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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陲的传承:高良乡的芦笙与葬俗

田野

□  文  /  杨自如    图  /  黄志坚  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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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纳平山村葬礼所用的鼓。这种鼓,目前在红河州的屏边县做,前不久坡业村重新换了一个新鼓,还举行了一个祭祀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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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上芦笙舞的负责人,退休干部杨树彬

6月21日,我们到师宗县高良乡纳平山时,碰巧遇到了一个苗族的葬礼。葬礼上,我见到了芦笙舞。这次巧遇,解答了我此前对芦笙的一些疑惑。

对芦笙的认识,我起初只有模糊的印象,只知道苗族有芦笙,而且也想当然地以为芦笙就是平时玩乐时的乐器,就像彝族人的四弦(月琴)一样。

其实不然,芦笙不是一般的乐器,甚至其意义远远超出音乐的范畴。就葬礼上的芦笙而言,它是通灵的媒介,其吹出的调子是与亡灵沟通的语言。

《指路经》

在纳平山我见到的这个葬礼,据当地人介绍,还是传统的做法。在高良乡苗族村寨,这样的葬礼习俗,依然普遍,只是各支系(青苗、白苗)和各家族之间有细微差别而已。

纳平山杨家的葬礼,有这样一些步骤。

人去世之后,先是穿衣服,装入棺材。这个仪式通常去世当天完成。装棺材之前,要请人对着死者念诵《指路经》,念完才装棺,横放在堂屋,等待接客(闹丧)的日子。

《指路经》在西南少数民族的葬礼中比较普遍。苗族的《指路经》,内容从死者出生开始说起,讲到他(她)出生的地方(也是埋衣胞的地方),他(她)为什么死,他(她)离开家如何去到祖先亡灵所在的地方,路上如何应答,如何过河,如何辨认谁是祖先,等等。

这些内容,据说有一个完整的套路,要念诵将近1个小时。有资料说,这段经文会涉及苗族的创世神话,有开天辟地、“黄水潮天”等情节;但师宗高良乡苗族的《指路经》似乎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它追溯的仅仅是生命个体的起源(出生),而不是人的或者民族的起源。

在葬礼上,念诵这段经文的人叫“导事”(也有写成“道士”)。这个导事,并不是专职的祭师(苗族似乎没有这个角色)。在纳平山,我们见到的这个导事,将近60岁,正式职业是做牛马生意。

这位导事,在念诵《指路经》(死者入棺时念诵)之后,就不再参与仪式的其他环节。剩下的祭奠活动,交给其他的人完成。

其中一个是“家长”(家族中的长辈),负责给死者献饭;再有就是芦笙乐队,负责敲鼓、吹芦笙。

《指路经》在高良乡有很多忌禁,加上要跟死者身体直接接触,所以,现在掌握的人极少,习俗和文化的传承困难。40多岁的芦笙传承人马玉杰,说他不会,60多岁的芦笙传承人陶兴文,也说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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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吊丧的亲朋,中年女性穿民族服装

挂鼓吹芦笙

我们去到纳平山时,死者已经入殓7天。我们到的这天,是接客办酒席(闹丧)的前一天——从这天开始,死者家开始挂鼓,吹芦笙。

“在过去,苗族三天之内都是吉日,都可以下葬,”高良乡坡业村的芦笙艺人陶兴文介绍说,“但现在要考虑(属相)冲犯,所以下葬的日子就会推迟一些。”

下葬时间,一旦推迟,传统葬俗,就要做很多变更。

比如,过去入殓之后,紧接着就是挂鼓吹芦笙,但现在因为时间会推迟,所以挂鼓吹芦笙,也只能根据闹丧日子来定。现在,“接客前一天才开始挂鼓吹芦笙。”纳平山芦笙艺人马玉杰说。

什么时候挂鼓吹芦笙,也跟财力有关。过去芦笙匠的报酬是猪或者牛的排骨两三根(由领队拿去分),现在就不送肉,干脆折算成人民币。个人的费用,3天是250块左右。但因为芦笙匠人数多,所以每次在这方面的花费就是一两千。而挂鼓吹芦笙持续时间越长,费用自然就越高。

