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跻身巨贾名商“钱王”王炽商海逆袭

岁月

□  文  /  王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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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地处边陲的云南出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巨贾。他出身贫寒、白手起家,一生以利聚财,以义用财,以儒治商,以惊人的经商天赋和不懈的努力,终成一代“钱王”。

英国《泰晤士报》曾对百年来世界最富有的人进行统计,排在第4位的便是这位出自云南的金融界巨贾:王炽。而且,他是唯一一名榜上有名的中国人。

反观王炽一生辉煌的商旅生涯,他多次为朝廷出力,在全国范围内做了众多的公益事业。正因其明义重德,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代一品红顶商人”。

一代“钱王”究竟有多少钱?如今已不得而知。但他所执掌的商业帝国,在曾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却左右了大清王朝的金融市场。

王炽,云南乃至中国历史上驰骋金融界的扛鼎人物,一生充满传奇。

商海逆袭跻身巨贾名商

据《虹溪王氏族谱》记载:王炽的先祖为明初随军入滇兵员,云南平定后留屯安家在陆凉(今陆良县)。始高祖王再一随陆凉卫伍军到十八寨(今弥勒市虹溪镇)平叛,从军有功,为世镇十八指挥之一。

虽然曾经战功赫赫,但到了王炽父亲一辈时,家道早已衰落。王炽年少时,三兄早夭,父亲王勋业也撒手人寰,家计更窘。此时的王炽仅十余岁,本应在学堂中上学的他不得不弃儒习商,跟着大人学做小本生意。

为了生存,母亲张氏和祖母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首饰和衣物,勉强凑得银子二十两。王炽从母亲手中接过这笔全家人的“活命钱”,在家乡购土布挑到竹园、盘溪贩卖,又把那里的红糖、食盐购回销售。这时的虹溪、竹园、盘溪一带早已是“行商纷纷,坐贾累累”的商品集散地。

王炽靠着自己的勤劳和机敏,凭着一根扁担、两副箩筐,手头还是积攒得纹银百余两。在人挑马驮、崎岖坎坷的贩运路上,走出了他坚实的第一步。

渐渐地,王炽的生意有了起色,于是,他扩大了经营范围,组织马帮,往返贩运土杂百货于临安(今建水)府属各县和泸西、师宗、丘北之间。到王炽20岁时,他家已成小康之家,在滇南一带小有名气。

清同治初年,王炽避祸重庆。当他到了重庆时,见此地商业繁盛,又居水陆交通要冲,适宜设庄贸易。又因初到重庆时,见一尾大鱼摆于案上,暗自心喜,此乃吉庆有余之兆,或发祥即在此也,于是,出资租了一间临街的房屋,正式挂出“天顺祥”商号,开始了在重庆的贸易。

这时的王炽有银资不过四五百两,做小买卖似觉没多少赚头,做大买卖又感资金不足。于是他反复考察川西川南交通梗塞,滇货短缺等情况,便与重庆有实力的老板合伙,由老板出资,王炽组织马帮,就地购买川烟川盐和土杂贩滇,又将云南皮毛土杂购运重庆。这支三四十匹骡马组成的马帮,沿途打着“滇南王四”的旗号,亦购亦销,边走边卖,获利很丰厚。

一天,王炽马帮满载川货从昭通南行不到二十里,只听一声响,山上窜出百余山匪。赶马人见来了拦路山匪,丢下马驮,惊慌地四散逃亡。只有王炽镇定自若地向一个腰挎战刀,骑在马上的头目迎去。

原来,在出发前,王炽已对沿途情况了如指掌,更知拦路劫财的“绿林好汉”会时常出没。狭路相逢勇者胜。他不慌不忙地告诉头目:“久闻这一带‘曾么把’大名,此次来幸遇‘曾么把’弟兄,那就相烦带路,王某要拜会。”

结果,王炽以自己的机智和勇敢,不但保住了自家性命,而且还保住了一半的川货和全部马帮。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惊险,王炽深得“曾么把”赏识,传令各山寨喽啰,今后凡见“滇南王四”马帮,皆不许侵扰。此事在重庆传开后,王炽名声大振,生意更加兴盛了。

由于王炽经营得法而获资甚巨,他抓住机遇,分别在叙府(今宜宾)、昆明等地增设“天顺祥”分号。王炽富而不惰,亲自赶马运货到滇,再由滇办货运川。

之后,“天顺祥”因信用好被官府委托承办汇兑商号。王炽不失时机地把汇兑业务转向国内各大城市,首先在长江沿岸成都、汉口、九江、南京、上海发展设号,继而又在贵阳、广州、常德、北京等城增设分号,还在云南省内州县较大的商品集散地设号。

清同治十一年(1872),王炽在昆明主持“同庆丰”商号,并设“兴文公当”兼营房地产,修建昆明同仁街,在弥勒、宜良等地广置田产,年收租息千余石。鼎盛时香港和越南海防亦设办事机构。经20年经营的“天顺祥”“同庆丰”商号,资金雄厚,号称“南邦之雄”,驰名省内外。

