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骠国献乐: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次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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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 甘绍研

“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一击文身踊。珠缨炫转星宿摇,花鬘斗薮龙蛇动。”这段诗出自白居易的《骠国乐》,描述了骠国(今缅甸)献乐在中国演出时的景象。女乐伎脸上、身上都刺有花纹(绣面、文身),头上梳着椎髻,佩戴着珠璎和花环。随着乐器的声音,踊身、跳跃、左旋右旋。鲜明的节奏包含在顿挫曲折的舞动中,犹如龙蛇蜿蜒绕动。美妙的异国音乐从宫殿中传出,飘扬在长安城的空中。

骠国献乐是一次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它说明唐朝加深了对西南地区的联系,同时在中原王朝的册封和管理下,唐朝与周边国家交往更加密切。不同风格的文化齐聚长安,展现出别样风采。在频繁的交流中,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学习和借鉴,在跨文化交流中,促进了盛唐时期中华文化的多样化。


骠国献乐的历史背景

骠国向唐朝献乐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唐朝中期,当时的西南地区多个势力林立,其中南诏国占据地缘优势,并将其势力扩张至萨尔温江和伊洛瓦底江地区。南诏国常常对周边国家发动战争,《新唐书》中记载:“南诏以兵强地接,常羁制之。”骠国被南诏国所占领,被迫接受南诏国的羁縻统治,成为南诏的附庸。

南诏国是唐朝时期不可忽视的地方政权,与唐朝的关系是跌宕起伏的。在公元785-805年间,唐朝对南诏国采取新的政策,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民族团结政策和睦邻的外交政策,对南诏不断争取和团结,使本来同唐朝不和的南诏,终于归顺唐朝。为表达南诏对唐朝的友好情谊,南诏国王异牟寻向唐朝政府献乐,“欲献夷中歌曲,且令骠国进乐”,就有了南诏和骠国献乐事件的发生。

南诏先派人员前往长安演奏。乐队经过成都时,韦皋将其改编为《南诏奉圣乐》,于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到长安演出。之后一年,就是骠国乐的献演。《新唐书·骠国传》载:“(骠)王闻南诏异牟寻归附,心慕之。”据《新唐书》记载,骠国乐队“从边州入四夷路程”。根据学者考证,路线大致为:骠国都城—悉利城—万公—乐城(遮放)—诸葛亮城(龙陵)—怒江—保山(永昌)—羊苴哶城(大理)(见何新华:《唐代缅甸献乐研究》)。

骠王先派王子舒难陀为使节,跟着韦皋远来成都朝贡。当时进贡了“昆仑”(所谓“昆仑”,是当时对中南半岛和南洋诸岛人的泛称)乐工35人及乐曲12首于唐朝。为了让朝廷了解骠国乐舞,韦皋将进贡的乐曲写成谱,令画工为骠国独特的舞姿和乐器作画,然后才将骠国乐人送到长安。公元802年骠国使团到达长安,在长安宫廷中演出,献上骠国音乐和舞蹈,受到热烈欢迎。之后德宗“授舒难陀太仆卿,遣还”。

骠国乐是极具异国情调的乐舞,在长安城引起轰动并风行一时。开州刺史唐次作《骠国献乐颂》,献给唐德宗。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和元稹均有《骠国乐》诗作。白居易的《骠国乐》云:“曲终王子启圣人,臣父愿为唐外臣。左右欢呼何翕习,至尊德广之所及。须臾百辟诣阁门,俯伏拜表贺至尊。”元稹的《骠国乐》云:“德宗深意在柔远,笙镛不御停娇娥。史馆书为朝贡传,太常编入鞮靺科。”诗人们用华丽的语言表达了音乐的美妙,同时也记载了骠国正式归顺唐朝的历史时刻。骠国献乐书写了中缅两国友好交流的历史佳话。

骠国献乐之内容

《新唐书》《唐会要》等古籍中记载,骠国这次献乐所用的乐器计有8类22种。其中就包括缅甸的古代乐器凤首箜篌——一直沿用到现代,是缅甸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乐器,已成为缅甸音乐文化的象征。

