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显“大一统”的 人文思想和政治理念——汉晋史书对西南边疆族群的历史书写

边疆书写作为历史书写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植根于中国历史实现“大一统”的过程中。

汉晋时期，边疆书写在维护“大一统”政治理念及其主流历史意识地位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一时期，边疆书写在内容和模式上呈现出鲜明的特色，主要表现为强调前代的边疆治理经验以及史家的夷夏观念的转换。具体而言，史家对西南边疆族群的书写呈现出“夷夏有别”与“用夏变夷”观念的交替转换。从线性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汉晋时期边疆族群书写所表现出的夷夏观念的转换与中原王朝的国力兴衰及其治边政策具有内在的关联。

《史记·西南夷列传》奠定的“西南夷”书写模式

史籍对于西南边疆族群的书写可以上溯到西汉时期。《史记》奠定了西南边疆族群书写的“西南夷”叙事模式。相较于汉代中原地区，西南边疆地区处在较低的发展水平，某些族群保持着“随畜迁徙”的生产方式，文明程度较低，仍然保留着部落式的社会结构。

《史记•西南夷列传》叙述的史事主要包括庄蹻入滇、唐蒙通夜郎道、寻找蜀身毒道、册封夜郎、滇王受印等，可以看出其对西南边疆族群的史事叙述是围绕中原王朝的边疆经略而展开的。换言之，《史记》将西南边疆族群作为“夷”的族群身份，纳入到夷、夏二元一体的结构中完成了族群书写。这一书写模式也反映出了以汉文化作为中心的历史意识，将西南边疆族群的文化与汉文化进行对比，从而界定了西南边疆族群作为“夷”的族群身份。

《史记•西南夷列传》奠定了后世史书书写西南边疆族群的基调。西汉国力强盛，设置益州郡，将西南边疆族群纳入到“大一统”的统治秩序中，体现了“用夏变夷”的观念。到东汉时期，随着国力走向衰落，中原王朝对于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力也开始减弱，史籍对西南边疆族群的书写更多地体现出了“夷夏有别”的观念，这在《汉书》中有明确的反映。《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记载了多次西南边疆族群的“反叛”事件，突出描述了西南边疆族群“殊俗”“多叛”的特征。

西晋时期，陈寿在《三国志》中对西南边疆族群的书写独具特色。他将北方边疆族群与西南边疆族群区别对待，采用“夷夏有别”观念书写北方边疆族群，而用“南人”的称谓描写西南边疆族群，在一定程度上将其视为以华夏为主导的夷夏共同体，从而体现出“用夏变夷”的观念。衣冠南渡后，中原政权频繁更迭，“大一统”的局面被打破，这一时期的史书对西南边疆族群的书写又有了新的时代特点。以范晔《后汉书》为例，其对西南边疆族群的书写重点置于中原王朝镇压反叛的过程，西南边疆族群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中原王朝可以通过教化改变西南边疆的“殊俗”。这一书写范式体现了强烈的“大一统”意识，即便处在分裂时期，儒家精英仍然在历史书写中寄予了重现“大一统”的迫切愿望。

南北朝时期西南边疆族群书写的变化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民族大融合阶段，当时战乱的频发致使史料多有散佚。由于南北政权分立，各国史书往往存在着不同的书写立场。北朝历代政权基本不通西南，因此除《周书》之外，其余历代史书都鲜有对西南地区的记载。南朝历代政权实力较弱小，往往只是“遥领西南”，西南地区的实际控制者是当地的“大姓”势力。受这一政治格局影响，南朝政权对于西南地区风土的认知也极其有限，因而在史书的撰写中存在着许多失实的情况。

大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官修史书，对西南史事记载十分简略且零散。随着西南与中原在文化、族群上的不断凝聚，夷汉杂居已成为当时的社会现实。因此当时史家在书写西南族群时往往汉、夷并述，将西南视作蛮夷聚居区域，这是当时史书在书写西南族群时的一大突出特征。

相比前四史，南北朝史书中关于西南族群身份的书写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随着史家对西南族群的认识不断加深，书写也在不断进行调整。另一方面，不同的史家具有不同的历史意识，表现出不同的书写策略，但都体现了“大一统”思想。早期史书对于西南族群与中原族群的书写客观上存在着一些差异，但随着夷夏族群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化，这种书写差异也在不断进行着变化与调整。

此外还要注意到，南北朝时期史书对西南族群及其风俗的书写，有意识地凸显了蛮夷族群的“汉化”，而对于“殊俗”和“异种”，总体上采取了贬斥的态度。这是“用夏变夷”与“礼别夷夏”等传统夷夏观在族群书写中的真实反映。

汉晋时期的夷夏观念转换与西南边疆族群书写范式

夷夏观是华夏对于族群关系的历史认知。区分“夷”与“夏”的标准是语言和风俗习惯等文化差异。虽然在文化上，蛮夷与华夏有诸多的不同之处，但是蛮夷与华夏都是活动在“天下”范围之内的族群。如何建构一种既合乎历史事实又符合“大一统”政治理念的书写范式，从而对存在差异的不同族群进行完整的历史书写，就成为史家必须面对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汉晋史家建构了“夷夏”二元书写范式。以西南边疆族群为例：第一种书写策略是“用夏变夷”——中原王朝通过对“夷”的册封，将其纳入到“大一统”的统治秩序中，即便在文化上边疆族群仍然和华夏有差异，但是可以通过教化使其逐渐接受华夏文化。由此，在汉晋时期对西南边疆族群的书写中，“夷”与“夏”有机统一于“大一统”的政治理念之下。另一种书写策略是：当中原王朝的国力走向衰落，边疆族群所建立的政权争相入主中原，传统的“华夏正统”观念受到挑战，这时候史书就会强调“华夷一家”，这一模式就成为了书写“大一统”结构的必要补充。

从西南地区的历史进程来看，随着时代的发展，汉人移民不断进入西南边疆地区，从而改变了以往“西南夷”的聚落形态，逐渐形成了夷汉杂居的社会结构，这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南边疆地区发展演进的客观史实。在这一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之下，史家对于西南边疆族群的历史书写也势必会产生“用夏变夷”和“夷夏有别”两种观念的交替转换。

先秦以来，“大一统”思想对历代政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汉晋史书以“大一统”作为指导，完成了对西南边疆族群的历史书写。“用夏变夷”和“夷夏有别”是不同时代下统治思想的反映，这两种观念虽有时代差异，但都是以“大一统”思想为核心指导历史书写，都以鉴古喻今的方式参与了传统史学话语和现实政治秩序的建构。

历史书写由历史意识所决定，而历史意识的演进取决于历史进程的发展。汉晋时期对“蛮夷”的书写即是最好的例证。在王朝国家时期，各族群不断交往交流交融，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客观过程。而这一过程也在历代史家的书写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从更长的时段来看，文化层面的族群凝聚本身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朝代以及区域，而是一以贯之、绵延不绝。这既是中华民族由多元文化走向一体格局的真实轨迹，也是中华文化璀璨多姿、源远流长的历史依归。

（责任编辑  纳梦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