进而形成了具有共同血缘和文化特征的多个族群。其中，为今天众多云南百姓所熟知的“庄蹻王滇”的故事，便是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集中反映。
据文献记载，战国末年，楚王派将军庄蹻率兵远征，当这支军队到达滇池地区时，后路被秦军所断。不能返回楚国的庄蹻自立为王，两万余人的军队与滇池周边的各民族共同生活。庄蹻部队把楚国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了相对落后的滇池地区，在加速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的同时，也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文化联系。秦汉之际，中央王朝在云南设置郡县，云南融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步伐不断加快。
“庄蹻王滇，秦开五尺，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从云南民间传诵不衰的典故中不难看出，千百年来，民族交往融合与推进国家统一，一直是云南历史发展的主轴。位于云南省临沧市的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因北回归线横穿县境而有着“太阳转身的地方”之美誉。15个字长的县名，也让双江荣摘全国地名最长县的桂冠。而县名本身，就是云南各民族长期以来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反映。
在云南历史发展进程中，高原儿女在不断将祖祖辈辈的文明成果发扬光大的同时，又注意在民族交往融合过程中，积极吸收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内地文明硕果，进而造就了“一体多元”的文化特性。
比如，历史上承上启下的“爨（cuàn）文化”，便是云南文化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生动注脚。诞生于这一时期的“两爨碑”（东晋爨宝子碑与南朝爨龙颜碑）由于反映了汉字书体从隶书向楷书过渡这一重大转折而备受书法家和金石家推崇，被赞誉为“南碑瑰宝”与“神品第一”。两爨碑既是边疆与内地文化相融合所结出的一朵奇葩，也是高原儿女胸襟广阔、不斥外来的真切体现。
海纳百川，一直是推动云南不断走向繁盛的思想动力。唐宋之际，云南地方统治者与中央政府建立了臣属关系，与内地长期保持友好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在此期间，云南积极吸收内地文化，社会经济文化得到巨大发展，涌现出了诸如剑川石窟、安宁法华寺石窟、昆明地藏寺经幢、《南诏中兴画卷》等一批建筑、绘画、宗教艺术瑰宝。其中，由大理国画师张胜温所绘制的《梵像图》，因画工超凡、相好庄严而与同时代的《清明上河图》一起被誉为“南北双绝”。而大理崇圣寺三塔与昆明西寺塔虽历千年岁月却岿然矗立，仍在默默护佑着一方百姓。
包容，早已成为铭刻在每一个高原儿女身上的文化基因。1274年，元朝设立云南行省，云南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元明清三代的数百年间，随着大批内地汉族移民陆续入滇，在各民族的携手努力下，云南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观，云南与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民族交往融合程度进一步加深。
“朒朒”（gǎ·gá，指肉，突厥语）、“德朗”（dé·lān，指钱，波斯语）、“海子”（指水潭或湖泊，彝族语）、“驿站”（蒙古语）、“嫫”（mō，妈妈，白族语）……这些词汇至今仍在云南部分地区方言中使用，便是元明清时期云南民族大融合的具体反映。在这一时期，各族群众携手书写了置城镇、修水利、广屯田、兴教育的社会发展新篇章，云南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多方面均取得巨大成就，建水、大理等地区因社会繁荣、文化兴盛、人才辈出而被誉为“文献名邦”。
“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故能成其高”。云南豁达包容的胸怀，不但推动了国家统一、社会进步、文化繁荣，而且还曾让古今中外的众多异乡人爱上了这片热情好客的土地，进而留下了传颂不衰的历史佳话。今天，“七擒孟获”“咸阳王建松华坝”“马可波罗过云南”“建文帝出家狮子山”“杨状元谪滇”“徐霞客游滇”“林则徐祈雨”“朱德求学讲武堂”“陈纳德与飞虎队”等故事仍为云南百姓所津津乐道。
智慧是知识凝结的宝石，文化是智慧放出的光彩。泸沽湖畔“活着的母系社会”，火把节、泼水节、目瑙纵歌等众多民族节庆……民族团结进步、文化绚丽夺目的云南，一直是国内外游客向往的旅游天堂。走进云南，就犹如走进了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历史学的殿堂。可以说，自“元谋人”掀开中国历史的第一页以来，彩云之南的文明进程就没有中止过。生活在红土高原上的各族儿女，每一个都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而各民族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又通过民族交往交流融为一体，绘制出一幅绚丽多彩的文化宝卷。云南文化是对中华文化“一体多元”最生动的诠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70多年间，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云南各民族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征程中，经济社会取得跨越式发展，相继涌现出了“民族团结誓词碑精神”“钢铁哨所精神”“老山精神”“西畴精神”“杨善洲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以及孟连“宾弄赛嗨”、洱源郑家庄等一批民族团结进步典型，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云南文化的内涵，使云南文化历久弥新、红红火火，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推进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注入了强大动力。
（责任编辑 刘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