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安仁：民族复兴的百年求索路

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云南因地处边疆，在那段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岁月里，先后遭受了英法日等帝国主义的直接侵略，民族苦难尤为深重。云南各族英雄儿女矢志不渝反帝反封建，共赴国难、奋起抗争，苦苦寻觅一条挽救国家危亡、实现民族复兴的光明道路，刀安仁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傣剧《刀安仁》2016年参加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

文以化人 文脉不息滋养家国情怀

近代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文化上西学东渐，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心城市渐渐失去对读书人的吸引力。但在云南边疆，特别是土司上层群体，依旧以延续传统为尚，加之科举废止，各类“秀才”流落边疆，纷纷被招揽进大大小小的土司、头人衙门，更有的开馆办学，于是，出现了各民族文化在边疆融合发展、“礼失求诸野”的局面，为边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奠定了文化根基。

刀安仁不仅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哺育滋养，作为土司，他还自觉推动中华文化在各族群众中的推广普及。

刀安仁（1872—1913年），字沛生，又名郗安仁，1891年继任干崖宣抚使司第21任宣抚使。曾聘请大理剑川秀才蒋贵（白族），既为官署文案，也任学馆教师。据说蒋贵常与刀安仁谈古论今，讲述故事，评论文章，为刀安仁打下了扎实的文史基础，为其此后融入革命队伍，致力于民族复兴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刀安仁爱好文学，擅用汉文写诗。从流传至今的作品看，他已经完全掌握了旧体诗的知识和技巧，思想观念上也完全融入中国文化千百年来的传统。

不过，刀安仁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数他用傣文写的长篇叙事长诗《抗英记》，这首诗融入了当时新兴的（中华）民族叙事特征，完全站在中华民族和爱国主义的政治立场讲述傣、景颇、傈僳、德昂、阿昌等各民族互相协作、团结抗敌的事迹，堪称中华民族历史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典范性文本。

刀安仁曾以土司身份领导了“八年抗英”，但在《抗英记》中，他讲述的故事却无关他个人，更超越了时代。他歌颂具体的、来自各民族的英雄儿女，他关切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命运。在这首长诗结尾时他这样乐观地断言：“洋人没有什么可怕，我们的双眼应该眺望远方！一代一代勤俭奋发，让烂漫的花朵自由开放！”最后一句是：“祝各民族同胞喜笑颜开，祝边疆土地的一草一木永世繁昌！”

作为土司，刀安仁还致力于推动边疆文化建设。组织翻译了汉文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白蛇传》《包公案》《杨门女将》等作品。他还改良傣戏，从腾冲、大理的滇戏团中汲取营养，组建了具有现代色彩的傣戏创作组、男女傣戏班，作品在思想上追求进步，反对包办婚姻，主张开启民智。这些带着新思想的文化普及推广，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文化在边疆的创新交融，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边疆落地生根注入了新鲜的养分。

傣剧《刀安仁》2016年参加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

投身洪流 成为旧时代的叛逆者

刀安仁的一生始于反帝，终于反封建。他反帝的行为，以“八年抗英”的事迹最为著名。

1891年，19岁的刀安仁继任干崖宣抚使，也正是这一年秋末冬初，英帝国主义悍然入侵干崖的铁壁关地区。铁壁关、虎踞关、天马关、汉龙关等关隘所在地是中国领土，守护好关隘是各土司的政治使命，干崖地界守护铁壁关的斗争持续了近8年，成为刀安仁政治人生的“成年礼”。

刀安仁善于总结创新，针对丛林条件，创造推广了“七里蜂护窝”战术，创造了各驻点之间传递信息的“天光报信”法，他还探索组建新式军队，注重爱国主义教育、抗英斗争经验总结和拳术、武器使用的训练。

