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民族中小学生版

阿家文与他的四弦

传扬

◇文图/龙成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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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我第一次去曲左,阿家文招到了两个年轻学生

一个国家级传承人的成长

阿家文是石屏三道红彝族,四弦艺人,2008年被文化部命名为国家“非遗”传承人。1939年出生的阿家文,今年已经77岁高龄。据我了解,阿家文这个年龄段的艺人,是云南仅存的老艺入中最老的一批,也可以说是硕果仅存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

这个年龄段的传承人,有许多时代共性。我们不妨先看看阿家文的成长轨迹。阿家文也算是家学渊源,父亲是音乐爱好者,擅长弹三弦。不过,在他少年时的乡村,即使没有家庭的熏陶,其所在的社区,也依然有浓郁的歌舞氛围,所以,音乐歌舞的传承教育,发生得十分自然,并不需要特别的鼓励(不存在外界推动的传承工作)。

阿家文是1950年后不久上的小学,上学的时候也开始学弹琴。跟父亲不同,他喜欢的是四弦,在走十几公里路上学的途中,他经常要背着琴去,把琴藏在路边,放学就弹着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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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阿家文的大儿子阿进旺在北京中国传统音乐节上弹《下四拍》

和阿家文的学生(包括他两个儿子)一辈比,阿家文掌握四弦技艺的年龄相当小,这也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共性。他十一二岁开始学艺,到十六岁时就可以给歌舞伴奏了。不过,四弦伴奏,有难易之分。给舞蹈伴奏,比如烟盒舞、团乐的伴奏都比较简单,但给唱歌的人伴奏,就很难。因为学伴奏之前要先学会唱,所以阿家文给三道红的“滇南四大腔”(四种唱腔)伴奏,都是成年以后慢慢积累出来的。

对一个乐手的成长来说,自身的喜欢,应当是最重要的因素。这点几乎是所有民间艺人都具备的条件。不过,在不同的时代,各自为这种爱好所付出的代价是不一样的。在“文革”时期,因为弹四弦,他被抓去游街批斗。阿家文说,“给我戴高帽子,好多人来看。‘打击一小撮,教育一大片。’我就成了被打击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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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家文和他的四个学生

实际上,民族音乐歌舞的学习,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困难。民国时代,社会动荡,据另一位石屏三道红艺人施万恒(烟盒舞的国家级“非遗”传承入)说,民国时代很多人有枪,所以因为去别的寨子唱歌跳舞被打死的大有人在。195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深入,音乐歌舞也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压制。1958年大跃进时,阿家文被派去一个钢铁工厂干活。去的时候,他背着自己的四弦,但因为钢铁厂太忙,他连弹琴的闲暇都没有。“改革开放”以后,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是民族歌舞的黄金时代。“我又可以弹了。那个时候,在我家,我弹弦子,叫他们来我家唱。随便唱,没有人管了。”但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开放,民族音乐歌舞的历史出现了重大转折,由此构成了延续至今的长期性变化。这个变化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农村发生了巨变,民族歌舞的社会土壤不同程度地流失。

总结来说,阿家文这代艺人的成长,其时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文革”之前,完成了最基础、最扎实的学习(成长期),而后又经过1980年代同样是差不多+年的乡村“文化复兴”,得到了个人技艺进一步提高(提高期)。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国家“非遗”保护政策的明确,这批艺人幵始获得国家持续性的扶持,获得各种荣誉和各级传承人称号,这是最近十年的事情(收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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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家文在家里做琴。弹四弦、做四弦、喝小酒,一度是阿家文晚年生活的三个重要内容

三道红彝族的歌舞和习俗

有必要回头来交代下阿家文成长的文化背景。1950年代的乡村,文化上还基本上是过去的面貌,因而跟歌舞有关的习俗也继续被保留。采访时阿家文有这样一段话:“学琴那个时候,寨子里面比我大的那些年轻人,晚上喊小姑娘来玩,我就偷偷去看,看他们咋个弹咋个唱,好好地听,记在心里面,就这样学起来。”

