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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身党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我最大的幸福——访94岁高龄的离休老党员马绍忠

人物

◆文·图  /  陈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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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二十大召开前夕,我们拜访了老民族工作者马绍忠同志,听他讲述初心故事。那天,离他94岁生日只有十多天,他精神矍铄,谈起他一生挚爱的民族工作,眼睛里闪烁着青春的光芒。从他的叙述中,我们被他平凡但又非凡的民族工作经历引入深思,内心无数次被百年来党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赤诚初心和伟大历程深深打动。

穷苦少年开启勤学之路

1928年6月29日,我出生在昆明呈贡县回回营一个普通的回族农家。多灾多难的先辈留下的是一个贫困的家庭,加上人口较多,时代动荡,我小的时候,我们家的生活十分艰难。我从小体弱多病,在贫病交加中读完小学和初中。在初中毕业以前,我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没有穿过一双球鞋,脚上的布鞋总是补了又补直到无法再补露出脚趾,才换一双新的,新布鞋只能晴天穿,下雨天一律打光脚。为了继续升学,我选择了免交学费还供伙食费的职业学校,经过在省立官渡农校两年半的刻苦学习,1948年7月我以全班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同年考上了云南大学农学院(今云南农业大学前身)农艺系,成为云南大学当年500名新生的第37名,以该系第一名的成绩开始了我的大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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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在党73年

早在1945年12月,我就因为参与罢课响应昆明“一二·一”运动被学校关过禁闭,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反帝爱国斗争。1948年,我在官渡农校即将毕业时,又遇上“七·一五”运动,我们也参加了罢课斗争。革命的种子在那时就种进了我的心田。1949年初,我在云南大学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农声合唱团”,大唱革命歌曲,参加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秘密传阅《大众哲学》《新人生观》,毛泽东同志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我在看《云南民主青年同盟章程》的时候,知道“民青”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就果断参加了“民青”,在云大地下党的组织号召下开展助学运动,帮助贫困的学生和教师。由于我在“民青”表现积极,党组织派一位党员闵竺生同志与我谈话,并让我写了《自传》和《入党申请书》,向党组织汇报了我的思想成长历程。1949年7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即被党组织派到我的家乡呈贡县开展革命工作。

一干就是一辈子

我从事民族工作是从1949年9月开始的,当时在呈贡地下党的领导下,我开始在本村做回民工作。回回营只有几十户人家,都是回族,但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交织,人们思想观念多样,情况还是很复杂。我们进行艰苦的思想启蒙教育,宣传“新民主主义”社会,批驳某些人散布的污蔑共产党的种种谎言,讲明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慢慢使革命舆论占领农村阵地。依靠贫苦农民,团结各阶层人民,孤立打击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人。乘着解放的东风,我们和县城回族代表人士商议,以民族形式庆祝翻身解放,全县回民在县城清真寺吃了一顿“翻身饭”,共同庆祝民族的新生,牢记共产党的恩情。为迎接解放军进驻昆明,我们组织各族群众,聚集公路沿线,举行盛大的迎军仪式,体现了各民族团结一致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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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望《今日民族》越办越好

1954年4月,我被分配到中共云南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委边委”或“边委”)工作,从此成为一名专业的民族工作者,一干就是一辈子。

“边委”,单位在昆明,工作对象却是云南千里边疆的民族地区。这些地区民族众多,语言不通,生产生活方式不同,风俗习惯各异,确实与内地的民族地区有着显著的不同。省委把这类地区划分为边疆地区,执行边疆政策,与内地区别开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解决好边疆民族地区的问题,促进各民族的发展进步,民族工作的重点首先就是调查研究。“边委”作为云南民族工作的领导机关,经常性的任务就是调查了解各民族地区从历史到现实的各方面的情况,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关系等等,从实际情况出发研究制定政策措施,开展社会改革、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的工作,并不断检查执行情况,发现和解决前进中出现的新问题。因此,我一年有半年以上都出差到边疆地区或内地高寒山区、回族地区。那时候出差相当艰苦,自带行李,坐长途班车,不通公路的县乡就步行,到村寨就跋山涉水,钻原始森林、渡急流险滩是经常的事。

在今后的岁月里,我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状态充满激情地在做民族工作,参与调查研究,制定政策,推进工作,检查落实,解决问题,总结经验,促进发展。其间,1958年初响应“知识分子下放锻炼”,我在沧源代理县委办公室主任工作,一干就是两年多,全面深入地了解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基层工作。1960年4月我调回边委,在边疆处工作,同年我带领工作组重返沧源阿佤山。1962年8月,参加省边委书记吴志渊同志率领的西双版纳工作组,调研所有制改造后的情况。带着省委“合作社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的指示,对有代表性的傣族村寨进行专题调研。1964年,边疆民族地区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我参加由省边委和云南民院组成的工作组,在耿马进行了一年多的工作。1965年7月,省委书记阎红彦同志带领多位厅级干部到边疆调研,主要研究边疆民族地区能不能搞“四清”运动,边委书记吴志渊、副书记王连芳同志全程参与,我也抽调参加并汇报工作。1972年到1973年,我又频繁地到思茅地区、红河州、怒江州、丽江地区、迪庆州的很多个县调查了解情况。1980年5月我任省民委办公室副主任,同时兼任省民委党组秘书,这一阶段,我经历了民族工作的拨乱反正。由于我分管秘书工作、人事工作、外事工作、信访工作等,除了内部管理、调查研究,向中外人士宣传介绍党的民族政策也成了我的一项重要工作。

1986年9月,我调任省民族干部学校校长,兼任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课程教师。1988年10月,省民委党组批准我离休,但我依然受聘担任学校重要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授课教师,直到2004年因身体欠佳才辞教休息。

我的一生最为欣慰的是在民族工作上尽了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团结和发展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我最早的人生理想是当一个农业科学家,为四万万同胞的吃饭问题作点贡献。但是,中国共产党改变了我的命运和人生理想,使我走上了民族工作之路,并成为我终身的职业。对此,我无怨无悔并引以为荣。我是党的一分子,以党的任务为己任也是理所当然。我由衷感谢党给了我这份工作,并让我坚持做到底,使我融入中国共产党伟大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出我一生的智慧和力量,使我有机会为广大少数民族同胞服务,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我虽然已经94岁了,但我还要努力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要继续听党话、跟党走。

(马绍忠叙述,陈湘整理)

(责任编辑  方绍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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