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民族中小学生版

云南的觉醒年代(上)

家园

□  文/龙梆企

“一直疏远正剧,但《觉醒年代》竟让我追起剧来。”类似的评论在网络上不少,加之目前豆瓣9.0的评分,充分说明这部历史剧的国民口碑。

人们对它的兴趣,除了大家大致已谈过的那些原因,还必定有一个潜在的语境。今天的中国人也正处在某种“觉醒年代”,和百年前的爱国者一样,对国家、民族的过去与未来,关切日渐浓厚。正是这相似的情景,让这个时代被重温。

这里不是要评论电视剧,而是引起一个话题——那些从全国各地来到北大校园里穿着长衫的新青年们,毕业后都去了哪里?在经历了时代激荡后,他们的人生,以及校园之外中国更大范围的“觉醒”是怎样的情形?换句话说,校园里的思想论争,还不是这个“觉醒年代”的全貌,接下来,我们就用云南所经历的变革来完成这个“觉醒”的拼图。

最初的觉醒

云南的“觉醒年代”,时间上比北京晚了几年。而最初的启蒙者,确实就是北大毕业的那批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学生。

昭通人龚自知是代表性的人物,他模仿《新青年》杂志,在昆明创办了《尚志》,“宣传民主和科学,宣传新文化”(《中共云南地方史(第一卷)》,p19)。

不过,模仿归模仿,在昆明当时的文化氛围下创刊的《尚志》,跟《新青年》还有一些思想距离。它没有《新青年》那么“新”,基本只能算新旧调和的产物。这一点,从两位创刊人的思想状态就可以看出。

《尚志》是龚自知和袁丕钧发起创办的。龚自知1913年保送北大文科预科,1917年暑假毕业,其间,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北大文科教授新旧两派的论争,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各种主张,他基本持同情立场。

袁丕钧对新文化运动也不陌生,但他属于另一个文化阵营,偏保守一派(用龚自知的评价就是“比较半封建化”)。他于1916年北大毕业,比龚自知早一年回昆,在省立师范任教。袁丕钧是袁嘉谷的侄子,而他的老师则是经学、史学大师黄侃,新文化运动中有名的反对派。

但是,有意思的是,老师一辈在北大打得不可开交,学生则在昆明搞起了合作,在昆明找到了共同的“敌人”。

1917年暑假,龚袁两人一见面,袁丕钧就很兴奋地说,“很好,免得我孤掌难鸣。”随后,他们商量如何在昆明搞点事。

龚自知:“教书打不开局面,还是仿照《新青年》来办一个杂志。”

袁丕钧:“哪里来的钱?”

龚自知:“让我碰碰运气。”

龚自知找了几个当官的,“我说要办杂志来搜罗地方掌故,提倡文史讲习”,随后果真弄到了每月100块的补助,杂志于是在1917年11月正式创刊。

在这之前,著名的辛亥革命元老、新文化运动中沦为保守派的章太炎到昆明,龚自知前去拜访,“谈到要办学术杂志,他大为兴奋,登时提起笔来,用篆书替杂志题上一个名字,叫作《尚志》”。

龚自知大概确实想把《尚志》办成《新青年》的昆明版。“我本来想仿效《新青年》用白话文写文章,但看到当时昆明风气不开,不拿出古文家的腔调来写,可能会受到文教界的齿冷,给杂志站不住脚。”所以,不得不在向新文化迈出一步后,退回了半步。

龚自知后来对这种矛盾处境有深刻反思。比如,他说,1919年2月25日出版的《尚志》上,他转载了李大钊的“鲍尔什维克主义之胜利”。但是,“我生怕受人指目为倾向过激,就另用笔名‘致志’写了《社会革命之过激运动》”,半真半假地批评十月革命。

而这种“思想上歧路彷徨,反复波动,忽冷忽热的混乱苦闷情况”,也不只是他个人如此,“而是有不少同调的人”“同时站在十字路口”。“觉醒年代”,也是剧变年代,特别是“十月革命”后,新文化运动再一次促使中国思想界分裂,于是几年前还是兄弟、战友的,后来又变成了仇敌。

昆明的思想界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其渐进的变化及其矛盾,都反映在《尚志》这个杂志的取向上。但是,这本杂志,正如1962年龚自知反思说,“尽管自命为新文化而摇旗呐喊,但只是运动当中一名右翼走卒,大大跟不上时代。”

1919年10月,正在经历五四运动激荡的昆明,思想、组织上开始跟上全国的步伐。《尚志》走到了它的终点。而此时23岁的龚自知的人生也发生了转折,从日本游学回来后,1920年5月,在云南少壮派军官支持下,他创办了更激进的《民觉日报》,10多天后因批评唐继尧专政被“打断其左右两手和右足”,这位启蒙者付出了身体的代价。(《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P138-145)

国文的重要性

杨春洲也是昆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经历者。1919年,他16岁,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读本科,他的英语老师就是龚自知。从杨春洲这种学生角度,我们更加能够理解在昆明搞新文化运动的不易。

“学校的方针政策是培养封建奴才。正因为是名牌学校,这方面的措施更严格。”云南省立第一师范,现在属于昆明学院,在1922年云大创立前,是昆明最好的高校。它是公费学校,吃住穿、书籍、笔记本全都公费,所以,当时深受穷学生喜爱,2000名考生,只录取60人,选拔的都是云南的精英。

