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民族中小学生版

东川红土地:巨变中的风景

印象

□  采访  /  三流    摄影  /  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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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马坎在119道班附近,海拔高差约800米,农作物和季节变化分明。图片拍摄时间是2003年的5月,概括了东川红土地的夏季。

摄影介入社会与生活,红土地的摄影是典型例子。红土地因摄影而闻名,也因摄影而发生改变。不过,很多人忽略的是,这个“上帝打翻了调色盘”的东川红土地,一度被森林覆盖,有着完全不同于现在的生态和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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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马坎在119道班附近,海拔高差约800米,农作物和季节变化分明。按图片顺序拍摄时间是2003年11月和1月,概括了东川红土地的秋、冬两季。

红土地的过去

今日民族:请先给我们介绍下东川红土地景区。

李波:东川红土地景区,位于东川西南部,原属新田乡和法者乡,2005年两乡合并后改称“红土地镇”。2011年昆明市成立“倘甸产业园区及轿子山旅游开发区”(简称“两区”),此后,红土地镇又交由“两区”托管。红土地景区分散,加起来大约100平方公里。景点主要有水坪子的梯田(月亮田),陷塘地的落霞沟,花沟的老龙树,花石头的锦绣园,大垭口的五彩地、还有119道班的打马坎。

今日民族:红土地的居民有哪些民族?

李波:红土地核心景区的居民,主要是汉族,他们有南京迁入的家史传说。红土地镇,是多民族杂居,除了汉族,还有彝族、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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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田景区分布在水坪子、大坪子等村子,由于缺水,生态变化明显。上图拍摄于2006年1月,当时还是水田,下图拍摄于2011年1月,已变成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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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民族:红土地的生态环境有什么变化?

李波:东川红土地,在上世纪70年代,还被原始森林覆盖,并没有今天的红土地风景。1975年我从东川市到新田公社水坪子生产队插队做知青,主要活动在大水井、松毛棚、新田村、阳光集一带。那时候,在这里就能看到很多成片的原始森林,森林里有青松、杉松和灌木。直径超过1米的大树很多,过去植被特别好,覆盖率应该有80%左右,走进森林里5米以外看不见人。森林里有麂子、狐狸等多种野生动物。那时候的村子,在森林边,也有耕地,但面积小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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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老龙树”,是红土地昔日生态的见证。电影《无问东西》《红孩》都以这棵树为背景。上世纪70年代红土地上像这样的大树很多,如今只剩下这棵了(摄于2013年3月27日。摄影:张开权)。

1986年,我到文化馆工作,经常到市属各区(相当于乡镇)的文化站做辅导培训工作。我从法者116道班徒步到新田公社,我看到许多山头都被砍伐得光秃秃的。

上世纪70年代从东川到红土地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东川城区蹚水过河,翻山越岭徒步到乌龙、新田,过新田的大水井,森林覆盖就特别好;另一条是从东川中部的汤丹镇方向,到法者,过大竹山就开始有很厚的森林。今天红土地最核心的区域花石头、花沟这一带,海拔比较高,森林覆盖就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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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退却后,是新开辟的耕地。9月,洁白的油菜花与荞麦相映成趣(摄于2012年9月)。

今日民族:这些树为什么会被砍?

李波:据我了解,这个地区周边的村民生活比较贫困,这些大树很多被盗伐解成板材,卖到城里,80年代城里人居家的三门柜等很多材料,也是从这里砍去的。只有极少数不成直材的大树,被留了下来,现在老龙树景区剩下的那棵大树,就因为树干弯曲被保留,现在成了红土地很重要的风景。另外,四周村民烧柴做饭,一部分小的树木也因此被砍伐。

今日民族:红土地农作物方面有什么特点?

李波:红土地的海拔在1600到2800之间,海拔低一点的地方,种水稻、红薯、小麦,海拔高一点的有玉米、土豆、苦荞、燕麦。这些作物,都是红土地摄影中很重要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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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垭口的小麦地(摄于2009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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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垭口正在收割中的小麦地(摄于2010年5月9日)。

摄影界的发现

今日民族:红土地被摄影家发现是什么时候?

李波:据我的了解,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有一批昆明来的摄影家发现了这里,开始在花石头一带拍摄。这些摄影师,我知道的比较早期的有周德厚、任起瑞、石明、陆江涛等。他们开始把红土地照片拿去参赛、参展,并屡获佳绩。此后,东川区政府积极响应,举办红土地赛事、多次组织摄影采风活动,以及编辑出版红土地画册。于是,大批红土地摄影作品得以传播。就这样,几年后整个红土地风光摄影就被炒得很热。炒得最热的时候,是2003年、2004年,那时候甚至出现过,没拍过东川红土地就不是搞摄影的说法,东川红土地成了风光摄影师的标配。

我们东川摄影界基本上也以红土地为创作基地,我们摄影家协会,140多个会员,差不多都从拍红土地中得到过锻炼。我们拍红土地要晚于昆明,时间是2000年左右。我们交通不太好,去红土地要绕汤丹。后来东川城区到新田的公路修通后,去的频次才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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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落霞沟夏季,大地多彩的调色板,显示出生命的活力(摄于 2008年6月19日)。

今日民族:我注意到红土地有一个老人,是很有名的“模特”,这个形象是怎么塑造的?

