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国风格讲好中国历史——读《何谓中国》

◆文·图  /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张睿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复旦大学文科荣誉教授、中华文化学院特聘教授、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姜义华的新著《何谓中国》就是用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来回答“何谓中国？何谓中华民族？”等一系列问题的建设性学术专著。

《何谓中国》一书依托扎实的学理梳理，从先秦时期“中国”观念的形成及其政治实践、多元一体的中国、中国的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及其特征、现代中国的政治与文化转型等方面入手，从历久弥新的中国、多元一体的中国、人文化成的中国、大一统的中国四个维度，分析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如何促生中国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如何维系大一统国家的日常政治运作，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的中国的核心特征与历史流变，现代中国所面临的基本挑战以及中国共产党如何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了中国的新生，回答了从古代至当代“何谓中国”这一宏大命题。

一、立足中国，回望自身文明进程

史学大家钱穆先生一直提倡国民要学习历史，了解历史。他曾经说过：“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他提出，我们在了解本国历史时，应该带着一种“对以往历史的温情和敬意”。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日，就历史知识而言，更加需要人们一方面更为全面、细致地了解近代以来的世界局势演变史，做到名副其实的“开眼看世界”；另一方面则需要返视中国自身的历史，通过扎实的学术研究，建立起自洽的、完整的、接地气的中国论述，使之成为人们认识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知识框架、话语体系与价值准则。

姜义华教授认为，“中国”一词必须全面理解。《中庸》有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中华文化的价值体系中，“中”代表了以“中正”“中和”为内核的“中道”，表达了兼顾一切、包容一切的宏伟气象，要求努力了解矛盾对立的各方内在的相通、相容、相融之处，让它们在积极互动、和合、结合中共生共存，并通过创新而获得新生命、新发展。再说“国”字。铜鼎铭文中的“国”字写成“或”字，周晚期在“或”的外面加上“囗”，写作“國”。许慎《说文解字》有云：“或者，邦也。”“或”字中的“口”意为国家的人口，“戈”意为抵御侵略、维护治安的兵器；下方的短“一”表示土地与家园，表示中国是以人为本的小农经济，同时有能力保护国土和人民。“國”字的外框“囗”，框定了国家的疆域范围，表明中国是一个自卫式的国家，不搞对外侵略扩张。通过本书的阅读，可以从整体上了解作为中国人，何谓“中”，何谓“国”，何谓“中国”。与以往描述中国的著作不同之处在于，通过《何谓中国》的阅读，读者可以对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认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核心根柢与历史传承，为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转型树立一个良好而自洽的尺度。历史的中国生生不息，尽管历朝历代更替变化，但中国的内核、中华文化的精髓却是确定无疑、伴随着历史进程自然形成的。正如王尔敏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指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变局言论中凡述及“中国”或“中外”者，都是指确定无疑的中国，是早已达成共识、包含了地理含义、政治含义、文化含义和族类含义的无可置疑的中国。

二、紧扣中国，分析历史演化逻辑

《何谓中国》从中国历史自身演进脉络出发，分析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与历史流变，澄清了许多由于受到近代西方意识形态话语影响而出现的中国论述所造成的认知误区。

在紧扣历史脉络的书写中，姜义华对许多认知误区一一澄清。比如在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古代中国，政治制度不能简单地以“专制”视之，而是应该具体分析它是如何运作的，不同权力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是什么，稳定的政治组织对于经济生产的进行有何重要意义。又比如书中详细分析了在近代国势衰微之际，不同政治立场的知识分子如何思考建立能让中国实现振衰起弊的政治制度。在这其中，有人坚持要在承认中国古代政治遗产的基础上思考开新之路；有人则将其所理解的近代西方政治制度奉为准则，希望在中国推行之，全然不顾如此这般会对中国的领土完整、主权统一、社会稳定造成怎样的影响，更忽视了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必须充分意识到中国所面临的险峻而复杂的国际环境。从这里，可以为今天人们思考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提供借鉴。书中指出：“中华传统文明就物质文明层面和精神文明层面而言，已延续了数千年，它自成体系，是一种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都按照其自身规律而运行的具有很强独立性的文化，一种具有自己特质的规定性并具有高度稳定性、持续性的文明。这是中国作为国家持续存在并不断在挫折中重新崛起、实现伟大复兴的稳定的基础。”

因此，在探寻中国历史演化路径的时候，不仅要关注中国在时间上连贯，也要关注中国在地理上也是合而为一的，这种“同”远超“异”的特质和西方相当不同。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在历史上就是每个地区的个别性超过共通性，地域的区分很明显，历史上是分裂多于统一。而中国的共同性超越了个别性，中国历史包容了广大地域，历史上统一要远多于分裂。当然，这不是不承认中国各个地区的差异性和个别性，而是强调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更强，“共通性”可以涵盖各个地区的不同。更重要的一点是，《何谓中国》指出，中国历史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也是互相包容、不可分割的，要研究这些领域的历史，都得在文化传统的一体性中来进行，不能彼此分开，更不能套用西方的历史观念。比如制度上，从商周的分封制，到秦汉的郡县制；比如版图上，从上古时期以北方中原为主，到宋朝以后以南方江南地区为主；又比如社会领域，从魏晋时代的门阀社会，到唐以后的士人科举社会，这些都是变化。正是通过这些变化，我们才可以把握历史的脉络，从而真正理解现实。因此，《何谓中国》反复指出，中国历史的变化是内在的，初看时不容易察觉，但也一样有变异性，我们必须重点关注异中有同，也不能忽略同中有异。

