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的觉醒年代（下）

□  文/龙梆企

“五四运动”距今102年，但历史并没有远去。上大学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讲“五四运动”时，强调了一个被人们忽视的观点：他认为，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不断融入世界，但又不断受挫的历史。而“五四运动”之所以爆发，一个原因就是融入失败。而近年来，随着“芯片”危机，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围堵、制裁和诬蔑，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五四”的时代精神。

中国文化向往世界大同，对外主张和平，也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平等相待。“巴黎和会”前，国内舆论非常乐观，认为“公理战胜强权”的新时代到来了，中国即将融入新的世界。但是，这次国际会议的结果却与中国设想的完全不同。列强为讨好日本，把盟友中国出卖，“一战”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被转让给了日本，中国主权和利益再一次被无视。消息传入国内，国人群情激愤，于是1919年5月4日的北京抗争席卷了全国。

“巴黎和会”外交失败造成的重击，不仅仅是丧权辱国，更是世界观的摧毁，救国道路重新被选择。“五四运动”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进一步分化，一部分人最终抛弃幻想、拒绝妥协，选择了坚定的民族革命的道路。“五四运动”不仅是文化的觉醒，更是民族精神的觉醒。

6月4日的“国民大会”

百年来，昆明的城市中心还是没变。1919年6月4日，云华茶园（旧址在今昆华医院）往日昆明人喝茶看戏的场地，被改成了一个全城聚集的临时政治舞台。这天中午，1万多昆明人到这里参加“国民大会”，商讨对“五四运动”的声援。这座几年前以“护国”闻名的城市，在国家、民族面临新危机的时刻，再次站到了历史前台。

“国民大会”盛况空前，据当时媒体报道，会场经过精心布置：“场中桌椅备齐无缺，以戏台做演讲台，台中设演讲席，左置速记席，右置书记席。”来宾坐在厢楼上下及天井里。舞台上悬挂了胶州及青岛地图和“云南国民大会”六个字，“右楼走栏悬青岛之地位及形势产业商务概说”，“门口贴‘人心不死，事尚可为’及‘救青岛即所以救中国’等字样”。（《滇声报》1919年，6月9日-11日连载）

会场空间显然装不下源源不断涌来的人群，特别是人数最多的学生——《滇声报》载，全城学生从师范生到小学生都参与了这次爱国行动。他们扛着写有“还我青岛”“勿忘国耻”字样的大旗和“力争青岛”“誓言杀国贼”“挽回国权”或“头可断，身可杀，青岛不可失！”等字样的小旗，在茶园外面的体育场休息等候。

“国民大会”大约12点召开，主持者和发言嘉宾，主要是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里的爱国进步人士——当时学联还没有组建。省议会是此次国民大会联合发起方之一，正议长李映川担任主席，其他发起机构有教育会、总商会、报界联合会、省农会、三迤总会、救国会、国民后援会、尚志学社等等。虽然“全体学生均列队赴会”，但“来宾既众，座无虚席，不能不请各校大队退出，仅留班长在场静听”。北京的“五四运动”学生是先锋，云南的“五四运动”有些不同，至少在“国民大会”这个环节，学生们还不是主角。

“五四”前的云南爱国行动

这次昆明的“国民大会”，并不是首次召开。它的第一次会议是1919年3月6日举行，此时“五四运动”还没有发生。昆明为什么会召开“国民大会”，目的是什么？据当时《义声报》3月15日的报道，旨在“筹议对付日本干涉我国在欧和会发言权之策”。当时巴黎和会正在召开，但日本正在谋夺中国山东等地主权，压制中国声音。云南虽然信息比较闭塞——北京上海的报纸要两个星期才能抵达昆明，但爱国行动却很迅速，而且爱国行为也非常懂现代政治的操作。

3月6日这天，会议在三迤会馆（现在西仓坡）举行，“各界到者八百人，由救国团散布四年（1915年）五月中日密约及军事协约条件原文。”这个密约，就是日本用于灭亡中国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现场“阅者咸怒发上指”。午后一时“摇铃开会”，三迤总会会长黄玉田先发言，他介绍了“巴黎和会”上，“因我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两君提议青岛事件，日本即命驻京日使小幡西吉恫吓北京政府，欲限制我国发言权，要求撤换顾、王两代表”。

黄玉田是爱国媒体人，几年前云南讨伐袁世凯时，他就担任了刚创刊的《滇声报》（1914年）的编辑长。《滇声报》在云南五四运动中扮演很重要的宣传角色，我们今天了解那段历史，也很依赖于当时的报道。作为“国民大会”的发起人之一，他总结这次会议目的说：“此乃主权所在，存亡所关，故特开国民大会，请到会诸君等商对付之法云云。”

