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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南“民族直过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观点

◆  文  /  云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张志远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滇南“民族直过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和近代以来边境危机多重维度影响下对各民族群众心理和情感的认同的集中体现。现阶段,滇南“民族直过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须将历史与现实、国家与民族、个体与社会、共同与差异多重维度有机统一、双向重构,为全面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一、直过民族与滇南“民族直过区”的特点

(一)直过民族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民族识别,发现边境地区一些民族阶级分化不明显,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形态,对这些特殊的民族不进行土地改革,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跨越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这样的民族被称为直过民族。直过民族是在特殊的地缘、多样的文化、多元的语言、多元发展脉络环境下形成的特殊民族,具有民族语言、民族文化、人口规模较少、生活环境相对较差、社会发展程度低等特点。

(二)滇南“民族直过区”的特点

滇南“民族直过区”是指位于云南省南部,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红河等沿边州市的县市、民族自治县,乡镇、民族乡、边境村寨。滇南“民族直过区”大多地处偏远、远离行政中心、后发展的边境地区,是直过民族繁衍生息、生产生活、交往交流的区域。

滇南地区早在秦汉时期就纳入中华版图,历经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两宋时期。公元738年,蒙舍诏首领皮逻阁统一各部,建立南诏。滇南地区属于南诏国辖区。公元937年,段思平建立大理国,所辖疆域大概是今天的云南省,贵州省西南部,缅甸北部地区,以及老挝与越南的少数地区。公元1180年,傣族首领帕雅真建立景龙金殿国,元朝设车里宣慰司,明朝沿袭元朝的制度,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车里宣慰司被划分为十二个“版纳”,清雍正开始全面推行“改土归流”,由于地缘的特殊性,车里宣慰司保存下来,改由普洱府管辖。滇南地区景东文庙、墨江文庙则是中原汉文化传播的见证。文庙对于滇南地区中华文化传播具有重要作用。景龙金殿国共传45代王,前后700余年,西双版纳地区傣族形成独特的语言、文字、宗教、历法、医药等与中华传统文化不尽相同的文化体系。

滇南地区以傣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吸收来自中原地区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也开始吸收少数民族文化,内地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文化大规模传入滇南地区较晚,对滇南地区各民族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影响相对较弱。

 二、滇南“民族直过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滇南“民族直过区”特定的地域、特定的民族构成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滇南“民族直过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是一个由局部到整体,由表面到深层、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从清末、民国和新中国成立至今这段时期,滇南地区中华优秀文化、各少数民族文化、党的民族理论、边境危机等因素交织、叠加并快速发展,加快了滇南“民族直过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本民族的文化相互吸收、发展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前提基础。历代封建王朝推崇儒学并在滇南地区广泛传播,各少数民族文化吸收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传统的“天下一家”的天下观,增强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滇南“民族直过区”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少数民族文化,两种文化既有共同性、也有差异性,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形成特有的文化。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科学指导。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科学指导,走出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滇南“民族直过区”呈现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边境安宁的局面,各民族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整体提升,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滇南“民族直过区”各民族身在边疆、心向中央,始终为民族团结进步奋斗,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维护民族团结、发展边疆经济,建设文明开放富裕美丽的社会主义新边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重要因素。

(三)近代边境危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外部条件。近代以来的云南边境危机,特别是法国、英国、日本、美国等殖民者企图侵占滇南地区,激起各民族的反抗斗争,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提供了外部条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滇南地区以召存信、鲁文聪、刘昆府等为代表的进步人士宣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发动各民族群众开展争取自由独立反对外来奴役的斗争,各民族不仅真正实现当家作主,而且增强了各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在动力。通过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促进滇南“民族直过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三、滇南“民族直过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引导各族群众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滇南“民族直过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须促进各民族全方位嵌入,要把握好空间共聚、文化共享、经济共融、社会共治、心理共识等5个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滇南“民族直过区”各民族空间共聚。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实现跨城乡、跨区域双向流动,在城乡形成多民族社区。“直过民族”跨城乡双向流动成为城乡社区新成员,通过社区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居住格局。滇南“民族直过区”跨城乡、跨区域的人口流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提供了前提。

(二)滇南“民族直过区”各民族文化共享。大力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处理好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加强宣传教育、增进各民族友谊,鼓励积极接触、反对刻板印象,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求同化异。滇南“民族直过区”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讲好“直过民族”家国故事、厚植家国情怀,有效缩减心理距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滇南“民族直过区”各民族经济共融。滇南“民族直过区”是农耕经济、畜牧经济、渔猎经济多种经济形态并存,山地民族的普洱茶、山茅野菜、畜制品,坝区民族的水稻、鱼制品、热带水果等互通有无,你来我往。茶马古道、盐马古道等把农耕经济、畜牧经济的不同民族联结在一起。滇南“民族直过区”各民族生产方式、经济生活的互通有无,不仅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且也实现共同繁荣发展。

(四)滇南“民族直过区”多民族社会共治。滇南“民族直过区”基诺族的议事庭,傣族布朗族的宾弄赛嗨、同心亭、同心井等成为社会共治的见证。党政军警民合力治边。党建促基层治理、促乡村振兴和强边固防。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共建共治共享,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加强社区民生保障服务,滇南“民族直过区”各族群众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发挥不仅增进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而且也推进基层治理创新。

(五)滇南“民族直过区”各民族心理共识。滇南“民族直过区”各民族相互学习、相互欣赏、相互包容,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树立“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更好”的理念,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发挥民族团结、民心凝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协同共进、共建共享的功能。滇南“民族直过区”各族群众心理共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

总而言之,滇南“民族直过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和近代以来边境危机多重维度交织、叠加、重构的结果,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工程,历史与现实、国家与民族、个体与社会、共同与差异多重维度有机统一。“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身在边疆、心向中央”,中华民族与民族个体互构、民族个体之间关系的互构,双向重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责任编辑  方绍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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