三、审视中国，阐释中国道路抉择

要理解中华文明的核心根柢，离不开对秦汉以来的郡县制国家的制度创建精神、制度运作逻辑与制度修复能力进行细致的剖析，以及解释为什么在近现代的中国，我们选择了一个全新的主义、一条全新的道路。姜义华教授用了不少篇幅来分析中华文明在近代的境遇。他强调，要全面理解何谓中国、理解中国历史的完整形态，就不能忽视近代以来中华文明所遭遇的挑战，为了振衰起弊而进行的艰辛探索，以及为什么在救亡图存的实践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发展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从历史过程来看，近代中国不但需要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下维护版图的完整与主权的独立，而且要通过内部的变革，形塑新的政治主体，让那些在古代的社会形态里属于失语状态的群体成为新的政治与文化形态的主要实践者。为什么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何谓中国》做出了解读：马克思主义既充分吸取了西方知识体系优秀成果，又对西方知识体系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刻批判。中华文明知识体系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融合中西两种知识体系精华的最佳切入点。同时，马克思主义满足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的双重诉求，也成为中国人民检验一切“主义”的试金石。具有反封建功能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本来应该可以成为反封建的有力武器，但为了在中国进行殖民统治，它与封建主义沆瀣一气，既不可能反封建，更不可能反帝。马克思主义与各种“主义”不同，它不仅反对封建主义，而且告诉人们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号召人们去推翻它、代替它，建立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制度，满足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马克思主义坚持实践第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在实际生活中开始实证的科学，和中国传统的实践主义、经验主义、历史主义知识体系非常容易结合。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和中国固有知识体系的深度结合，是中华文明知识体系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应有之义。”

本书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作为分析重点进行了详尽说明。作者提醒人们要注意到中国革命对于中国社会的重塑，即通过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让广大农民成为重要的革命力量，农村面貌的改变是让中国得到新生的重要环节。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在许多政治与经济实践中，真正继承了中华文明的优秀品质，真正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实践性，在探索和创新中使中国传统以崭新的面貌再次焕发生命力，得以寻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成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

四、共建中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何谓中国》指出，我们的史观是文化史观，“修文德以待远人”，只吸引不强迫。我们的文化体系是开放的，中华民族不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族群。从华夏民族到大汉民族，再到今天的中华民族，我们文化上从未排斥过外来的优秀文化，我们血脉上也从未排斥过外来的新鲜血液。所以，我们的民族史并不是血缘繁衍史，而是文化发展史，历代王朝只是我们这一文化共同体的政权组织，它不合格就会被换掉，其实质恰恰说明“共同体意识”古已有之。

《何谓中国》指出，中华文明一直注重以人为本，将人文化成视为实现人的最高价值的根本途径。因此，生生不息的中国是由中国历史的主人——中国人、中华民族创造的。中国各族群在不同时代，利用历史形成的各种主客观条件，一边承继先前世代已经形成的传统，一边通过自己的实践根据实际需要不断改革创新，从而使历史的中国一步步发展演变为现今的中国，使古老的中华文明一步步发展演变为现今的中华文明。这为我们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掘了历史依据。

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地理概念，更不是一个以征服为基础的政治概念，而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概念，中国不应是西方汉学家定义的汉民族聚居的区域，而是汉文化辐射到的并进而产生共同政治认同的区域，更接近古代的“天下”概念。中华民族也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民族，而是一个有着共同精神家园的政治共同体。姜义华指出：以人，以社会的人与人的社会联系，以人自身的责任承担，以最广大的民，作为根基，这是我们的社会文化基础，我们的思想文化基础，也是我们整个文明形成大一统格局的最根本的精神支柱。《何谓中国》认为，中华文明最为精粹的精髓，就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个字所代表的尧舜之道，其核心就是人心惟危，人民至上，也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写照，是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基本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道心惟微，实践为尊，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和强调的“实事求是”，是党据以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整个知识体系的核心；惟精惟一，抱元守一，也就是坚持人民至上、实践为尊，始终勠力一心，步调一致，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浴血奋斗，改革开放，顺利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允执厥中，无远弗届，也就是表现为党特别善于立足唯物辩证法，谋大局、谋全局、开新局，为实现既定的宏大目标而不懈努力。

通过深植中国历史的书写，《何谓中国》用事实证明，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和各民族的团结，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华文明实现历史性飞跃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历史还将继续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至上，依靠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能够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顺利实现。

（责任编辑  赵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