随后发言的人，几乎全都是一致的爱国主义的立场。省议会正议长李映川介绍了中日“密约”条约情况，以及“中国危险之状况”；一个副议长则认为云南有讨袁护国精神，在国家主权危急关头，理应站出来承担责任，所以，不能不开“国民大会”，“以尽国民之责”；“赤十字会”会长李月卿女士则发言说，“中国存亡荣辱”，“万不容坐视不救”；张天放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1918年被云南同乡推举回昆明后，创办了《救国日报》。他提醒与会众人，“吾国最大之仇敌与之不共戴天者”，就是日本。他还列举了日本对“我之阴谋”，“最残酷最显著”的三种，“总之，日本人民无论男女，无一时不欲亡我中国，奴我人民”。张天放这位日本名校的腾冲学生的发言，似乎比较有说服力，当他说到我们国家即使三尺童子，脑袋中也要经常有对付日本的思想，而这才能“张我国势，复我大仇云（众大拍掌）”。

因为开国民大会就是要商量对策，所以现场发言嘉宾也提出了一些具体工作的倡议。比如，有主张让中国外交官把日本侵华的“密约”在“巴黎和会”上公布——这招后来我们知道不管用，中国照样被欧美盟友出卖，倒是李月卿提出“抵制日货”，后来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动员效果，经6月4日的“国民大会”决议通过后，成为云南五四运动最重要的一项成就——1960年代，云南五四运动当事人回忆说，此后日货在云南几十年里几乎绝迹。（《义声报》，1919年3月15日第四版）

前面花了好些篇幅介绍“国民大会”的缘起，主要是因为这个会议很少有人知道，然而它对我们了解云南五四运动的特点，尤其是重温云南人的那份爱国精神又必不可少。现在言归正传，接着介绍6月4日云华茶园的现场。

学生的游行

6月4日的会议，流程跟此前3月6日的几乎一样。先是摇了几声铃铛，表示开会。接着是主席致开会辞，宣读大会宣言书，以及几封发往北京的电文——一封通电全国，一封给巴黎专使（会议上大家还商量如何修改措辞），接着是代表轮番发言，第六个环节是让各校留在会议现场的代表，到会场外面跟学生喊话，然后组织全体学生起立，“向国旗脱帽”，“三呼‘还我青岛’”，最后摇铃散会。

6月4日的后半段活动历史关注比较多，各校学生“列队出公园举行游行”，游行路线：从广聚街，过得胜桥，转太和街，入大东门，然后分头回校。《滇声报》的报道强调：“沿途秩序井然，并无丝毫之紊乱。”

《滇声报》的报道其实不完全准确（应该是有意维护学生形象），6月5日云南全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陈维庚呈交给唐继尧的密报说：午后两点过，学生五六百人的队伍，路过日本理发店、某镶牙店时，“竟将纸旗乱丢，并有用石击于楼上”。这份报告很详细，记录了楼上“被击坏玻璃三块”，楼下被旗杆“夺坏玻璃捌块”等细节，堪称纪录片式的还原。

不过，运动初期，云南政府和民间对爱国行为都比较有一致的看法。警察方面也有意维护。比如上述报告还说，调查发现闹得最凶的是省立第一师范（“师范”）、省立第一中学、私立成德中学三校学生。但“查该学生等对于青岛问题，开会力争，其爱国热忱固属可嘉”，只是他们扔石头等行为“殊欠文明”。

多年前，我的一个老师在一本权威的学术期刊上发文说，“五四运动”从最初学生表达反日和爱国到后面持续性地罢课，是北洋政府危机公关的失败。相形之下，有着反对北洋政府的政治传统的云南地方政府，反倒更有智慧，在初期表现出了与学生同仇敌忾的一面。不过，等后来运动从声援北京学生、反日，发展到进一步改造旧文化，改革云南内政时，唐继尧政府与云南“五四运动”的冲突渐渐不可调和。而这一切的变化背后，是运动领导权的慢慢转移。

运动中的学生爱国会

《昆明市志长编（第九卷）》用260多页的篇幅完整回顾了云南五四运动的历程。在这个史料长编中，云南五四运动的过程，有着电影剧情一样的起承转合。尽管我还没有看到有学者专门论述，但从这份档案和报刊材料汇编看，云南的五四运动，在学生爱国会成立后，领导权应该发生了实际的转移。

此前的“国民大会”是6月4日运动的主角，参与者主要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进步人士，他们身上体现了云南从辛亥革命以来的爱国与进步的传统，这点不能忽略。但另一方面，这些上层士绅，与政界、商界有密切联系，随着唐继尧政府态度转变，以及在抵制日货中利益受损，此前“国民大会”阵营就慢慢分化分解。倒是在与唐继尧政府斗智斗勇下组建的“学生爱国会”（后来改为“学联”，被纳入全国五四运动的统一组织中）把6月4日的运动发展为一次意义深远的思想启蒙。