李波:拍照“模特”,最著名的是花石头的那位老人,他每天带着狗,在景区溜达,看见摄影师来了就随地坐下,抽着旱烟坐那里等着。拍完照给钱也可以,不给也可以。

这个形象的出现,大概是2005年。那时候广东的一些摄影家——比较典型的代表是黄国伟、梁亮——到红土地以后,他们除了拍风光,也拍一些人文的东西。拍到谁,就给他(她)几十块钱。这个老人,那时候年龄60岁左右,轮廓很好,形象很不错,就经常被拍。

起初,他穿的是化肥口袋做成的一个褂子。我跟老人和摄影家们都很熟悉,我就跟他说,弄一个羊皮褂穿着,于是他找来羊皮褂,戴上一顶毡帽,抽着旱烟杆。这个装束一直拍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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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土地的摄影作品,少数民族题材很少。这是东川电视台拍摄《深山里的音符》音乐片时的场景,片中彝族姑娘穿着鲜艳的衣服对歌,与红土地的色彩相辉映。摄于 2003年11月。 摄影介入社会与生活,红土地的摄影是典型例子。红土地因摄影而闻名,也因摄影而发生改变。不过,很多人忽略的是,这个“上帝打翻了调色盘”的东川红土地,一度被森林覆盖,有着完全不同于现在的生态和景观。

红土地的变迁

今日民族:红土地周边的居民生活有哪些变化?

李波:80年代以前的生活特别艰难。包产到户后,人们生活改善了一些,但也仅仅解决温饱问题。90年代,土地多了开始有经济效益了,主要来源于种植方面,经济作物有油菜、土豆、玉米等。但亩产不太高,收入一年也就几百块,一千块不到。大概2005年后,青壮年到江浙一带务工的增多,收入增长明显。在外面打工,一个月四五千块,抵得上在村子种地一年的收入。也因此,一些土地渐渐不再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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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CCTV-9频道记者曹强在拍摄《美丽乡村》系列纪实片时,拍摄了东川红土地这位著名的“模特”(摄于 2014年8月7日)。

今日民族:红土地有没有一些大的变化?

李波:红土地的景区萎缩。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个是退耕还林还草,一大部分地区消失了;第二个原因是土地撂荒;第三个原因是乱挖乱建。2010年左右这种变化开始明显,到2015年左右,红土地的摄影旅游到了一个鼎盛期,之后就慢慢衰退了。

今日民族:那如今红土地的乡村旅游发展如何?

李波:2015年是一个高峰期,很多游客涌入。因此,很多村民跟风建了新房子,做接待游客的旅店、饭店。目前这些大大小小的饭店、宾馆、商店有70家左右。但是,由于此后游客数量跌落,这些新增的旅店、饭店大多闲置,有些举债盖的房子,也面临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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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花石头村村民居住过的土坯瓦房 ,是东川山区典型民居,现在已经废弃(摄于 2008年12月27日)。

这几年村子的外观变化比较大。由于政府没有统一规划,村民们根据各自需要,改成了清一色的现代平房或者楼房。比如,像花石头这个地方,现在村民住的地方,已经像一个集镇,到处是新盖的房子,每家差不多都写着接待游客的标识。这个村子,原来的位置不在这里,在距离一公里的山洼里。他们的房子,也是传统的土坯瓦房。就因为旅游,他们全都搬到了公路边,原来的老房子就荒废了。

今日民族:红土地景区的变化,比较有时代感,从原始森林到摄影胜地,再到大众旅游目的地,那就你的观察未来的发展会是什么样的?

李波:红土地我去了无数次,对那里的环境和人的变化,都有一些体会。从景区的角度看,土地撂荒没有农作物的种植后色彩的变换,目前的确已经在衰落。至于乡村旅游,未来走向,可能跟政府的布局有关系,还无法判断。但一度很热的红土地摄影,如今已经很难找到过去那种风景了。不仅环境变了,村子、人都变了。

(责任编辑  刘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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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波,出生于1959年8月,中级摄影师、原昆明市东川区文化馆馆长。中国优秀摄影家十杰、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会员、中国人像摄影学会会员、中国民俗摄影协会会员、东川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东川区摄影家协会主席、昆明摄影家协会理事。(作者肖像由张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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