当时的王炽已经跻身巨贾之列,他成为清末巨商的历程,有着无可避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色彩,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勇于拼搏创新,是王炽能够在众多经商者中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因素。

明义重德堪称红顶商人

光绪初年,唐炯奉命督办川省盐务而被任命为盐茶道员,为改善川盐生产,盐茶道急需白银十万两。由于布政司库无银可拨,唐炯只得向商界筹借,然而,一般商贾都认为“盐茶道借款,虽有川盐可作担保,但发展盐务,并非三五年便见成效,何时才能收回本金,实属遥遥无期之事”。因此,都不愿担此风险贸然借此巨款。

道员张海槎面见王炽,请王炽借出此款,以全大事。王炽权衡利弊,又与亲信商量,表示在七八天内,即可凑足十万巨款,交付盐茶道使用。唐炯闻之惊喜不已,赞道:“各大商号都不敢承担,王不过一生意人,曷敢认之?可见此人非一般商人可比。”即把王炽请到府上,以礼相待,从此,两人相知相识。

不出十日,王炽果然凑足银两,约定晚八时把银两送交。为送银款,王炽事前做了准备,先做好纸灯笼一百照,并在每照灯笼上均书写“天顺祥”字样;选挑夫一百名,每挑装银一千两,并挂灯笼一照。送银队伍在忽高忽低的山城街上一走,所过之处,观望者接踵挤肩,熙熙攘攘,道路都因此而出现了阻塞的状况。

这次借款如一次具有轰动效应的广告,全城轰动,人人称奇,王炽身价百倍,名声大增,生意场上得心应手,一帆风顺。唐炯盛赞其“急公好义”,王炽以支持四川食盐生产,满足人民需求的营销思想,获得了官府的赏识。

“天顺祥”的一炮打响使王炽身价更著,更重要的是,王炽找到了唐炯作为政治靠山,并由此走上了“官之所求,商无所退”的发迹之路。在唐炯的支持下,王炽开汇号并代办盐运,生意做得顺风顺水。

随后,王炽与席茂之分伙独自经营,在昆明创设自己的“同庆丰”商号,并改组“天顺祥”,以“同庆丰”为总号,“天顺祥”为分号,“同庆丰”以汇兑业务信用好而成为民间和官府承办汇兑的首选。

不仅如此,王炽还仗兴疏财,以财力急国家之急,以振兴地方经济为己任,发展地方实业,热心公益事业。清光绪九年(1883)法国出兵犯境,云南巡抚岑毓英督师出关救援。当时军情紧急,需饷甚巨,唯利是图的商人们都做了缩头乌龟,独有王炽毅然独自借垫60万两巨款作饷银,岑毓英称之为“急公好义”。

王炽还花巨资从法国人手里买回了滇越铁路的路权,使云南路权不受法国人支配。为保护地方工业不被洋人染指,王炽冒险夺标,垫付数十万两白银与官府一同筹办云南铜、锡矿业。此外,晋、陕两省大旱,黄河断流,王炽捐银数百万两给工部兴修水利,被李鸿章称之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有人曾给“同庆丰”算过一笔账,说自光绪十三年至宣统三年共25年间,全号红利即达389万两,此数尚未包括号内遭受的重大折损,时人称“‘同庆丰’富过半个云南”。王炽成为名震南北的“钱王”,被誉为“执全国商界牛耳”的云南金融业开山鼻祖。

有人认为,王炽的钱庄足以与山西钱庄相抗衡。他虽富甲全滇,但却重德重义,以德经商,对“商道”有着独到的领悟:“说我,羞我,辱我,骂我,毁我,欺我,骗我,害我,我将何以处之?容他,凭他,随他,尽他,让他,由他,任他,帮他,再过几年看他……”

显然,王炽在经营上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善于借鉴世界先进经验,为强国奋争;在个人生活上,王炽富而不奢,始终保持勤俭家风。诚信与德行赢得了包括竞争对手在内的所有人的尊重,成为商界楷模。

清廷根据王炽的各种义举,先后赐他四品道职衔,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诰封“三代一品”封典,允许在紫禁城骑马,王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一品红顶商人。明义重德的商人本来就不多,而商人冠戴一品更是绝无仅有,王炽所受荣誉超过晚清时声名显赫的巨商胡雪岩。

正如中国一些经济史学专家所言,王炽创办的“同庆丰”(包括设在省外的“天顺祥”)以及玉溪人马心泉创办的“兴顺和”等票号,均属于南帮票号,是云南近代史上最先出现的民间金融机构。“同庆丰”和“天顺祥”以其资金充裕、款项灵通、信用大著而成为南帮票号中典型代表。

王炽,无疑是清末云南金融业的创始人,他在促进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以推动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著名作家李乔认为,一百年前,云南能产生一个了不起的王炽,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云南也一定会产生更多的经济人才。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责任编辑  王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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