刀安仁还非常注重团结各族人民共同杀敌，他的《抗英记》就从总结历史的高度、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角度对各民族在抗敌中的表现进行了生动勾勒。他提到敌人的枪口不会有所选择，各民族同胞在帝国主义入侵的现实面前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诗中大段描述战斗和取胜的场景，他认为各民族亲密无间的配合是夺取胜利的根本。“一棵藤条显不出拉力的强韧，再大的石块压不断一把竹签！”刀安仁写道：“景颇山寨的头人哟：为聚集钱财苦思不眠。为着支援抗敌御辱，景颇兄弟勒紧了肚肠。”“傈僳族勇士的弓箭手们，在洋人面前胜过猛虎下岗。”“景颇老人送来山中野果，景颇姑娘背来包包饭团。”各族战士和群众“亲密无间、肝胆相照”。长诗里，他不惜笔墨，记录下了各个民族的英雄：“弄璋寨子的英雄波保秀”“遮冒寨子的勇士姓晃名六”“弄轰寨的波保旺堪称好汉”。他总结：“英勇的战士布满各寨，英雄的血汗筑垒了边防。”

维护民族团结，刀安仁不仅想到了，而且做到了。他联合虎踞关的盆干景颇族组成了互相支援的联合防线，在1893年虎踞关召开的边防会议上，还把铁壁关保护战经验向各土司和各族战士宣讲。因为英军封锁，景颇族人生活困难，他特地从干崖司署调来粮食，帮助景颇族同胞渡过难关。

英军长达8年的军事入侵和诉求勘界等软硬花招没有得逞，但铁壁关的抗争最后在外交上失败了。1898年，怯懦的清廷代表刘万胜以交换俘虏为条件将铁壁关地区划归英国。刀安仁多次拿着证据据理力争，刘万胜无言以对，却以刀安仁犯有欺君之罪，要斩九族为威胁，逼迫刀安仁撤军——而这些俘虏据说被英国人注射了慢性毒药，回来后纷纷死掉。

边疆危机是多种原因造成，既有帝国主义处心积虑的侵占，也有朝廷的无知、软弱，还有地方官员的腐败、贪婪。刀安仁从抗英的胜利与失败中不断成长，觉察到旧的王朝体制已经无能挽回颓势，加上去缅甸、印度考察，跟革命党人结识，去日本留学等见闻增长，他最后坚定了反封建的道路，多次变卖家产支持中国同盟会、支持腾越起义。他叛出了赐予他的家族世代“皇恩”的封建王朝，成长为那个充斥着麻木、迷茫、彷徨时代里清醒而坚定的革命典范。

“壮志未酬空遗恨”

孙中山曾为刀安仁写过一副著名的挽联：“边塞伟男，辛亥举义冠遇春；中华精英，癸丑同恸悲屈子。”把他比作常遇春和屈原，前者英年早逝但功勋卓著，后者爱国赤诚却含冤而死。

今天看来，刀安仁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悲剧，更是一场必然的时代的悲剧。

刀安仁在“八年抗英”等相关经历中，早早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这也让他遇到了巨大的困惑。那就是：战士们勇敢杀敌，但代表朝廷意志的官员却总是掣肘。于是，抗英斗争告一段落后，刀安仁和近代很多仁人志士一样，转向积极的求索，最后走向了革命。

1905年春，他远赴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等地游历考察，既看到了西方文明为这些地方带来的积极改变，也看到了殖民主义给当地各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在游历中他结识了缅甸进步华侨商人，他们向刀安仁阐述了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的主张，并希望刀安仁把干崖打造成革命基地。

游历归来，刀安仁逐渐明确了未来的两条路，一个是发展实业，建设好家乡；另一个是训练人才，筹备起义。为此，他在干崖创办军国民学校，聘请革命理论家秦力山到干崖任教。秦力山还介绍刀安仁东渡日本留学，并举荐给孙中山、黄兴。

留学日本是刀安仁的壮举和创举。1906年初出发时，他已经34岁，去的路上听到父亲病逝噩耗，但他依旧没有回头。他的留学，不单单是他个人的学业，也是他为发展干崖的精心布局。

他自费组织了青年男女十余人一起留学，分别进入法政学校、士官学校炮兵科、师范学校攻读，刀安仁还安排专人进入技术学校，学习印染、丝绸纺织、蚕桑栽培养殖、园艺和橡胶加工等专业。可见刀安仁推进家乡现代化建设的迫切心态。

刀安仁的另一部傣文叙事诗《游历记》生动描写了当时的求知心态：“我们中华边疆的弱小民族啊，曾为追求真理而经历了人间沧桑。如今，……满怀信心地跨入了新式的学堂。我们奋发上进的心啊，就像日本的樱花迎着朝阳开放。我们展开求知的双翼，在知识的云天里翱翔。我故乡的兄弟姐妹们啰，我们将要实现多年的梦想。”