苗族的鼓,很神圣,只有葬礼和祭祀有,其他时候不用,这点和芦笙还有区别。葬礼的挂鼓,各家族习俗也有区别。在高良乡,据陶兴文介绍,至少有三种挂鼓方式:挂在房屋正中间、挂在房屋的右侧和挂在房屋左侧。纳平山杨家属于第三种,由一截三杈木头吊着,靠着左侧墙壁(以面对房屋算)。

鼓挂好,敲响之后,祭奠仪式开始。自此,直到丧葬结束,芦笙在鼓的配合下,就不能再停息,白天黑夜都要轮班吹(吃饭的时间有短暂休息)。

鼓和芦笙的配合方式,比较特别,有两个人足够,并不像一般意义上的“伴奏”。击鼓时有两种方式,一是击鼓边,二是击鼓心,鼓边、鼓心都根据芦笙和祭奠的情形而定。但鼓的声音比较小,仅就声音而言,稀稀落落,不成曲调,不像芦笙,既吹又舞,有点艺术性。

从操作难度讲,击鼓很简单,通常是鼓心敲三下,鼓边敲一下,配合好祭奠就行。

但芦笙的吹奏难度就高很多。一方面,芦笙这个乐器,本就很难操作;另一方面,葬礼的芦笙曲调的确繁杂,不同仪式有不同的芦笙调;第三个原因是吹芦笙的时候,还有各种复杂的舞蹈。比如,我见到有地上翻滚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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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苗族葬礼开始使用花圈

苗族芦笙调

高良乡苗族有多少个芦笙调,采访了许多人,答案都不一样。杨家葬礼上组织者杨树彬十分肯定地说有360调,其中葬礼用的有160多调,其余都叫杂调(用于踩花山等活动)。

葬礼上真有那么多调子吗?我们请杨树彬和一起聊天的其他苗族芦笙艺人列举,仅列出了几十调,不足100调。比如,“《起奠调》有36调”、“献饭24调”,等等。坡业村的陶兴文的解释可能更有道理,“360调是虚数,对应360天,一天一调。”

在高良乡的调查,大家说得最多的是《献饭调》。每天的早饭、午饭、晚饭、夜宵等时段都有在棺材前的献饭仪式,举行这个仪式时,都要吹奏芦笙,以便与亡灵“沟通”。

吹芦笙是跟亡灵的“交流”,所以吹芦笙的人,口中是有意思要表达。只是这个意思,转换成抽象的乐器声,不懂的人听不出来。这个原则贯穿着葬礼始终,除献饭外,报时、交牲、接孝家等不同仪式场合,也都需要芦笙去传达合乎习俗的意思。

安葬之后还有仪式

纳平山杨家的葬礼,我们没有观察完整。

我们离开的时候接客(闹丧)才开始,晚上,以及第二天送葬的情景都没能看到。

接客时比较热闹。有的坐车来,面包车,轿车都有,有的走路,风尘仆仆。陶兴文说,祭奠过去只有一束纸钱,但现在有送花圈的。但也仅止于花圈,云南其他地方经常有各种牛马牲畜、电视、手机、汽车等纸火这里看不到。

来的亲戚朋友,也要放炮仗。比较特别的是,见不到唢呐,整个葬礼,既见不到唢呐,也见不到敲锣打鼓的娱乐场面。大概能够娱乐的,就只有芦笙了(唯一的鼓在棺材边挂着,不能随便敲)。

丧葬后面的习俗,是我从采访中得来。

苗族过去不讲风水,墓地是用棍子来选择方向(见民国《马关县志》)。但现在也讲风水,还有龙脉这个说法。

安葬后,前面提到的竹卦要插在坟头。等下葬13天后(从送葬这天算起),要把这个竹卦请回家,表示请回死者的灵魂。这个仪式叫“回煞”。

这个仪式中,家里要杀鸡杀猪或者杀狗。祭祀之后,当天晚饭后就把死者的灵魂送出寨子外(可以推迟几天),用一个簸箕,在地上滚一下,表示死者的灵魂负担已经被除去。

回煞这个仪式,在纳平山和相距十多公里的坡业不同。据坡业的陶兴文介绍,回煞之后,还有除灵,这是两个时间上分开的仪式。而且,回煞不吹芦笙,只有除灵才吹。但在纳平山,回煞和除灵这两个仪式,合二为一,一步到位,回煞的后半段就是除灵,期间还要吹16个“调”的芦笙。