已知的所献乐曲有12首:《佛印》《赞娑罗花》《白鸽》《白鹤游》《斗羊胜》《龙首独琴》《禅定》《甘蔗王》《孔雀王》《野鹅》《宴乐》《涤烦》(亦名《笙舞》)。前7首是亦唱亦舞的作品,后5首是器乐作品。流传至今的12首乐曲表,包括骠曲名和唐译名等,不但对研究缅甸古代的音乐,而且对研究已经失传的古代骠族语言,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乐舞开始表演时,有“赞者”先介绍乐意内容。演奏的乐工是35名“昆仑”,舞者2到10人不等,均成双成对,舞者“其舞容随曲”,其舞姿、表情和音乐协调一致,表演水平很高。

骠国进献的乐曲中,大半是乐舞作品,舞蹈也极富艺术表现张力。这些乐舞,虽经过一些加工,但仍保持了它们原有的风格特点,是比较纯正的骠国民族民间乐舞。这些特点,至今仍保留在缅甸的传统舞蹈中。

骠国献乐之影响

骠国献乐是盛唐时期的一次重要文化交流事件,它不仅对中缅两国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是一次难得的中外文化交流盛典。

首先,骠国献乐对西南地区的政局影响深远。骠国通过献乐,直接与唐朝联系并获得了唐朝的赞许。骠国借此机会给南诏施加压力,摆脱了南诏的控制,并恢复了独立的身份(见许序雅、李晓亮:《唐代骠国献乐考》)。而南诏则借骠国献乐,表示了对唐朝的忠心,缓和了与唐朝的关系。南诏由此联合唐朝共同对抗吐蕃,减轻了军事方面的压力,不再两面受敌。唐朝更趁此机会稳定了西南局势,以集中精力对抗吐蕃,赢得了在西南边境与吐蕃斗争的主动权。

其次,骠国献乐作为一次难得的交流机会,在中缅两国的文化交流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骠国乐在唐朝宫廷层面影响颇大。《旧唐书》中收纳了来自其他各国的音乐,只有骠国乐标记为唐代新增,表明唐朝宫廷对骠国乐的认可程度。骠国乐在中国民间也流传甚广,甚至在西南地区已经融入当地的音乐体系中。在今保山坝东大官庙大殿壁上画有《骠国乐》演奏图,说明其在云南边境地区曾经非常流行。

现如今,我们还能从一些少数民族的乐器中看到骠国乐的影子。西双版纳的克木人吹奏乐器“闭克哈”(排笙),就是骠国乐中的大匏笙;傣族的乐器“抱乖”和“班罗”就是从骠国乐的“牙笙”和“两角笙”演化而来;马腿三弦作为傣族的古老乐器,与骠国乐中的龙首琵琶、云头琵琶亦相似。缅甸音乐成为我国西南民族音乐的三大流派之一(见何新华:《唐代缅甸献乐研究》)。

最后,骠国献乐还增强了唐朝在域外的影响力。唐朝作为中国对外交流的鼎盛时期,音乐方面的交流是唐朝与西南地区政权交流的媒介之一。无论是南诏献乐,还是骠国献乐,在引入长安后,都引起了轰动。或诗或画,长安民众以各种形式来纪念两次献乐,不仅表达了唐朝民众对西南各族人民的尊重,也是民族和睦、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骠国献乐不仅密切了唐朝与骠国的关系,而且推动了唐朝与骠国周边国家的交往。献乐后,与骠国接近的弥臣、昆仑等孟族政权也随着骠国通使唐朝,开始与唐朝发生联系。《册府元龟》卷972记:“贞元二十年(804年)十二月,南诏蛮弥臣国、日本、吐蕃并遣使来朝贡。”同书卷965记:“贞元二十一年四月,(唐朝)封弥臣嗣王道勿礼为弥臣国王。”由此可见,骠国献乐扩大了唐朝在东南亚的影响。

总而言之,唐朝之所以被称作盛世,就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政策开明,对外来文化持欢迎和包容的态度。文化的交流是双向,陈寅恪先生是这样评价的:“(外来文化)注入中原文化顽废之,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另创空前之世局。”大量异域人才和文化涌入中原,为华夏文明注入了新鲜血液,促进了多民族的融合与文化上的交流,让广大而厚重的唐文化更加流光溢彩、绚丽多姿。

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指出,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古今对照,历史也在呼唤着今天人类文明应同放异彩,不同文明正该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精神力量。


(责任编辑  纳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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