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灿烂的云南青铜文化
◆文·图 / 冯申
新中国成立不久，云南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一位古董商人的手上买到了一批形制和花纹奇特的青铜器，但却难以断定其出土的地点。一年多后，晋宁籍的历史学家方树梅先生听说此事，便说起抗战时期，晋宁县的一些百姓曾在劳作时挖出过青铜器。
根据这一线索，考古队员经过调查后，将这批青铜器的出土地点锁定在了晋宁的石寨山。1955年开始，考古队员在石寨山展开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青铜器，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辉煌灿烂的云南青铜时代。
滇王金印：见证内地与边疆融合
司马迁曾在《史记》中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朝军队进入西南地区，在滇池周边地区设立了益州郡，派遣官员进行管理，同时封当地部落首领为王，赐予其滇王王印。但长期以来，这段历史只见于文字，始终没有任何实物来证明它的真伪。
1956年，考古队员在石寨山发掘出了一枚黄金质地的印章，每边长2.4厘米，高2厘米，重90克。印身上部是蟠蛇印纽，印上有“滇王之印”四字。这个发现震动了学界，《史记》中的记载终于得到了印证，是云南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一部分的铁证。
滇王金印的出土让我们对内地与边疆民族融合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西汉时期，中央政府在云南地区设置郡县，包括滇部落在内的各民族部落与内地的交往交流日益频繁，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内地文化与边疆各民族文化水乳交融，为祖国的统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终形成打下了重要基础。可以说，滇王金印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见证。
牛虎铜案：云南青铜器中的虎
今年是虎年。虎是中国十二生肖之一，是重要的中国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之一。在云南，以虎元素为核心的民族美术和工艺品可谓比比皆是，其中最为社会各界所熟知的，便是大名鼎鼎的牛虎铜案。
牛虎铜案于1972年出土于江川的李家山，铸造时代约为战国时期。它高43厘米，长76厘米，宽36厘米。据专家考证，其主要用途应该是在祭祀时盛放供品。
牛虎铜案的主体为一头大牛，呈站立状，头部伸出两只长长的牛角，其背部自然下落，形成了案面，四条腿为案脚。大牛的尾部被一只猛虎张嘴咬住，猛虎的前爪抓住牛尾，后爪用力蹬在牛的后腿上。大牛的腹部下方是一头小牛。
整个铜案设计非常精巧，一方面利用噬咬牛尾的猛虎使铜案前后保持平衡，另一方面大牛腹下的小牛与大牛呈十字形，增加了铜案自身重量，使案体更为平稳。
牛虎铜案铸造工艺精美，艺术表现手法娴熟，既是云南古代青铜器的代表之作，也是不可多得的中国古代艺术珍品，与甘肃出土的东汉铜奔马相齐名，被誉为“南北双绝”，是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今年伊始，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展现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历史脉络的“何以中国”文物大展中，牛虎铜案就作为云南省的代表文物参加了展览，吸引了社会各界的目光。
牛虎铜案之外，云南从战国至汉代的青铜器中还有很多出现了虎的形象。例如，剑川沙溪的一件战国时期的铜头箍上便铸有8只老虎的形象；呈贡天子庙的一件战国时期的铜扣饰为一只猛虎张口呼啸。这些都表明，至迟在秦汉时期，虎崇拜在云南各民族中已经非常普遍。今天，云南不少地方的彝族、白族、纳西族、哈尼族等群众，仍然视老虎为吉祥物。
放眼全国，我们会发现，虎崇拜、虎文化并非云南所独有。比如，早在6000年前的河南濮阳西水坡墓葬中，就出现了用蚌壳塑造的龙、虎形象。这条龙被我们称为“华夏第一龙”，其实这只虎也可以称为“华夏第一虎”。在中华文化中，虎是重要的文化符号，例如“四象”有白虎，不少地区有给儿童穿戴虎头鞋、虎头帽的习俗；此外，成语俗语中涉及虎的也很多。由此可见，虎作为中国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之一，早已融入各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