交牲

苗族的“交牲”习俗很特别,举行葬礼时有交牲(类似献饭),安葬之后,几年里还有交牲。这是家族祭祀,后辈要给死去的叔伯献上一头牛,又叫祭“牛王神”。届时,要杀牛,请客,相当耗费财力。

陶兴文,1988年从文山的马关县迁入师宗县高良乡的坡业村,他的家族都在马关,据他介绍,他至今也没有完成这个家族义务。

他说,不是不想完成,是完成不起。因为按照规矩,他父亲的几个去世的兄弟,他都需要独自去“交牲”。而他父亲恰好是5兄弟,他父亲健在,但其他4位伯父都已经去世。

到目前为止,他仅完成了大伯的“交牲”——杀一头牛给他死去的大伯,其他3位伯父,还欠着。“我觉得很内疚,”陶兴文说,“我向我父亲申请,看能不能改变下习俗,通融一下,让我几个堂兄弟,跟我一起祭祀。”

陶兴文说,一头牛至少五六千块,加上办酒席,要花一万多块,如果交牲的时候,几个兄弟一起合伙,那经济负担会减轻很多。仪式还是原来的仪式,不同的是,交牲时,把参加的几个堂兄弟的名字都报上。

目前,跟祖先“通融一下”,改动传统的事情,还没有在家族会议上通过。陶兴文是退休的小学教师,也是家族同辈中最年长的(其他堂兄已去世),他觉得他的提议应该可以通过。

深入高良乡之后,我发现,苗族的祭祀或者葬礼,因为经济原因造成的变迁,是普遍现象。

高良乡另外一个习俗——祭“母猪神”,目前也已经少见,其原因就是杀猪祭祀,负担过重。祭“母猪神”跟祭家神不同,并不是每家都祭祀,通常是养母猪的人家,遇到猪瘟以及各种不顺才需要。但由于有这位“母猪神”,以致养母猪的成本增加,所以,陶兴文说,在高良乡,很多苗族现在都不养母猪。

经济因素与习俗变迁,也会在具体的仪式环节有反映。祭“牛王神”和“母猪神”都需要道具——鼓和芦笙。但祭“牛王神”时,所用的鼓,用陶兴文的话,就是“假鼓”。为什么用假鼓?陶兴文解释说,为了省钱,祭“牛王神”会用那些山上摔伤的牛来祭祀,“买牛一口气”。伤残或者半死的牛价格肯定便宜。但祭祀的地点就会因牛而异,所以鼓这种几十斤的道具就不方便运送,于是,干脆就用簸箕蒙一块布,当成鼓来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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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良乡市镇中心,三面环水。距离师宗县城80 公里,地处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区交界,人口28000 多,其中苗族人口8000 多。

苗族文化的变迁

民国《马关县志》有这样一则讲苗族的丧葬习俗:

自人死时,即敲鼓、吹芦笙以乐鬼,昼夜不停。鼓间数抄(秒)一敲,笙间数分一吹,直至埋葬而后已……(葬后)五六年间须翻尸一次,否则能化虎以害生人。

师宗县高良乡苗族,无论是前面提到的纳平山村,还是坡业村,都是马关搬来,而且搬入的时间早的有百年,晚的也有40多年。所以,上述马关县的苗族习俗,可以视为高良苗族的参照。

对照之下,变与不变,一目了然。

百年不变的是鼓和芦笙的仪式功能。对于这二者,陶兴文讲过一则起源神话,把今天依然延续的仪式功能上溯四五千年前的三皇五帝时代——苗族把蚩尤视为祖先。

在纳平山,我听到另一则故事,同样也有鼓和芦笙的起源,但故事背景是苗族的迁徙。在离开中原前往云南的途中,苗族的两支各带走了一本“经书”,因此造成了今天芦笙的不同功能——昭通方向苗族,芦笙用于结婚、盖房子(红事),而文山(高良乡苗族来自文山)地区则只用于“抬老人”(白事)。

芦笙是云南最具代表性的乐器之一,也是云南比较本土的乐器。今天苗族地区的围绕芦笙的传说,或许未必是历史。但却说明在“三省四县”交界的高良乡,苗族文化和芦笙文化,有着比较深厚的传承。不过,遗憾的是,这个苗族人口超过30%的乡镇,苗族的文化却一直被忽略。

(责任编辑  刘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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