同年，在孙中山的主盟下，他与同伴刀安文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为同盟会里最早的两位少数民族会员，也是孙中山主盟的极少数会员。刀安仁对革命一片赤诚，刚到日本不久，他就让家人变卖官租汇来3万块银元，其中2万捐给了同盟会。1907年回国前夕，又让家里汇来5万银元，其中一部分购买枪支弹药计划带回干崖搞革命，一部分也捐给了同盟会。（《刀安仁研究资料选编》，第23页）

刀安仁计划发展的产业有橡胶种植、桑蚕种养殖、印刷厂、火柴厂、纺织厂、缫丝厂、橡胶加工厂等。他还着手规划干崖新城，打算将新城和旧城连接起来，布置工业园区，建设现代新都市，规划凤凰山的山区为热带和亚热带植物园；设想发展水运，依托大盈江，让汽船进入缅甸，直通印度洋。刀安仁甚至用他发展实业的梦想说服了一些日本人，吸引他们到干崖投资建厂，并带回了一批日本技术专家工人。

这些想法一部分开始落地。1909年秋，干崖实业公司已初见成效，新成银庄已经开业，信誉卓著，印刷厂已经开工，用傣文印刷了一些课本和文艺作品，火柴厂已试生产出一批火柴，丝绸厂已生产了一些样品，桑蚕也已经试养，橡胶树也茁壮成长。为了进一步宣传“发展实业，光复民族”，刀安仁还邀请德宏各土司现场观摩参观，土司代表们开了眼界，一部分表示回去模仿。

但到1910年初，日本来投资的公司迫于清政府的反对——大概也因为没有见到成效，废止合作，撤回技术人员。刀安仁多次函电交涉，甚至亲赴日本谈判，都没有挽回合作，干崖短暂的实业救国梦最终破产。

另一方面，刀安仁回到干崖发展实业的同时，同盟会在缅甸、云南发展迅速，这中间也有他的参与。1908年3月同盟会东京总部授权，在缅甸仰光组建同盟会分会，孙中山派出干将汪精卫等人到仰光帮助指导。这一年5月，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大批革命党人进入缅甸、进入滇西，仰光分会和干崖这个前线指挥据点的力量不断壮大。

在孙中山和仰光分会的领导下，预备在1908年夏举行滇西起义，因意外未能成行。同年11月，光绪、慈禧相继去世，仰光分会认为起义时机成熟，仓促在干崖组织了傣、汉、景颇、阿昌等各族人民参与的敢死队，翻越高黎贡山，于12月1日围攻永昌城（保山）。但起义因消息泄露而失败。在干崖活跃的革命党人不少离开干崖，参与到昆明、成都的革命中。

刀安仁在艰难中求索，革命和实业遇到了重重阻力。1910年6月，在见到孙中山后，他汇报了这两年的工作，孙中山指出只有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才能更好地发展实业，并勉励他集中力量筹办滇西起义。1911年10月27日，周全谋划的滇西起义（又称腾越起义）最终取得成功，刀安仁组织的800多人的滇西国民军参与了攻克腾冲战斗，打响了云南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云南辛亥革命由腾越起义、重九起义和临安（建水）起义组成）。

腾越起义的成功，推翻了清王朝在腾越的封建专制统治，宣告成立了“滇西军都督府”，公推刀安仁、张文光为都督，孙中山致贺电嘉奖。接着，刀安仁倾其家产，筹措大量军费，支援起义军向纵深发展。正当革命蓬勃发展之时，刀安仁遭人暗算，被捕入狱，后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合力营救得以出狱。1913年，刀安仁忧愤抱病逝于北京，享年41岁。

刀安仁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辛亥革命的共和理想并不成功，也无法取得成功。刀安仁对国家民族的满腔热爱、建设家乡的种种理想主义的实践，很难在那个时代实现。但几十年后，他的这种理想被另一些人实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5月干崖宣抚司辖地和平解放，经过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直接过渡”，经过各个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盈江的发展成果已经远远超出了刀安仁当初的设想。

在今天的盈江，刀安仁和他的革命同志曾经做出的探索和牺牲，并没有被人遗忘，盈江县已建设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各民族正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团结奋进。

（责任编辑  刘瑜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