铭刻在青铜器上的交往交流交融史
云南的青铜时代始于商代晚期，结束于西汉晚期。在云南各地如滇西的剑川海门口、滇中的楚雄万家坝、滇东的曲靖八塔台、滇西南的昌宁大甸山、滇东北的昭通营盘等地都发现了青铜时代的遗址和墓葬，出土了大量青铜器。而滇池周边的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东周至汉朝的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更是代表了云南青铜时代的最高水平。
云南各族先民携手创造了云南青铜文化，同时，云南的青铜文化又受到了内地青铜文化的影响，这充分反映了在中华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云南各民族之间，以及边疆与内地在文化上已经有频繁的交往和联系。
比如，我们都对四羊方尊、后母戊鼎这样的精美商代青铜器赞叹不已，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想过商代青铜器的原料来自何方。青铜的铸造需要在纯铜中加入锡或铅的合金，而云南作为有色金属王国，盛产铜和锡。在遥远的商代，云南的铜和锡有没有可能输入到内地呢？
答案是肯定的。经过学者对安阳殷墟妇好墓中的青铜器，以及中原地区出土的商周时期青铜器进行的铅同位素比对研究，证明其中部分青铜器的矿石原料来自于云南的东川矿区。此外，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也被证明使用了云南的矿石。
云南向内地输送了矿石原料，内地则向云南传播了青铜器铸造技术。失蜡法是我国最早发明的青铜器铸造工艺，春秋时期就已经广泛使用，著名的曾侯乙墓出土的铜尊上的装饰就使用了失蜡法。失蜡法在云南的青铜器铸造中使用也很普遍，一些比较复杂的造型就是用这种方法铸造的。从技术传播的角度我们可以推断，内地的青铜器铸造技术逐渐传播到了云南地区，对于云南青铜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我们虽然还无法知晓在三千多年前，云南与内地之间的矿石输送通道和金属铸造技术传播通道，但却可以清楚地知道三千多年前云南与内地之间已经有了频繁的交往。因此可以说，内地和云南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早已铭刻在了众多的青铜器上。青铜器不但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绚丽瑰宝，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的重要见证。
响遍东南亚地区的铜鼓
铜鼓是一种在我国南方及东南亚各国稻作民族中广泛流传的打击乐器，其基本形制为“通体皆铜，平面曲腰，中空无底，侧有四耳”。自两千多年前出现后，延续至今仍有不少民族还在使用，可谓生命力旺盛。
铜鼓发源于何地，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但从出土的铜鼓及其类型分析，基本可以肯定铜鼓的发源地在云南。
目前发现最古老的铜鼓出土于楚雄的万家坝墓葬中，年代大约为春秋早期。万家坝铜鼓造型古朴，铸造较粗糙。其鼓面多有太阳纹饰，腰部则装饰花纹。万家坝铜鼓是从铜釜（一种炊具）发展而来，在使用中经历了“又当乐器又当锅”的初始阶段。
石寨山型的铜鼓是在万家坝铜鼓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其铸造非常精美，纹饰复杂，鼓面较大，年代为战国末期至东汉时期。石寨山型铜鼓的鼓面有太阳纹、翔鹭纹和其他几何纹饰，鼓身则有牛纹、鹿纹、船纹等。
作为乐器的铜鼓，更多是在祭祀这样重大的场合中使用，是权力的象征，因此，也可以把铜鼓称为礼器。很多石寨山型铜鼓还被改造成为了贮贝器。收藏在云南省博物馆的“西汉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就是由铜鼓改造而来，在直径31厘米的器盖上铸造了高约3厘米的人物52个，人物服饰刻画精细，动作鲜明传情，堪称精品。这件贮贝器也是云南省内唯一一件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禁止出境展览目录的文物。
值得一提的是，铜鼓也是中华文明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源自云南的铜鼓击打发出的音符不仅响遍了中国南方，也响遍了东南亚各国，为促进古代中国对外友好交往作出了重要贡献。
（责任编辑 刘笑）