学生群体对五四运动有着更贴近北京同龄人的理解。他们基本上就照着北京的模式，组织各种活动。省立第一中学的杨青田后来回忆说，北京学生运动的详细消息，是五月中旬才传入昆明，此前虽有电报但很简略，而报纸经过滇越铁路传入昆明，要两星期左右。

有详细消息传入，本土报纸，例如《滇声报》率先在5月23日介绍五四运动消息，27日又转载了北京国民大会致各省各界电文暨《北京学生宣言书》。与此同时，在学校读书的杨青田等青年学生，也开始根据掌握的情况，编撰《缘起》等传单，并在当时仅10所中等学校之间传阅，实现了昆明学校之间的联合。

“学生爱国会”正式成立于6月8日，成立地点就在第一次“国民大会”召开的场地。这个场地属于“三迤总会”，张天放从日本回来组建的“云南救国团”也设在这里。张天放在省立第一中学任教，学生中杨青田等人经常到这里找他，此前成立“云南救国团”时，杨青田等第一中学学生帮助很大，现在成立“学生爱国会”，张天放自然也要出力。（张天放：《昆明的救国日刊与昆明的五四运动》）

杨青田被选为昆明学生爱国会会长，这个组织后来从“昆明”的发展为“云南”的，安宁、大理、腾冲、思茅（普洱）、蒙自、昭通等地相继成立分会。9月后，随着学校开学，又改名为“中华民族学生联合会云南支会”（常简称为“学联”），这年11月，原“云南国民大会”也改为今天我们更容易理解的“云南各界联合会”。

学生爱国会行动力很强，在抵制日货方面，他们组织了专门力量与商界联合督查。在社会文化启蒙方面，形式更为多样。

各校分片区分小组，组织人到戏园或街头演讲。“每礼拜六下午到戏园演讲，时昆明有二个京剧院，二个滇戏院，与戏院先联系好，待戏演到一半时，停一段时间，即登台演讲。”（杨青田：昆明的“五四运动”）魏英白也是第一中学学生，据他讲述，演讲小组都是口才好的学生，一个小组人员有五六个、七八个不等，一个讲完一个讲，在每个小组周围，“都围绕着三五百人在听。最少的也有两三百听众”。即使六月间天气最热时，讲的听的都不怕热。讲到痛心处，常常是顿足捶胸，“大家都表现了热爱祖国，关心国事的心情”。（魏英白：《“五四”时期昆明学生的爱国运动》）还有一些人回忆，为了让群众喜闻乐见，他们还把演讲内容编成《莲花落》给群众演唱。

演讲和传单的延伸就是办报刊。省立第一中学有《滇潮》，昆明学生爱国会有《昆明学生爱国要刊》，1920年4月12日的“发刊词”里，这本刊物自问自答道：“我们爱国会何以印刷爱国要刊呢？”“我们现在还在学堂里上学，……不能对父老昆弟一个一个的讲话……所以才用这间接的分给法”。这段发刊词，非常“白话文”，在当时这也是新风尚，经历五四洗礼，文言文在云南终于彻底失去了根基，此前新文化运动没有完成的白话文革命，经历五四运动风潮后终于成功了。

云南五四运动中传播思想的另一个工具就是话剧。此前没有话剧，五四运动中，省立第一中学等学校率先组织话剧。魏英白参与了《打章宗祥》话剧的演出，他后来写了《学生演剧话当年》一文详细回忆五四运动中，他们排练话剧的经过。在这个话剧里，他扮演章宗祥、杨青田扮演一个女学生。这个剧反映了“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的一些历史片段，公开演出后还卖票，影响很大。当局对话剧的态度今天很难理解，我看学校与教育部门的文件往来，都反对话剧。另外，当时男女不愿意同台，所以，剧中的女学生是男生扮演。

到1920年1月，已改名的云南学联还进一步扩大社会实践范围，办起“义务学校”，杨青田说，省立第一中学最先办，地点在天君殿内，后来其他学校也办。尽管是免费的学校，但学生们办学态度认真，1922年还举办过专门的义校学生运动，可见持续时间之长。另一位当事人说，参与义务学校的这拨同学，组织了“大同学会”，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成为云南首个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张迪青：《“五四”运动后云南学生的团体活动》，《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P213）

云南五四运动何时结束，至今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不过，1921年之后，云南学生开始兴起出省读书热，此后几年间，数百位经历五四运动的云南青年精英离开昆明（通常在昆明读中学或师范），到了北京、上海、南京以及法国、日本等。昆明的氛围发生了一些改变，但离开昆明的这些爱国青年，多数又在陌生的城市重新团聚，他们在原有的“大同学会”经验上，组织了一些云南籍学生的社团，这些社团有“革新社”“新滇社”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新滇社”，一部分成员陆续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事实上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张迪青：《“五四”运动后云南学生的团体活动》，《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P217）

（责任编辑  刘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