阿家文提到的“喊小姑娘来玩”,就是到晚上的时候,跟同村或者附近村寨的姑娘们约着去山林或寨子里的家庙一起唱歌跳舞。这是一种风俗,也叫“吃火草烟”(抽水烟筒),而他们一起唱歌跳舞的地方,则被称为“玩场”。踉很多民族一样,唱歌跳舞的本事,关系到婚姻恋爱这样的“终身大事”,所以,在社会文化土壤还保留的情况下,音乐歌舞的学习都是完全自觉自愿。阿家文也不例外。

“吃火草烟”的习俗在三道红地区很流行,阿家文所在的曲左村,按照音乐歌舞来划分,是属于“四腔”的流行区域。四腔是一种唱腔,和另外三种唱腔一起,被总称为“滇南四大腔”,都是三道红彝族的歌唱方式。

“滇南四大腔”是一种以汉语来演唱的“歌剧”,每一个唱腔唱完,最少都要30分钟,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山歌小调。按照习俗,这种踉恋爱和男女情感表达有关的歌唱,都是夜里偷偷摸摸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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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家文在调弦

“滇南四大腔”虽然都是三道红的音乐,但有各自的起源。据阿家文介绍,著名的海菜腔(国家级“非遗”项目)起源于石屏,山悠腔起源于建水,五山腔起源于通海县的高大乡,而四腔则起源于峨山、曲左一带。尽管源头不同,但一个地方,通常都会几种唱腔。最典型的是龙朋镇。龙朋镇是三县交界之处,距离上述四大腔的流行区域都只有二三十公里的距离,所以无论是过去走村串寨地“吃火草烟”,还是不同地区妇女的嫁娶,都可以带来频繁的音乐交流。

曲左村的情况和龙朋镇类似,也是有各种唱腔的交融。实际上曲左村虽然属于哨冲镇,但文化上更接近于三道红的龙朋镇。阿家文早年上学的学校就在龙朋。当然,上世纪80年代,龙朋文化站的很多歌舞活动,都会邀请阿家文去伴奏。

不过,因为靠近花腰彝族,曲左村的歌舞,跟花腰彝族也有很多交流。据我了解,无论是阿家文还是他的儿子,都可以弹奏花腰彝族的音乐。因此,在很多演出的场合,他们都要带两把琴,一把弹花腰音乐,一把弹三道红音乐。

阿家文的四弦传承班

阿家文的四弦传承,追溯历史,最早开始于1993年——如果80年代在家自发地带徒授艺不算的话。这一年中央交响乐团作曲家田丰在昆明安宁创办了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阿家文受聘为教师,给来自三道红彝族的年轻人和云南其他民族的青年男女传授四弦和四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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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生坊“提高班”学员获得结业证书

阿家文在昆明前后待了十年,之后回到曲左村,开始了传承的第二阶段,就是乡村里的传承。

这期间,有两方面的支持力量,一个是各级政府的支持,当然也包括来自国家层面的支持——2008年阿家文被评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后,近几年每年可获得10000块的传承经费;另一个是来自民间组织的支持。从2006年开始,云南源生坊民族文化发展中心(简称“源生坊”)就开始提供经费支持阿家文办传承班,经过五六年的积累,2012年,传承班从原来的“基础班”演变成“提高班”,探索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传承模式。

从长远讲,阿家文的四弦传承,办传承班也只能算是权宜之计,因为四弦这种技艺,要达到阿家文的水准,对他的学生来说,还需要更长时间的磨炼;从社区文化的整体看,四弦是三道红音乐这个大系统中的一环(四弦是用来给三道红彝族歌舞伴奏的),也是三道红彝族文化的一部分,离开四弦背后这个大系统,四弦的传承就很难有效进行。所以,在曲左这样的社区,四弦的传承,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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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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