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崇圣寺三塔： 屹立于苍洱大地的一部“三交”史

大理历史上是内地通往缅甸、印度的重要通道和商埠，商贾的往来和人口的迁移，使大理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舞台，大理崇圣寺三塔更是南诏大理国时期苍洱大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南诏地方政权在大理地区建立后，内地的各民族知识分子、手工艺人、商贾等进入大理地区，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化。

南诏大理国时期王权的稳固、洱海地区社会秩序的建立，促使佛教文化在大理地区广泛传播。根据当时的历史发展潮流和大理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佛教除从中原地区和西藏传入外，还从印度、缅甸传入。佛教在大理地区有1300多年的历史，影响深远、广泛。已故著名民族学家、云南民族大学教授汪宁生认为：“尽管古代儒、道、佛三教并存于大理，若论影响之广之深，首推佛教。故中古时期，大理文化实可称佛教文化。”自唐代佛教传入大理地区以来，大量传抄和学习佛经，促进了信教群众对汉文化的学习；大量兴建寺庙、雕塑佛像，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技艺高超的建筑师、雕塑家和艺术家。佛教提倡的以和为贵、与人为善等，对当地各族群众亲善友邻、温良性格的形成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大理曾有“妙香佛国”之称，南诏至明清时期，苍洱之间佛寺林立，最多的时候有“小寺三千，大寺八百”。元代西台御史郭松年在《大理行记》中记载：“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

位于洱海之滨的崇圣寺是整个大理国，乃至整个东南亚佛教文化的中心，因此被誉为“佛都”。“南中梵刹之胜在苍山洱水，苍山洱水之胜在崇圣一寺。”崇圣寺建成后，大理成为南诏国、大理国时期的宗教活动中心。大理国曾有9位君主退位为僧，在崇圣寺中修行。因此，崇圣寺也是大理国的皇家寺院。

塔是佛教的建筑物之一，始于印度。佛塔传入中国后，建造佛塔之风也随之兴起，能工巧匠们运用原有的楼、阁、亭、台建筑技艺，建造出了种类繁多、风格各异的古塔。大理地区的佛塔，受中原古塔建筑的影响很深，吸纳了南亚、东南亚地区佛教兴盛地佛寺建筑的特点，但与傣族地区的佛塔有明显区别。大理三塔位于大理古城西北1千米的原崇圣寺门前，故又称崇圣寺三塔。据《南诏野史》记载，崇圣寺建于南诏劝丰祐时期（约公元824-859年），基方7里，有房屋390间，佛像11000尊，用铜45500斤，规模宏大，清咸同年间毁于兵燹。主塔俗称千寻塔，也建于南诏劝丰祐年间，是南诏权臣王嵯巅倡议修建的，塔高89.13米，塔身方10米，为16级密檐式中空方塔。塔身愈上愈收缩，笔立入云，气势雄伟。其建筑形式与西安大雁塔、小雁塔相似。相传，唐王朝派了恭韬、徽义二位工匠来大理设计和指导修建。千寻塔后方还有两座小塔，分立于大塔西南、西北两面，均距主塔70米，与主塔成等腰三角形。南北两座小塔，外观轮廓为锥形，是典型的宋代建筑风格，建造于大理国段正严、段正兴时期（约公元1109-1171年）。除宗教因素外，修建崇圣寺三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镇伏水患。大理古为泽国，多水患，据清代学者王昶所著《金石萃编》记载：“世传龙性敬塔而畏鹏，大理旧为龙泽，故为此镇之。”崇圣寺三塔集宣扬佛教、镇灾降邪和观赏三种功能于一体，是南诏国和大理国时期佛教文化盛极一时的历史见证，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和建筑价值。

1978年8月塔顶原塔刹铜轴内清理出大理国时放置的金、银、铜、铁、泥、木质佛、菩萨、天王、法器等共680余件，珍贵的有24厘米高的金阿嵯耶观音、鎏金大鹏鸟、棉布墨书《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梵字《中胎藏曼陀罗图像》、绢地金银粉书《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残卷等。这些文物古籍对研究唐、宋时期云南边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宗教艺术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大理崇圣寺三塔的建成与遗留，充分显示出南诏大理国时期中央王朝政权下的繁荣盛世，大理地区出现了各民族之间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景象。随着人口的迁移，各种文化在碰撞和磨合之中，最终形成了大理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大理崇圣寺三塔集中体现了各族人民在文化上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痕迹，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作为中国西南古代最雄伟壮丽的古塔，大理崇圣寺三塔充分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技艺，是大理古代悠久灿烂文化的象征，也是古代大理各族人民与中原人民密切往来的见证。直至今日，大理崇圣寺三塔文化依然吸引着许许多多的海内外人士前来学习借鉴，依然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媒介。

（责任编辑  刘瑜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