也正是因为依赖于政府全额拨款,所以这所学校跟蔡元培任校长前的北大也有相似的守旧氛围。蔡元培改革北大时说,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研究学问。而这恰好说明过去的学校,谋求一官半职的风气最盛。昆明的省师大概也如此。

杨春洲批评说,学校开设有数理化生物等自然科学,以及英语,但“教学极不正常”,认为这些学科“没什么用处”。那么什么有用?国文,而且是以文言为主的旧国文——恰恰是新文化运动中要批判的东西。

“上师范是谋取资格,只要把国文学好了,能写文章,能做公文,能写应酬书笺,毕业后既有资格,又有‘才能’,就能就业甚至飞黄腾达”。

文言教育如此重要,所以旧式文人还掌握话语权。杨春洲说,省师当时有两个有名的国文教师,其中一位袁蔼耕(袁嘉谷之子),对《文心雕龙》倒背如流,他们“一贯厚古薄今,不但看不起白话文,甚至明清以来的文字他们也看不起”。

学校保守,教师保守,那学生的态度如何?

杨春洲说,像他这样的学生,在这种风气下就“好高骛远”“眼高手低”“崇拜古文”。至于人生“理想”,则是练一手好字,谋一官半职。(《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四辑)》,p4-7)

学校师生如此,难怪北京归来的袁丕钧和龚自知等人,会在苦闷之余,另谋启蒙的新路。结果就正如前面所言,也未能打开局面。

新文化运动,白话文是焦点之一,文人的新旧也就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对白话文的态度,而昆明新文化运动成效有限,也受制于这种更为大众化的语言文字的推广困难。那么,为什么白话文那么重要?

用今天网络时代的经验很容易理解,白话文(也叫语体文)在当时的意义,就像现在自媒体对于传统媒体的意义。它让个体表达更加轻松、自如,是推动社会启蒙的根基性的变革,“提笔作文,不再像从前那样焦头烂额,而是可以挥洒自如,容易脱手成章”。改变的已经不只是写文章的用语,也是思考中国的新方式。(《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P145)

1917年的《尚志》想用白话文而不敢,但到第二年,1918年《救国日报》创刊时就已经没有这个顾虑了。主编张天放是腾冲人,1893年出生,参加过1911年的腾越起义,后来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1918年被云南留日同学推选为代表回昆明组成救国团,为了抗日救国创办了这份启蒙大众的刊物。

龚自知和张天放是同龄人,都是在省外培养的云南“新青年”。他们在外求学,并把从外面学来的进步思想带回云南,启蒙云南。不同之处是,一个在北京成长,一个则在日本留学圈里受影响。不过,这两位加起来,多少表明,云南的“觉醒年代”道路不止北京这一条——至于这两条道路有没有一些区别,这里就不赘言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风雨同舟(专辑一)》,p36-37;《中共云南地方史(第一卷)》,p30)

云南人的爱国与革命

尽管1919年前夕,昆明学界的思想依旧不具备北京那种新文化氛围,但云南的思想界却有一些突出的优点,那就是地处边疆,有跟帝国主义打交道的经验——被欺负的经验,所以反帝爱国热情炽热而真诚。

杨春洲是石屏人,他回忆说,在建水、石屏等地,经常看到法国人欺负他们的越南奴仆的场景,而在滇越铁路上,又经常有法国人或他们的越南奴仆,大声辱骂、殴打国人。“这种现象,激发着青年们对帝国主义的无比仇恨,唤起了誓死不愿当亡国奴的爱国热情。”(《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四辑)》,p4-7)

比杨春洲小几岁的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学生杨青田,对云南五四以前的社会风气也有一番观察和分析。云南,“一般说较之先进省份为落后,但有它的特点。……在反帝斗争中是个前线”。对帝国主义有切肤之痛。杨青田也提到滇越铁路,这是知识分子们出滇不得不经过的路线,但因为要路过法国殖民地越南,所以经常受到各种各样的羞辱。

比如,“在检查身体时,一中国人偶然一笑,即被法国人从背后往他屁股上猛踢一脚。”“我的帽子,也在检查中被他们扣下。”杨青田总结说,“这一切都激起了人民群众正常的愤怒。”(《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p14-15)

经历过帝国主义的霸凌,云南的知识青年在那个觉醒的时代,很快就成为革命的先行者。比如,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在北大读书的云南籍学生王复生、王有德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的行动。第二年,他们还与邓中夏等19人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组织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成长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而在清华学校就读的白族青年施滉在五四运动中,担任清华学校学生会会长,也是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中共云南地方史(第一卷)》,p27-35)

云南本身就具备培养时代“新青年”的沃土,所以,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还只是昆明一个中学生的杨青田,很快就成长为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从龚自知、张天放到杨青田,云南觉醒的速度越来越快,终于赶上了全国的速度,并在本土培养起了肩负时代使命的新青年。不无巧合的是,龚自知、张天放后来是进步的民主党派的杰出代表,而腾冲人杨青田在进入北京大学读书后,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几位后来都有交集,杨青田后来回云南参与到云南建党,为党的统战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 

(责任编辑 刘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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